两岸关系、台湾政治生态与中国国家认同
关键词：湾政治生态；中国国家认同；大陆对台策略：“想象的共同体”
一、引言
两岸关系是中国政治现实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客观、理性地研究这一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所以国内学术界（李家泉，1991；章念驰，2002；潘叔明，2003；徐博东，2003；阎学通、漆海霞，2005；刘国深等，2006；王曦、李杰，2006，2007）对这一问题非常关注。但他们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集中于如何解决问题，注重于提出对策建议，或是针对台湾地区政治与两岸关系中重大事件的描述，但对事实的分析与解释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其理论分析水平与学术品质有待提升。这种研究状态在台湾学术界也同样存在（包宗和、吴玉山主编，1999：34），只是没有大陆学术界这样普遍和深重。
这种欠发达的学术研究状态的出现，可能正如邵宗海与苏厚宇（2005）所评论的，是由于两岸关系错综复杂的特性，其不仅有二十世纪世界历史潮流与国内各种之间势力的问题交结，也有现阶段不同政治体系与理念之间的冲突、纠葛，因此难以一般的研究方法来对之进行解释。但是，在两岸关系的理论建构方面，台湾学者已经走在中国大陆学者前面，如吴玉山（1997）的小政治体在大政治体的阴影下的抗衡或扈从的极端点选择模型。
本文试图在理论上建构一个“（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形成退化”模式，以对两岸关系现状与台湾政治形态的特征事实进行解释，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反思近二十年来的大陆对台策略，以改善中国大陆的对台策略，更理性地增加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感，而不是非理性地以牺牲自身劳工、环境的利益来拉拢台商，同时却以讽刺性的报道来贬低台湾的民主成就。这也是本文试图在改进两岸关系态势的政策制定上的雄心所在。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从外部因素（中国大陆的对台策略），而不是从内部因素，来解释两岸关系现状与台湾政治形态的特征事实。
本文首先归纳出关于两岸关系现状与台湾政治形态的特征事实，而这些特征事实又可归结为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形成退化趋势的问题。其后，本文通过理性选择分析的进路，发现台湾政治生态中的这些特征事实与中国大陆的自身状态及大陆对台策略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也就是，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退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大陆的集权主义政治体制，与大陆社会低度的民生、民权状态，以及大陆对台策略的失当所致。因此，中国大陆需要改进其集权主义政治体制，提高民众的民生、民权状态，以及改善大陆对台策略，以遏制这一退化趋势和优化大陆的对台态势，并促使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进入良性循环。
本文所研究的两岸关系状态与台湾政治生态的具体时间段，是自20世纪90年代起至今的二十年，这二十年是台湾地区脱离威权政治体制并继续推进民主化的时期。
本文的以下结构是这样安排的。第二部分归纳了关于两岸关系现状与台湾政治生态的特征事实，而这些特征事实又可归结为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形成退化趋势的问题。第三部分介绍本文的立论前提与研究理路。第四、五部分解释了两岸关系现状与台湾政治生态的特征事实；研究发现，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退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大陆的集权主义政治体制，与大陆民众不完善的民生、民权状态，以及大陆对台策略的失当所致。进而，本文在第六部分反思了二十年来的中国大陆对台策略，并相应地提出改善大陆对台策略的建议。最后一部分是文章的结论。
二、两岸关系与台湾政治生态的特征事实
所谓的特征事实（StylizedFacts ）是指在一个较长时间段内，稳定地出现的、显现规律性的、能够反映社会现实运行的真实情况和基本特征的具有代表性的关键性事实。对于特征事实的描述与解释是社会科学研究中进行理论建构与检验理论解释力的一个重要契机。
二十年来，两岸关系现状与台湾政治生态中出现了三个特征事实，这也构成了台湾政治生态的一个基本面相，而且，这些特征事实具有反常于政治科学中的一般性命题与惯常政治现实中的普遍现象的典型性。这三个特征事实是：
（一）“蓝绿之争”成为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的突出议题。
在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中，一般是以民众的个体自由、权利、福利改善、政府的服务效能为归宿的社会经济公共政策即“左右之争”为突出议题，其它议题往往居于次要地位，难以成为政党政治中的突出议题。相应的，其政治格局往往出现政党轮流执政的“左右钟摆”现象，如美国偏左的民主党与偏右的共和党在总统选举与国会选举中的均衡对峙，英国左派的工党与右派的保守党在议会选举中的执政地位轮替等。
而在在台湾政治民主化转型及稳固的进程中，统独争议成为主宰着台湾政治运作的主要社会分歧，这一话题是台湾政党形成的一个重要分野，所有的政党都依附在统独的议题上。1
可见，台湾选举政治中“蓝绿之争”成为突出的话题，其反常于一般的选举政治形态。
（二）两岸的经济交流越热，政治上统一的认识距离越远。
一般来说，两个地区随着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开展，相互的认同感就会增强，政治上的向心力就会增强，越容易形成政治上共识。例如，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发源地的欧洲，经过半个世纪各国之间在经济、能源、社会问题等各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降低了相互之间的敌意与不信任，淡化了主权意识，并形成了一个超级国家联盟――欧盟（包宗和、吴玉山主编，1999，第二章）。
而两岸之间却出现了与之相反的局面。两岸在经济层面合作一体化，而政治认识上却疏离，即“经济合作”与“政治疏离”共存的悖反现象（包宗和、吴玉山主编，1999：3）。而且，这种“经济结合、人心分离”（若林千丈，中译本，1994）的状态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已存在。2
依据“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重要政治态度分布趋势图”中“台湾民众台湾人／中国人认同趋势分布图（1992年06月2009年12月）”，从1992年6月到2009年12月，自我认定“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人数比例一直在40%-50%之间；但自我认定是台湾人的比例持续上升，至2009年12月已达到51.3%；而自我认定是中国人的比例持续下降，至2009年12月仅剩下4.2%，还不到1992年6月时的六分之一。“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重要政治态度分布趋势图”中“台湾民众统独立场趋势分布图（1994年12月-2009年12月）”显示，从1994年12月到2009年12月，“偏独立”的人数比例持续上升，到2009年12月时为20.1%；而“偏统一”的人数比例持续下降，到2009年12月时仅为9.9%.
3主张“尽快独立”的人数比例都超过主张“尽快统一”的人数比例，而且主张“尽快独立”的人数比例持续攀升，而主张“尽快统一”的人数比例则持续下滑。到2008年3月，主张“尽快统一”的人数比例为1.7%，而主张“尽快独立”的人数比例为6.0%.而且，主张维持现状以后“独立”的人数比例为17.1%，主张“永远维持现状”的人数比例为20.0%.4
（三）以“统一”为识别符号的政党淡化了这一识别符号。
原先以“统一”为识别符号的中国国民党进行了政党路线调整，转而强调“台湾优先，以台湾为主”、“不排除公投”等，淡化了“统一”色彩，甚至可能抛弃原有的“统一”主张，也就是“加台去统一”。而坚守于中国统一的亲民党、新党在台湾的选举政治中迅速泡沫化。“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重要政治态度分布趋势图”中“台湾民众政党偏好分布图（1992年6月2009年12月）”显示，偏好亲民党的民众比例从该党建立之初的17.5%持续下降到2009年12月的1.0%，偏好新党的民众比例更是下降到了0.8%.
以上的三个特征事实也是构成了台湾政治生态的基本面相与两岸关系现实结构中的主要事实，因此，对于这三个特征事实的解释，可以构成对两岸关系现状进行实证分析的理论框架。
我们将在后文表明，以上关于两岸关系现状与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的三个特征事实，其实都是围绕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问题展开的。因此，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会出现持续退化趋势？
三、研究路径
本文立足于四个基本前提假设，在这里，我们将要论证这些基本假设并不是任意的，而是合理的。
（一）民主选举制度使得民众的自主意识和本土认同感增强。
在威权政治体制中，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最高统治者或统治集团，民众基本上没有影响力。而在民主选举制度中，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民众手中的选票，民众可以自主决定谁上谁下，而且，民主政治体制的运行也以民众的自主意识为基础，因此选举制度使得民众的自主意识增强。
由于投票总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进行，在选举过程中，这一地域范围内的各种选情信息充分流通。而由于一个人的选票不可能让自己满意的候选人当选，因此，需要考虑和了解到其他人的投票意向，这样也增加了这一地域范围内的相互认同感。并且这种本土认同感会随着民主选举制度的开展而不断增强。
而且，在选举时期，各种关于公共政策的辩论充斥着印刷品、媒体，在该选举范围内，人们能够投过印刷品、媒介与不认识的他人享有共通的情感与共通的公共意识，于是与不认识的他人形成了“想象的共同体”
（二）民主选举制度下的各个政党，作为选举机器的运作，需要以不同政治主张作为其识别的标志
台湾地区经过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政治转型，已告别了“疑似列宁主义”党国一体的体制（若林千丈，中译本，1994），政党退出了公权力，实现了政党仅仅作为选举机器的运作。无论是内造型的政党还是外造型的政党，其政党运作都是以选举（总统选举和立法院选举）为中心，作为识别标志的，主要是“蓝”“绿”这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这时政党的竞争类似于厂商之间竞争，在选票市场上竞争。
（三）中国大陆集权主义政治体制与对台湾含有主权要求的军事压力的存在。
中国大陆集权主义政治体制所导致的大陆社会处于低度的民生、民权状态。两岸的政治主体都宣称对对方享有主权领有，但由于双方在综合实力上差距过大，事实上只能是大陆对台湾的主权要求才有可能兑现（吴玉山，1997）。而在军事上，大陆进行以台湾为日常性军事布置的对象，并且在敏感时刻与敏感区位进行针对性的军事演习（如1995年与1996年）。中国大陆对台湾含有主权要求的军事压力对于台湾地区现存较为完善的民生、民权状态而言，则是事关生死存亡的。
（四）存在一个强大的、对民主政体有着强烈偏好的美国。
这是指美国对中国大陆集权主义政治体制的不信任，和对台湾民主政治的认同。这个假设较有现实性基础，这是因为对民主政体的坚定认同是美国的立国基础，也是美国国家认同的基石（亨廷顿，中译本，2005）。那么，如果美国以台湾问题来遏制已实现民主政治的中国的和平崛起即不是基于对民主政体的偏好，而仅仅是针对中国，那么这一行为就可能会威胁到美国国家认同。因为外交上的“国家利益来自国家认同，要知道我们的利益是什么，就得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亨廷顿，中译本，2005：9）而且，周琪（2000）通过对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的考察，发现由于美国政治文化中的“美国例外论”，即美国人自认为是上帝的子民，其自由价值和民主制度应当推广到全世界，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比大多数国家都富有理想主义和使命感，其在当代的表现就是在全球追求普遍的民主和人权。也就是，我们可以假设美国只有对民主政体的偏好，而没有特意针对中国、遏制中国的企图。
我们通过理性选择分析的理路，来研究上述两岸关系现状与台湾政治生态基本面貌的三个特征事实，通过假设－演绎法来解释这些特征事实，以理解两岸关系现状与台湾政治生态所形成的理性基础。这也可以证明本研究所立足的四个基本假设是稳健的
四、国家认同的形成机理
这一部分将分析国家认同的含义、内容与形成机理，以理解下一部分的台湾民众对中国国家认同（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的弱化趋势。
国家认同就是“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一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理活动”（江宜桦，1998：9），是指公民对自己所归属的国家的认同，这一认同至少与公民对其他社会团体的认同一样的重要，甚至在所有的社会团体认同中居于主导性地位。具体到中国，中国国家认同就是公民个体自我认定是“中国人”或自我认定“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国家认同是经过国界之内的人们经过不断的互动、协商、学习、定义、建构直至内化而形成的，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稳定的心理基础，也是国家建设（Nation-State Building ）的重要内容。
国家认同的形成与维持需要以下三个方面的支撑：（一）文化上有引以为傲的所共享的价值意义的历史源头。人是需要寻找意义的，所共享的价值意义的历史源头，使得个体获得一种稳定的归属感与精神的安全感。往往有越古老的文化源头所联系起来的认同越稳定、其凝聚力越强大、越不易被打破。
（二）现存的印刷品、媒介网络嵌入互不相识的人民以使他们享有共通的情感与共通的认识。印刷品所承载的事件及其评论，特别是关于公共政策与重大事件的辩论，使得印刷品发布圈中的人们能够透过印刷品、媒介与不认识的他人享有共通的情感与共通的认识，于是跟与不认识的他人形成了“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中译本，2005：33），也就是“印刷品资本主义”形成“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中译本，2005：第3章）。
（三）现代社会以公民权利为本位，共同的民权状态与公民间差距并不过大的民生状态―用安德森的话，就是，“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安德森，中译本，2005：7）这二者构成政治原则上的共同意识。如果没有共同的民权状态或公民间差距过大的民生状态，会导致国家认同问题上思想和社会冲突，或者很可能导致撕裂国家认同的意识与政治运动。
其实，这种国家认同问题广泛存在于多族群的国家之中。比如，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的国家认同就受到挑战。亨廷顿（中译本，2005）认为，由于美国历史较短，美国国家认同的建构无法依赖于共同的历史感，并不是由历史归因所界定的，“与许多欧洲民族相比，美立坚民族更是一个脆弱的和历史不长的结构。”（亨廷顿，中译本，2005：90）而且，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美国接纳过来自于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移民潮，“美国人没有一种共同的历史感，他们的祖先来自世界各地，是被一种共同的命运和共同追求《独立宣言》和葛底斯堡演说中所宣布的价值观维系在一起的。”（奥克森伯格，中译文，1998：42）美国的国家认同中的人种和族群属性因素已经消失。（亨廷顿，中译本，2005：17，34）因此，美国的国家认同，是由原则或信念所界定的（亨廷顿，中译本，2005：57-58）。
美国这样一个在同一治理体系中的国家认同发生问题，是由于原有在同一治理体系中的个体的归属界限发生跳跃，或来自于其他治理体系与其他文化传统中的移民的双重归属所造成的。“如果美国人没有认为这种价值观能超越各自祖先之间的文化差异的信念，他们就会按照各自不同的历史处于分裂状态。”（奥克森伯格，中译文，1998：42）
中国国家认同与美国国家认同在两个方面不同：（一）在缘由上，美国国家认同“是被一种共同的命运和共同追求《独立宣言》和葛底斯堡演说中所宣布的价值观维系在一起的。”（奥克森伯格，中译文，1998：42），而中国国家认同更多的归属于历史文化传统，是由历史归因塑造的。（二）在问题的发生领域上，美国是在同一治理体系中的发生国家认同问题，而台湾海峡两岸则是由于两个性质不同的治理体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集权政治与民主政治）而导致国家认同问题。
五、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弱化分析
学者一般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从内部的族群意识、党派分歧等）来研究台湾选举。如徐火炎（2004）认为在台湾选举中由“中国结与台湾结”两种原乡情感中所衍生出�淼那樾餍浴⒍粤⑿缘恼�治情感成为真正能�蛴跋旄髡�党选举策略拟定的关键因素。邵宗海（2006）发现族群意识对政治活动与中国国家认同、两岸谈判意愿的不同影响。与他们不同的是，本文将从理性选择的理路，以外部因素（中国大陆的对台策略）来对台湾政治生态的三个特征事实进行解释，试图对这一问题贡献新的学理认识。
民主选举制度下的政党，作为选举机器进行运作，必须能够表达民众的意愿，才能获得足够的选票。因此，政党之间的政治行为就类似于厂商的竞争行为。民主选举制度使得民众的自主意识和本土认同感增强，选举所带来的各种关于公共政策的讨论铺天盖地出现在各种印刷品和媒介，使得在投票范围内的人们能够投过印刷品、媒介与不认识的他人享有共通的情感与共通的认识，于是跟与不认识的他人形成了“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中译本，2005）使得本土认同感大大增强。
不同的政党需要以不同政治主张作为其识别的标志，有一些政党（如民进党、台联党等）就将其夸大为独立（分离）诉求，相应的，另一些政党（如国民党、亲民党等）将未来远期统一作为政党立场的识别。
一般的选举政策集，往往以民众的个体自由、权利、福利改善、政府的服务效能为归宿的社会经济政策（即左右之争）为主题，因为民众最关心的是自身利益的保障与改善话题，其它话题往往处于次要的位置。也就是说，“蓝绿之争”在一般情况下，只可能是作为一般性的话题而出现。
但由于中国大陆集权主义的政治体制与含有主权要求的军事压力的存在，以及强大的、对民主政体有着强烈偏好的美国对两岸事务的干预，使得“蓝绿之争”成为台湾政治的突出话题。具体分析如下：
二十年来的中国大陆对台策略主要是三点：经济合作、国际空间压缩与军事决心显示。其中，“经济合作”表现为给予台商以优惠政策，吸引台商投资，这使两岸经济融合，也使得台湾民众进一步了解大陆地区低度的民生、民权现状；这就引发了台湾民众的担心――在统一后（即使是未来的远期统一），台湾问题作为一国的内政来处理时，台湾民众目前所享有的较高水准的民生、民权将被降低。因此，基于民意基础的台湾执政当局就会疏远统一立场。
而且，这一时期，虽然两岸的民生、民权状态都在改善，但由于台湾地区在这一阶段进行政治民主化转型，实现了“主权在民”，公权力的法治化和规范化运作，因此，台湾社会的民权水平大为提升。同时，台湾在实现“经济奇迹”后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已有足够富裕的物资来建构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与能够照顾社会底层生存状态的再分配体制，已使社会保险普及化，自2008年起正式实施“国民年金制度”，推行“全民健康保险”，呈现“福利国家”的趋势，已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水平，这大大提升了台湾社会的民生状态。而大陆尚处于集权的社会主义体制之中，民权水平较为低下；也尚未建立初步的社会福利体系，民生状态较为艰辛。这样，两岸在民生、民权的差距越来越大，这就使得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发生了退化。
因此，两岸的经济交流越热，而在政治上统一的认识距离越远。据中国大陆商务部统计，从1989年到2006年间，台商投资大陆累计金额增加了140多倍。截至2007年9月底，台商实际投资达到450.4亿美元，大陆已成为台湾对外投资的最大目的地。而且，两岸的贸易规模也快速扩大。目前中国大陆是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截至2007年9月底，两岸的间接贸易总额累计达6933亿美元，其中大陆对台出口1196亿美元，台湾对大陆出口5737亿美元，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累计达4541亿美元。
但从1992年6月起，自我认定是台湾人的比例持续上升，至2009年12月已达到51.3%；自我认定是中国人的比例持续下降，至2009年12月仅剩下4.2%，还不到1992年6月年时的六分之一。12在统独立场上，从1994年12月起，台湾民众中“偏独立”的人数比例持续上升，到2009年12月时为20.1%；而“偏统一”的人数比例持续下降，到2009年12月时仅为9.9%.
“国际空间压缩”则表现为台湾的正式（官方大使级）邦交国数目减少至23个，主要大国都没与台湾建交。这对于早已融入全球化社会的台湾来说，其自主意识受到了损害。
而在民主选举制度中，由于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民众手中的选票，民众可以自主决定谁上谁下，而且，民主政治体制的运行也以民众的自主意识为基础，因此选举制度使得民众的自主意识增强。“国际空间压缩”对于自主意识日益强化的台湾民众来说，可以被解释成一种损害尊严的举动，会引起心理反弹。
“国际空间压缩”的另一个表现，是中国大陆在参加国际组织和外交活动时对“中国”这个象征性符号进行排他性的独占。也就是台湾地区在国际舞台上无法享有“中国”的符号，因为“中国人”的身份已被中国大陆人所独占。而且，民主选举制度所带来的台湾民众的自主意识和本土认同感的增强，其自我认定所归属的国家认同由于“中国”已为中国大陆所独占，因此，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逐渐整体性退场。但人又需要国家认同，因此，这时本土认同感逐渐蜕变为“台湾国家认同”即台独意识形态。
但是国家认同的建构需要长期的过程，因此，在台湾民众中，“台湾国家认同”在有限的时间内并不能完全替代中国国家认同，这就导致了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严重分歧”（施正锋，2001：148），“国家认同的歧异是当代台湾最重要、最显著的政治分歧”（吴乃德，1996：30）。但人又需要国家认同，因此，这时本土认同感逐渐蜕变为“台湾国家认同”即台独意识形态。
“军事决心显示”表现为中国大陆以台湾为日常性军事布置的对象，以及在敏感时刻与敏感方位进行军事演习（如1995年与1996年）。中国大陆对台湾含有主权要求的军事压力，对于台湾地区现存较为完善的民生、民权状态而言，是事关生死存亡的。这样不仅强化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政权的疑惑与恐惧，也增强了台湾民众对中国国家认同的疏远与离心力，这种疏离感与原先的中国国家认同感相互冲突，就使得“蓝绿之争”成为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的突出话题。
根据吴玉山（1997）的研究，在主权相互冲突的大小政治实体之间，小政治实体对于大政治实体只可能在“抗衡”和“扈从”之间做选择，因为相互平等对待的选项已经被大政治实体排除掉了。他以台湾和中国大陆的经济差距与台湾获得美国的支持作为自变项，以台湾的大陆政策（抗衡或扈从）为因变项，发现：虽然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的经济依赖持续增加，然而由于两岸的经济发展程度仍然有很大差距，所以台湾对大陆的主要策略仍然是抗衡。另一方面，由于华盛顿对台北保持了相当程度的支持，所以台湾以抗衡为主的大陆政策更获得了增强。
在台湾进行政治民主化转型之后，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不仅有原先的《与台湾关系法》的法律关系，而且对台湾（与集权主义体制的中国大陆相比）的保护与支持更符合美国的国内民意、国家认同与其外交理念、外交传统
也就是，中国大陆现行的集权主义政治体制与含有主权要求的军事压力存在使台湾具有在意图上疏离大陆。而强大的、对民主政体有着强烈偏好的美国对两岸事务的干预，增强了台湾抗衡中国大陆的实力、甚至在统独议题上与大陆的公开冲突。
因此，随着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政权的疑惧与政治离心的加强，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发生了整体性的退化趋势，因此，在选票市场上偏向统一（即使是远期统一）的市场份额大幅度收缩。那么，那些以“统一”为识别符号的政党在面临这种整体态势，将或者调整政党路线，或者被边缘化，因此，原来以“统一”为识别符号的政党也不得不淡化这一识别符号，如中国国民党强调“台湾优先，以台湾为主”、“去统加台湾”，才能在选举中获得选票，而坚定于统一的亲民党、新党迅速泡沫化，这也使得中国大陆在两岸关系的处置上日渐被动。
六、超越“港澳模式”
在以上两节，我们试图建构起适合于解释两岸关系与台湾政治生态特征事实的理论通则。在本节中，我们将根据前文所建构的理论通则，来反思二十年来的中国大陆对台策略。
台湾地区已实现了民主宪政转型和巩固，因此，台湾问题是台湾的民心取向问题，是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问题。因此，如果中国大陆要增加两岸关系中的有利于统一的态势，那么就必须增强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也就是，中国大陆需要超越“港澳模式”，建构新的两岸“想象共同体”。所谓“港澳模式”，简单的说，就是中国大陆将十多年来形成的对待港、澳的那套行为方式与准则也同样用来处理两岸关系。
（一）两岸相互开放报刊、图书、电视收视市场，推进两岸印刷品、媒体的交流与融合。
中国国家认同感的增强，不仅需要发挥“文化中国”的功用，更需要相互开放报刊、图书、电视收视市场，推进两岸印刷品、媒体的交流与融合，以使两岸形成“想象的共同体”。现存的印刷品、媒介网络嵌入互不相识的人民，以使他们享有共通的情感与共通的认识。印刷品所承载的事件及其评论，特别是关于公共政策与重大事件的辩论，使得印刷品发布圈中的人们，能够投过印刷品、媒介与不认识的他人享有共通的情感与共通的认识。两岸相互开放报刊、图书、电视收视市场，就可以使得两岸民众增强认同感，形成了“想象的共同体”。
更重要的是，两岸的印刷品、媒体交流与融合，可以破解“Mansfield ―Snyder悖论”。“民主和平论”（Democratic Peace）认为，两个民主的治理体系之间比较不容易发生战争。然而，曼斯斐德和史奈德（Mansfield and Snyder，2005）研究发现，处于民主过渡的政府比威权政府更容易发生战争，“不完全的民主化国家”（Incomplete Democratizing States ）比那些“完全的民主国家”更好战。而所谓“不完全民主化国家”系指那些建立民主机制程序错误的国家，例如虽有选举，但没有文人领军的制度、没有独立的司法机关或对反对党和新闻自由没有足够的保障等。这种国家的民选领导人反而更可能利用战争巧取个人的政治利益。
在操作上，可以在区域范围内逐步放开，比如先从福建、广东、江苏等地台商较为集中的省份实行，这样他们可以直接感受到中国大陆向善治民主的转型，并通过他们将这一信号传递给台湾岛内，这可增强台湾民众对中国的向心力。如果这样，也可以减少政治人物利用信息交流不充分下所产生的民粹主义的可能性――政治人物往往利用民粹主义来发动战争以获取个人利益；并促进两岸民众增强认同感，趋向公共理性，走向和平统一。
（二）超越“一国两制”的“港澳模式”，尊重台湾民主成就。
台湾地区毕竟不同于港澳地区。香港、澳门回归的法理性在于，香港、澳门沦为殖民地都是基于不平等的国际条约，因此，香港、澳门的收复主要是中国大陆（因其在国际上代表中国）与港澳的宗主国英国、葡萄牙之间进行交涉、谈判。而台湾问题是国内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而且台湾在政治民主转型之后，其执政当局是民选的，具有民意合法性。也就是说，承认台湾当局的合法存在，比承认殖民帝国英国、葡萄牙的宗主权，更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
在台湾地区进行政治民主化转型以后，两岸的统一问题已不仅仅是两党（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的事务，而更是两岸政治体系或实体之间的事务。而且，现在的台湾执政当局是民选的，具有较广泛的民意基础，因此，中国大陆对台湾执政当局的拒绝承认，有可能会伤害全体台湾民众的感情与尊严，这会增加台湾民众对祖国母体的离心力。而如果要对台湾执政当局进行承认，那么，对“中华民国”治理台湾地区事实的尊重无疑是两岸可接受的“最大公约数”。也就是，大陆当局必需尊重台湾人民引以为豪的台湾民主政治成就。
而且，与香港、澳门回归前所形成发达的经济社会与嬴弱的政治社会反差格局不同，台湾地区在进行政治民主化转型以后，已形成了非常活跃的政治社会与发达的经济社会并存格局。这样，对于港、澳地区在形成中央政府的人事安排（以其象征北京作为全中国的主权领有者的法理与代表性）的做法是，从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中提供一些位置给香港、澳门的少数大资本家（因其在发达的经济社会中居于霸权地位），但这种办法无法实施于台湾地区。这是因为，首先从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中无法提供足够多的位置安排给台湾地区（因其政治社会与经济社会都很发达），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自上而下的、事先确定的人事位置安排，与台湾地区普遍接受的各派政治力量平等竞争、过程透明、结果不确定的公正的选举规则是相违背的，也就是与台湾已确立的而且深入人心的公正民主选举政治是相违背的。也就是，大陆当局必需尊重台湾人民引以为豪的台湾民主政治成就。
德国统一之前，曾对两德的远景统一的法理进行建构（如“同一屋檐理论”）。两岸应当借鉴德国统一的经验，对中国远景统一的法理进行充分、理性的建构，吸纳已有的关于两岸关系的法理界定研究（比如魏镛、邱宏达的“多体系国家论”）。例如，我们可从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发展“两岸生命共同体理论”、“两岸共同家园理论”，让两岸分享“中国”符号，台湾与中国大陆一样平等享用“中国”的符号，可以进而增加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感。
而且，两岸的政治体系各自都面临法理上的困境。在处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主权的合法性往往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对于国内而言，是民意的根源性；对于国际而言，是主权的代表性。在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台湾地区的执政当局来自于民主选举。也就是，中国大陆当局具有国际上的主权代表性，而台湾当局则具有现代政治文明所认同的程序上的民意合法性。双方各有所持，又各有困境。
因此，一个中国作为原则，是高于其领域内并存的两个政治体。两岸的政治实体可以适用“中国北京”与“中国台北”的称呼。也就是，在完全统一之前，两岸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谁也不能独占中国主权。在完全统一前，两岸可以采取“一国两制两政治体”17的法理定位，也就是，回到1991年李登辉当局提出的《国家统一纲领》，从中提取出有利于中国统一又能保障两岸中国人共同福祉的合理因素。
（三）梳理本土认同感的合理成分，将台湾乡土情怀引向对中国国家认同。
自主意识（本土认同感、乡土情怀）是一种正常的心理需求与正当的情感诉求，这正如个人的自主意识与个体尊严的增强并不排斥我们认同于某个集体，自主意识（本土认同感）与中国国家认同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而独立诉求意味着与中国母体的分离，只能容纳台湾的本土认同感，而排斥中国国家认同，是一种激烈的行径。因此，要区分本土化（自主意识、乡土情怀）与独立诉求。
当自主意识（本土认同感、乡土情怀）无法获得应有尊重时，其就会表现得行为激烈，可能蜕变为独立诉求。因此，中国大陆要尊重台湾民众的乡土情怀，在学理上梳理本土化的合理成分，使之不致于演变为台独的意识形态，这样才能将乡土情怀引导向对中国国家认同。这样，中国大陆以此来“里应（以闽台之间共享的「五缘+姻缘」从内部瓦解台湾本土意识的排他性界限）外合（让台湾在国际上分享中国的符号来将台湾乡土情怀引向中国国家认同）”来分解出台湾民众本土意识中的合理成分和变异成分。这可以在精神上挖掉台独意识形态的根基。
（四）实质性改善中国大陆的民主善治建设，推行公正的、均富的、全民共享改革成果的社会分配体制，较大幅度提高大陆社会的民生、民权状态。现代社会以公民权利为本位，共同的民权状态与公民间差距并不过大的民生状态，这二者构成政治原则上的共同意识。这样，可以减少台湾民众在这一方面的担忧，并能减少台湾民意对大陆的疏远，增加大陆对台湾地区民众的吸引力。如果没有共同的民权状态或公民间差距过大的民生状态，会导致国家认同问题上思想和社会冲突，或者很可能导致撕裂国家认同的意识与政治运动。
虽然中国大陆执政党已反复多次做出民主善治的承诺，但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这些承诺成为可置信的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 ）？
以博弈论的语言，如果参与人在博弈前采取某种措施约束自己的行动空间或改变自己的支付函数，那么就可以将不可置信的承诺转变为可置信的（张维迎，2004）。也就是，这里首先需要执政党自捆手脚，自动放弃全面性的绝对权力，让国家与宪法恢复应有尊严，使执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运作受到法律与良好习俗的约束。
那么，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大陆可能需要以下一些步骤的有效实施。比如，军队国家化。如果军队属于某个集团或个人，那么，其他人对该集团或这个人的批评与反对的风险将非常高，那么他们的声音与利益代表将可能被埋没，那么这样的分配格局很难是公正的，这样的社会也很难是公正的。
开放报禁。如果舆论媒介不是自由的、独立的，那么公共理性或社会共识就无法形成，也无法及时纠正执政上的政策失误与偏差。
意识形态退出高等院校，也就是执政党退出大学的权力部门。这样，大学可以发挥作为这个社会良心与理性交汇的中道力量。也就是，大学废除“官员治校体制”，实行在先进国家中普遍有效的“教授治校”自治体制。独立的大学才能客观地评价执政的得失，以及提出更为稳妥的改进方案。
在步骤的实施规划上，中国大陆可以选择福建在两岸关系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之所以需要福建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是基于以下理由：
第一，闽台之间具有“五缘＋姻缘”优势。福建可以依托历史传统积淀的闽台之间五缘优势19（19五缘是指福建与台湾之间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商缘广、法缘久。这是由前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总结的，参见蔺玉红：《福建与台湾的“五缘”》，发表于
第二，象征意义重大。中国大陆以台湾为日常性军事布置的对象的导弹布置的地点集中在福建。因此，福建俨然已成为两岸之间的预备战场。因此，如果让福建在两岸关系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也是大陆对两岸和平承诺的可信证明和友善姿态。，在学理上梳理出台湾民众本土化的合理成分，从内部瓦解台湾本土意识的排他性界限，从闽台之间共享的乡土意识渗透进使台湾民众本土意识趋向台独意识的独特性范畴，使之不致于演变为台独的意识形态。根据安德森（中译本，2005）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方言作为“想象民族”的语言基础，也可以闽南话与台语的同根－同音的共同性质来化解作为“台湾民族主义”想象的基础。两岸的统一先从闽台之间“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开始。
第三，以福建为实验基地进行较快速、力度较大的政治体制改革，可减少对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的震动，避免现代政治文明秩序在中国大陆地区初步建构与扎根之前，大陆社会因现存的整体性政治体制出现瞬间瓦解与崩溃所导致的无秩序状态。
七、结论
本文所归纳的三个特征事实构成了两岸关系的现实结构与台湾政治生态的基本面貌，同时，对于这三个特征事实的解释也构成对两岸关系现状进行实证分析的理论框架。其实，这三个关于两岸关系现状与台湾地区政治生态的特征事实，都是围绕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问题展开的。
以往的学者也曾试图在两岸关系做理论探索的贡献，如魏镛的“多体系国家论”与“迈向民族�裙餐�体”理论（魏镛，2002），高朗的两岸整合理论（包宗和、吴玉山主编，1999：第2章），张五岳的“分裂国家模式”（包宗和、吴玉山主编，1999：第3章）等。但魏镛与张五岳的理论涉及两岸政治体的法理定位。在这个问题上，两岸各有所持，容易引发争论。而高朗的理论更多的是在表达对未来的愿景。因此，他们的研究虽可为今后的两岸统一提供选择方案，但却不是对两岸关系事实的分析与解释。
在对两岸关系事实的科学解释上，吴玉山（1997）的“大小政治实体模式”具有很好的启发性，可以说一个学术研究突破。但是，其模式的参照对象是苏联解体后的十四个前苏联共和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由于前苏联共和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并不同于两岸关系，因为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承认十四个前苏联共和国与俄罗斯之间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与国际地位，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承认台湾的独立地位，因此，十四个前苏联共和国就没有台湾的这种焦虑问题，不需要解决“国家认同”问题。而且，十四个前苏联共和国与俄罗斯都已进行民主政治转型，都是同一政治治理体系，而两岸分别实施集权主义政治体制与民主政治体制的治理，因此，台湾民众为了维护自身的高水准的民权、民生状态，而整体性地发生中国国家认同退化。因此，本文所建构的“（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退化”模型（姑且这样命名），在这些问题的理解上可以弥补吴玉山（1997）的“大小政治实体模式”的解释力，这是本文的学术贡献企图所在。
我们这一理论框架有助于理解两岸关系现状，并由此提出务实的、理性的、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意义的对台策略。这也是本文试图改进现行政策的雄心所在。台湾地区已实现了民主宪政转型，并进入了民主化的巩固时期，因此，台湾问题是台湾的民心取向问题，是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问题。因此，中国大陆饿要减低两岸关系中的不利局势、增加有利于统一的态势，就必须增强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
因此，本文反思了二十年来的中国大陆对台策略，并对其提出了改进建议。这些建议和策略不仅包括大陆对台的直接措施，也包括大陆对台的间接措施，即大陆自身的治理体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国家认同建设相比于毛泽东时代，已在自身的治理体制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共产主义体制已不再拥有绝对性、全面性的控制个体的资源，国民可以在体制外获得生存的机会。人们具有了初等的人身自由、迁移权、择业权与交易权利。农民摆脱了国家农奴的地位，虽然尚处于“二等国民”的地位。农村基层选举也已普遍开展，虽然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大陆的集权主义体制，但也或多或少为大陆社会增添了一些民主元素。中国大陆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并把人权原则、市场经济原则、个人合法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纳入了宪法体系之中。因此，在处理两岸关系上，中国大陆当局也有必要增强现代政治文明，以建构新的两岸“想象共同体”。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研究》2010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2/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