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民主政治正处在历史变化的交会点上。2008年五月「二度政党轮替」之后，马政府展开新的大陆政策。海峡两岸的政策互动以「国共平台」为媒介，回避对等国家模式的协商，引发诸多疑虑。加之海协会长陈云林来台期间，警察维安过当侵犯人权的争议，使得两岸的「国家和解」之途，一开始即蒙上阴影。「中国因素」正在沁染台湾日常政治的运作，并影响台湾民主发展的进程。中国因素与台湾民主前景的互动方式与节奏，格外需要谨慎对应。中国因素由外而内，贴近到台湾的现实生活。如果这个社会不愿意认真看待这正在发生的情势，不但会错失形塑良性中国政策的契机，社会内部蓝绿分歧可能加剧恶化；甚至，台湾作为一个具有自主性的民主国家地位，也将遭到动摇。

本文以解决问题为导向，首先将从理论与历史的角度，讨论「主权受挑战之民主国家」的处境与难题；接着分析中国因素，如何以国共平台的机制影响台湾政治；最后，关于如何思考、实作两岸政治社会互动，作者抛出几个初步提议。

一、国家条件与民主政治

研究政治体制与民主转型的学者林兹与史特班曾经指出，民主化过程中，存在一个所谓「国家条件」(“stateness”)的难题。他们认为，主权国家是现代民主政体的前提。民主是现代国家的一种治理形式。国家这个强制性的组织，涵盖了在它统治底下的所有公民。假如在一个国家，实施民主政治的领域范围，与其领土统辖范围没有重合，则这个国家难以建立民主体制，即使建立也难以存续。因此，这两位作者下了一个结论：「民主政治预设了国家条件。没有主权国家，就没有安稳的民主政治。」

历史上，有几个案例支持这个论断。英国殖民下的印度，伦敦政府保留对印度的统治权。「一国两制」下的香港，难以成为一个民主政体，因为香港民主化的程度，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限定；而威权的中国中央政府也不会允许它统治下的一个地方单位成立民主体制。香港问题是现在进行式。香港在英国统治下，尤其是殖民末期，享有高度的市民自由(特别是个体的自由权[individual civil rights])，但无民主体制、或仅有低程度的议会政治。香港统治权回归中国之后，中国政府对于市民自由权的负面影响时有所闻。近年来，在特首直选议题上，北京毫不放手，似乎证实了上述缺乏国家条件难题的论断。我们可以将林兹与史特班的命题，称为：「主权不完整国家民主化」的难题。

二、「主权受挑战民主国家」的处境

林兹与史特班命题并不能直接套用于台湾，但对于我们思考台湾的国家定位、民主发展、以及两岸交往正常化，能带来一些启发。台湾历经二十年的民主转型与二度政权轮替，民主政治已经初步巩固。然而，社会内部对于国家认同的分歧、两岸之间的主权争执，北京对台的统合攻势，是否使台湾陷入民主体制难以巩固或维系的困境？首先，让我们观察台湾／中华民国，作为一个政治社群的国家地位的议题。

根据韦伯(特别强调国家的「领域性」)和逖利(Charles Tilly) (强调统辖领域内拥有自主权)等人对现代国家的定义，台湾这个政治社群作为一个国家，殆无疑意。从几个指标来看，台湾的政府，都与现代国家的条件吻合：民选中央政府、司法体制、财政与税收、军队组织、在其统治领域内垄断合法武力等等。

再看国家统辖领域与实施民主之政治社群的重迭程度。中华民国实际统辖台澎金马领土，而这些领土都实施同一套选举民主制度。从以上两个角度观察，台湾确实是一个现代意义下的主权独立民主国家。

但是，有几个因素，让台湾的主权性质产生模糊，并影响其国家界线的明确性。第一，在当前国际政治体系中，台湾不被强权承认为主权国家。国际强权承认、默示、不挑战、或认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台湾主权的宣称。第二，台湾实施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中国大陆为其法定领土的一部分。李登辉曾经在1998年宣称台湾与中国乃是「特殊国与国关系」，即是在巧妙地「划清」台湾的国家实际统辖领土范围。马英九在2008年说，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而是「地区与地区关系」，则再度模糊了台湾的「国家界线」。第三，在「国族认同」议题上，台湾有部分人民，赞同台湾与中国统一、或不反对与其在政治上统合。就这部分人民而言，台湾的国家界线乃应统摄到中国的领土范围。由于上述因素，台湾的国家定位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悬疑、未决状态。

延伸前述林兹与史特班的理论观点，台湾的国家定位的模糊性，有两个面向。一个是外部的、领土疆域的范围，因为北京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而产生争议。另一个是内部的、国族身分与民族主义的竞争。前一个问题是两个国家(state)之间的领土宣称与主权争议。后一个问题则表现为国家内部(intra-state)族群政治与国族认同的争议。因此，当我们说，台湾是一个「主权受挑战民主国家」，这里的「受挑战」指的是台湾在国际列强夹缝中的处境；这是外部的意义。但是，对内而言，台湾的国家主权是没有争议的；不管这个国家的名字是中华民国或其它称谓，它的统治权都是自主而完整的。

这两个问题，对台湾而言，本来可以分别处理。假如不存在外部的主权受挑战，内部的认同争议，随着社会民主化、族群和解、以及新生世代的成长，将逐步导向「生活在台湾」的现实共感。因此，国族认同分歧并不必然会导致论者引以为忧的「民主内战」状态。但是，由于中国因素逐渐由外而内地影响到台湾的政治生活，导致主权争议与国族认同两者纠结不清。2000年以来，台湾民主发展的种种危机，即反映了「主权受挑战国家民主化」的难题。要克服这个难题，必须先准确评估中国因素的演变。

三、中国：灼热的存在

1949年以来，中国因素在台湾的演变，大致可区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冷战时代两岸全然阻隔。中国这个意象，被专制统治的国民党以「中华道统」的论述垄断。在此阶段，中共所统治的大陆地区，是抽象而遥远的存在。国民党政权在美国的保护下生存，并宣称代表整个中国。国民党的教化机器灌输人民这样的大陆情状：饱受贫困、斗争、封闭所蹂躏的「神州」。同时透过反共意识形态塑造对岸为「共匪」形象，藉此增强国民党统治台湾的正当性，也「合理化」白色恐怖政治。对于老一辈抗拒国民党统治的左翼人士而言，国民党乃是右派法西斯政权；对于信仰本土价值的人士而言，国民党则是具现了中国政权的专制统治。然而，吊诡的是，如今国共已经再度合作，冷战时代国民党的右翼政治与反共教条，却在台湾社会留下相当普遍的、保守的阶级心态。这样的「恐共心态」延续至今。

第二阶段，后冷战初期(1970年代初期-1990年代中期)，以中美和解为初始点，缓和了东亚地区的战争威胁。国民党与中共之间激烈的「中国代表权」之争尘埃落定，北京被国际强权承认为中国的合法代表。面临国际地位危机的国民党，阵营内部出现了「革新保台论」。两岸之间的主权争执，随着美国对台外交承认的撤除而浮现于台湾政治舞台。1980年代，在蒋经国统治的末期，台湾与中国大陆恢复交往。1987年，蒋经国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其实，少数台商在开放探亲之前就已透过第三地到大陆投资。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台湾资本纷纷西进中国，牵引大规模的工作移民。这个阶段，也是台湾民主化的启动阶段，抽象的中华道统，淡出台湾的政治意识形态光谱，现实感逐渐回归日常政治场域[5]。这个阶段，脱离毛主义统治的中国，展现出「全民皆商」的景观。中国作为「世界工厂」，通过西进资本的操作，「大陆热」在1990年代早期经常登上台湾报纸头版。中国因素具体浮悬于海峡上空。

第三阶段，中国崛起(1996-)：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随着经济实力展现出来。1997-98年，中国渡过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在反恐战略上需要中国配合。中国庞大的外汇存底，使其拥有国际金融操作的杠杆。其潜在的国内消费能力，吸引世界资本的目光。2002年，中共十六大顺利完成接班，显示这个后极权主义体制的韧性。这个阶段，几十万台商与台湾外派人员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台资群聚地区，形成社会经济网络。

总的来说，中国崛起，应该放在后冷战国际政治体系强权结构变化的趋势中分析。1996年台湾总统直选，中国飞弹军演威胁，是个转折点。这是北京政府在后冷战阶段，第一次挑战美国在东亚的独霸地位。对台湾而言，1996年的总统选举是否能够平安顺利举办，攸关民主政治以及更重要的「主权在民」原则的确立。由于美国强势军力的介入，解除了海峡战争危机，然而，正因为这次危机，台湾社会第一次切身地感知到中国具威胁性的、巨大的存在。此后，随着中国崛起，中国的容貌开始具体化、实体化，进而感染到台湾内部的政治论述与政治竞争。也是在这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之后，台湾国家定位问题的双重难题交迭呈现：北京对台湾的领土主权宣称，以及台湾内部的国族认同分歧，与一个日益「炙热」的中国因素，交熔在一起。从短期效果来看，1996年的总统选举，使台湾确立了主权在民的实质独立国家地位。正因为如此，北京才会摆出不惜一战的威胁姿态，试图阻扰台湾的民主进程。就长期效应而言，从这一年海峡危机开始，中国因素具体影响了台湾的政治生活。

「国家认同」的困扰，从此变成我们必须面对的政治问题：国家认同不仅是「内生」的问题，同时也是「外铄」的难题。困扰我们多年的「蓝绿争议」，其实是「主权受挑战国家民主化」的一个副作用，这个集体焦虑所导致的社会能量虚耗，固然有族群权力竞争、国族认同分歧、政客煽风点火的因素，但其本质是地缘政治的、结构制度的动能。汪宏伦从制度论的观点，曾经精确指出：「『中国』作为一个意符(signifier)，其意指(signified)已经被对岸所先占 (preempted)，而『台湾』作为一个新的集体指称的意符，既未得到充分的制度支持，在国际上也受到种种阻挠，使得台湾的政府与人民，仅仅是为了『如何指称自己』这件事，就得受尽各种挫折，浪费无数精力。」

「中国」，由遥远、抽象、朦胧的，高挂在海峡远方的存在，日益贴近台湾生活的现实，炙热地贴靠我们身旁。

四、国共平台侵蚀台湾民主

2008年，马英九当选总统，试图改善两岸政治关系。这本来可以是两岸政治敌对和缓的契机，也可能是两岸社会良性互动的转折点。但是，马政府的处理方式，不但滥用了两岸和解的气氛，破坏朝野间原已十分薄弱的信任，更引发了民主倒退的忧虑。

首先，马政府推动两岸协商，是透过「国共平台」进行。国共平台始自民进党执政时期；当国民党再度执政后，国共平台从「民间政党交流」的性质，蜕变为准官方的色彩。这个平台回避正常的国家交往管道。本质上，它是党对党交流，却获得国民党政府的追认与执行。在台湾，这个平台的协商回避了立法院的监督，以及公民社会的参与。其进行方式如同秘密外交谈判，其操作违反民主国家责任政治的原则。

第二，国民党从「反共」到「亲共」之间的跳跃，有着令人惊讶的历史断裂。台湾已经是一个蓝绿分歧的社会，推动与北京协商，应该先在台湾社会内部寻求共识与互信。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反其道而行。结果，马政府的作为使得「主权争议」益形恶化，被指责为「出卖台湾」，于是又匆忙宣示：「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台湾前途由台湾人民决定」，「绝不会卖台」。然而，就在重申台湾主权不久之前，马英九在回答外国记者询问时说：台湾与中国大陆是「地区与地区」的关系。这等于承认了北京所要求的「一个中国」原则，也间接承认了台湾不是主权国家。这种前后反复矛盾的主权说词，正反映了「主权受挑战民主国家」的困境。马英九作为这个国家的直接民选总统，不但深陷于这个泥淖，自己的言论与施政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第三，2008年10月，陈云林来访期间，马政府出动天罗地网般的警察维安人员，将台北街头清理得「彷若戒严」景观，侵犯人民言论集会自由。这使人担心，以这样的「治安规格」招待来自北京的特使，是否也是中共要求的戏码？这种「消音式维安」，是否以后只要中方谈判官员来访，马政府就配合演出？

两岸国家和解理应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社会、更好的政治生活。和解的真谛是原本抱持敌意的双方以对等、相互尊重、开放的方式展开交流与协商。但是，国共两党合作演出的是，私密化、党天下的协商。海协、海基两会的签约仪式，只是台面上的表演。两岸党政官员谈判与互访过程，不应该牺牲民主价值(包括程序的与实质的)，以顺应中方所习惯的非民主治理模式，以国家机器压制人民声音，来迎合中方官员长期处于威权环境中习惯的「舒适感」。

围绕着国共平台所引发的疑虑，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一组正在发生的关联现象，可能如「白蚁效应」般侵蚀台湾社会的民主根基：

(1)北京以其雄厚的经济规模与财政能力，将台湾视为一个特殊的境外地区，通过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贸易、投资、市场分享)而形成一个对于台湾内政的「影响力杠杆」(influence leverage, 依赖理论的经典议题)。

(2)被国共所垄断的海峡谈判，排除反对党与公民社会的参与监督，是否会逐渐危害台湾民主巩固的进程？

(3)由于跨海峡资本的联盟形成，在台湾国家机构中形成强有力的利益团体，而内建盘附在立法与行政机构。

(4)北京政府借着这些准制度化(但不具有民主正当性的)机制，形成对台湾内部事务决策的影响力(例如否决权、政策发动权力、政策干扰权力等)。

国共平台侵蚀台湾民主根基的作用，一般人不容易在短期内感受到。但是，等到中共对台湾内政的影响力杠杆确立之后，则难以收拾。国共平台作为统治菁英与红顶巨贾的金权飨宴，其所设定的议题，掩盖、排除了许多重要的社会议题；而且缺乏正当民主程序。背后的利益集团，是寡头垄断资本(台方)与国家官僚资本(中方)的跨海峡联盟。对垄断性财团而言，国共平台很有效率，直航等财团利益在密室中分配，比摊在阳光下协商省事。哪些红顶商人有资格参与冠盖云集的「国共论坛」？哪些特殊利益可以通过协商而分配？具体回答这些问题，就可以了解这种政治协商模式的本质。

目前仍在发酵的全球资本主义矛盾、金融危机，可能迫使各国采取自我保护措施，并使得各国强化经济管制、抓紧对社会的控制与干预，而在全球层次产生民主限缩、或甚至「法西斯化」现象；另一种更骇人的可能性，则是国际强权通过战争来解决争端。假如前者成真，会使得「两岸交往国共平台化」的趋势，得到台湾人民更大程度的默许：许多人会寄望中国国内市场对台湾资本开放，能够给台湾经济带来好处，而「适度」牺牲责任政治与人权法治是可以容忍的 ─ 尽管与中国更进一步的经济整合，可以给台湾社会带来哪些正负面的经济效果、以及社会成本由谁分摊等议题，到目前都还没有充分讨论。假如后者成真，则台湾可能不自主地卷入霸权战争之中，在极度不确定性或恐慌之中，被迫选边站，而成为强权的炮灰。

然而，中国因素，对台湾社会内部的作用，并不必然是负面的，也不必然导致社会内部的持续分化。辩证转化的可能性之一，在于台湾的公民社会，如何精准理解中国历经30年的市场转型发展之后，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的变化。如何通过正常化的两岸交流，不让「中国因素」对台湾民主进程产生负面影响。甚至更进一步，让两岸社会健康而正常化交流，促进双方对彼此政治历史感的理解。这样的互动模式，就比较可能将两岸交流转化为台湾内部民主化、族群和解、蓝绿和解的资源。以下尝试从这个方向提出可能的出路。

五、「两岸国家和解方案」公民运动

台湾民主的生存发展，遭遇了国家定位的难题。而解开问题纠结的一个路径，在于如何通过民主开放而稳当的方式，处理与中国的关系。

首先，是社会集体心态的调整。背对中国，无视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微妙变化，对台湾没有好处。「背对中国」的社会集体心态，在台湾呈现两种极端状态：一种是无批判性的拥抱中国，将中国经济当作无穷的机会与利益，不在乎中共威权政治的压迫性(第一种中国想象)。其对立面则是无差别性地批判中国，将中国化约为充斥威胁与风险的社会，无视其广大民众追求良好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意向(第二种中国想象)。两种态度都是逃避，无从掌握中国的现实。这两种中国想象差异极大，却有共通之处，就是缺乏社会观点。台湾需要具有现实感、基于进步价值的中国论述，也需要细致的社会分析。这是本文所主张的第三种中国想象――「面对中国」：面对中国经济崛起的事实，中国不再是铁板一块，中共不再是个极权主义政权，而是具有韧性与弹性治理能力的威权主义政权。

经过三十年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已经不是「共产国家」，而更接近官僚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更富裕，但是社会不平等也更严重。国家机器控制社会的模式更科技化与细密化，但是社会抗争的多元空间也逐渐浮现。尽管社会仍受国家严格管控，但就像到处都存在的灰色经济空间一样，无数NGO活跃于国家监控末梢的灰色社会空间。抗争者所从事的，不再是毛主义式的「阶级斗争」，而是以各种巧妙的论述包装其权利主张，例如把上街游行叫做「散步」、包围官署叫做「上访」，就像20多年前台湾的街头运动，叫做「自力救济」。总之，中国各种社会主体正在涌现。

国民党将近半个世纪的反共、恐共教育，是台湾「锁国心态」的历史根源。这种教育妨碍台湾人民健康而自信地看待中国社会。但历史的反讽是，灌输反共教条的国民党，如今跟共产党把酒言欢，台湾民间却还在背负着「红色中国」宣传的债务。

北京对台湾的威胁(军事的、政治的)是真实的存在，但是「红色恐怖」失之夸大。但是，对不具立即政治威胁性的集体行动，北京当局则经常默许、或放任人民「依法抗争」，来增强其威权治理的「效率」。总之，台湾经验倘若对分析中国发展有所启发，则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之后，「社会力」的发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

第二，民主的公共生活需要一个具有「生活化共通感受」的政治共同体为前提。不同的认同主体之间，互相倾听、感受对方的历史感，进而存异求同，获致共同政治生活的基础。例如，近年来一些NGO与学者提倡社会内部的沟通实践，讲自身族群身世的流离悲情，以族群对话来化解认同分歧。这些当然是必要的社会实践。然而，蓝绿国族认同纷争，固然因为政党竞争、两个「民间社会」对立等因素而激化，但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是：台湾的国家地位受制于国际强权政治格局，使得「国家定位争议」，在民主化的过程催化激荡[10]。

因此，「超克」蓝绿分歧的前提是，真实面对结构困局，而不是提倡唯心的和解论。因为，抽离现实条件的超克论，不会为多年来不断「内卷化」、自我再生产的两个民间社会内部各自的集体焦虑与「妒恨心态」，带来任何舒缓效果。蓝绿各方应该在「台湾是一个主权受挑战民主国家」这个前提下进行公共对话，寻求政治生活的共通点。换言之，差异国族认同之间的互相肯认，需要以对于台湾外部结构处境的共识为前提；以此为基础，扩大政治社群(共同体)的认同范围。

统独未来的选择，不是不能谈，而是如何谈，基于何种社会共识来谈？台湾十几年来关于国家定位的民调，「维持现状」大致超过半数。这个「维持现状」的意见，涵盖了很大部分的「中间选民」以及「浅蓝」、「浅绿」的支持者。本文提出的台湾国家状态，可能相当接近「维持现状」的陈述，但是过去缺乏以分析性的语言将其内涵讲清楚。维持现状是指：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已经实施了十多年自由开放的选举制度，并且由全民直选产生国家元首。就此而论，台湾的主权国家地位乃是完整而自主的。然而，问题在于外部环境。台湾在国际外交活动上受到限制，是因为「一中原则」对台湾的压迫性。在国际强权结构的现状没有突破性的变化之前，北京与台北之间存在着「主权争议」，乃是台湾无法回避的政治现实。因此，与北京展开任何正常化交往，必然会触及这个「不舒服的事实」。要言之，处理外部困境的必要性，并不亚于内部困境的疏通；外部困境的缓和，有助于改善内部的争扰。

在适当的条件下，两岸的国家和解，有助于台湾内部分歧国族认同的和解。其中，一个必要条件是民主程序的正当性。两岸政治交往不应该由两个代表政商利益的政党垄断。任何涉及台湾民主国家地位的两岸协商事项，必须事先取得民主治理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因此，笔者提议两个层次的公共对话：

(1)在台湾内部，应该开展「两岸国家和解方案」的公民对话，以公民社会为主体，邀请各主要政党与公民团体代表，召开一系列的公民会议，沟通辩论两岸政治经济交往的原则。在民主国家，国会(立法院)本应承担起大部分的职责。但是在国族认同纷扰，以及国民党全面掌控行政立法资源的局面下，立法院似乎已经失去履行此项职能的能力。因此，公民社会更须承担起此一责任。这个公民对话不是短期的会议形式，而应视为长期而持续性的公民社会运动。

(2)另一个层次的公民运动，是跨海峡的公民社会对话。台湾的公民团体，应该积极与中国社会各界展开交流，而不是自动放弃，将两岸发展方向与交往内容，任由国共两党操作。两岸交流，也绝不应该由代表两方财团与官僚利益的资本联盟所垄断。以公共领域的形式，寻求与中国社会的自由派进步力量连结，形构一个「两岸公民社会平台」，让两岸社会开启互相理解。

两岸公民社会平台，不但迥异于政党私利导向的国共平台，并且是促成两岸社会正常交往的催化机制。首先是「地缘政治的考虑」。台湾处在亚太地缘政治环境中，经不起「背对中国」而自我伤害。同样的，中国的持续发展，也需要一个和平共荣的海峡关系。在决定与彼岸进行任何方式的政治协商之前(或反之，力求维持目前的政治地位)，台湾社会有必要同情地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与处境，同时也要求中国社会以对等态度理解台湾历史。其次，台湾人民不论对中国社会是否怀抱「同文同种的情感认同」，都需要理解：两个社会之间并无任何理由抱持敌意。两岸敌对，倘如国共两党所宣传的，是「国共内战遗绪」所造成，为何两岸人民要承担双方统治政权的包袱？台湾自许为民主社会，在处理两岸关系时展现开放多元态度，是我们珍贵的资产。

台湾人口中有几十万人常住中国。中国是台湾最大资本输出国，也是台湾最大的进口国。两岸经济社会关系无声无息地影响台湾，但是社会之间的隔阂却难以想象的巨大。台湾方面的情况前面已经提过。在中国，许多新闻界与学界人士，对于台湾的民主政治都抱持着一种嘲讽的态度，或是认为「台湾民主不过是民粹的翻版」。(2008年马英九当选总统，北京传媒有不同于先前的报导方式。)

2005年底，一位中国知名的新闻专业学者钱钢，到台湾观察三合一选举之后，曾经写下一篇精彩的「游记」，其中一段文字：

在台湾的一个月，我同时观察着现场和传媒，看到媒体总是反映着现实的局部。那是媒体追逐的局部：最耸动、最激烈、最有戏剧性、要被渲染被广泛散播。然而，已然成为常态的那些事物和细节，媒体似乎没有关注的理由。我也同时观察着两岸的传媒。发现内地对台湾选举的报导，往往是对台湾媒体报导的再取舍，即：凸显民进党的惨败、更多展示台湾的「乱象」。有的媒体流露出一厢情愿的欣欣然之色，甚至分析这次选举绿败蓝胜的原因是「大陆对台新思维撼动台湾岛」。经过二度取舍，媒体展示的图像更加失真... 有人说：「谁想知道文革是什么样，到台湾来看看选举吧！」大谬。

钱钢的分析，精准表达了多重扭曲的信息传播，如何阻断正常的社会沟通。这当中有台湾媒体市场政治化、综艺化的因素，再加上中国媒体政治宣传的作用。从钱钢的话语中，我们警醒到两岸之间自由无碍的沟通何其匮乏而迫切。

两岸公民对话，根本的精神在于交换历史经验，两个社会如何各自在帝国主义以及威权政治阴影下追寻自由与解放。通过与中国进步力量的接触，来活化台湾对于中国的僵化想象。台湾遭受殖民外来统治的伤痕，与中国被帝国主义欺凌的经验，两岸社会可以在此寻得共通的历史脉络，而获致共通感受。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需要敏感而细致地处理跟台湾的交流对话，理解台湾人民对中国的防卫心理从何而来。从一方来看，一千颗飞弹是对准「分裂祖国的力量」；但对于另一方，这些飞弹是在呈现「外来殖民者对弱势本土力量的欺凌」。

历史交付给我们的使命，是不容片刻松懈的永恒磨练。「一边是魔鬼，另外一边则是汪洋大海。」这是汉纳．鄂兰在思索「独裁政治下的个人责任」时，提出的警语。这句话，也适用于今日处理两岸历史性和解的情境。民主的新生力量，不玩魔鬼的游戏。航向汪洋大海――我们还在冬夜的旅途中。

注释:
*本文是由一份圆桌会谈引言稿发展而成的。「民主社会如何可能？解严20年来台湾经验的反省」圆桌会谈，2008年台湾社会学年会，台北：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所，2008年12月13日。作者感谢廖美、陶仪芬、吴乃德、郭宏治、汪宏伦、张贵闵、彭�P、曾�鞣业热说男薷慕ㄒ椤�
Stateness不容易找到一对一的中文用语。在此处翻译为「国家条件」，但在本文其它语境中有时则翻译为「国家地位」。Linz and Stepan,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Chapter 2.
Linz and Stepan (1996: 19).
这个命题用英文表达是：the problem of “democratization in sovereignty-incomplete country”。
这个概念用英文表达是：“sovereignty-contested democratic state”。
萧阿勤将1970年代的台湾菁英，称为「回归现实」的世代。参见《回归现实：台湾1970年代的战后世代与文化政治变迁》(台北：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2008)。
汪宏伦，〈国族问题中的制度因素、全球脉络与怨恨心态〉，收录于王宏仁等人编辑，《跨戒：流动与坚持的台湾社会》(台北：群学出版社，2008)。
见陈芳明，〈从反共到亲共之间的断层〉，《联合报》，2008/11/27。
徐斯俭最早对于国共平台的协商模式提出批判，〈蓝绿沟通比国共沟通还难？〉，《中国时报》，2008/10/31。
参见Nathan, Andrew, 2003,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14 (1): 6-17. 黎安友(何大明译)，2007，《中国政治变迁之路：从极权统治到韧性威权》(台北：巨流出版)。
「民间社会」不同于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构成要素是公共领域。而民间社会是由私人利益、「常识」、情感认同、族群语言、文化惯行等日常经验所构成的常民世界。两个民间社会在此是指「蓝」、「绿」二者。参见吴介民、李丁赞，2008，〈生活在台湾：选举民主及其不足〉，《思想》，第9期(2008年5月)，页33-68。
钱钢，〈我所看到的台湾：一个大陆人眼中的台湾地方选举〉(草稿)。 文章来源：本文原载于《思想》第11期《民主社会如何可能？》 发布时间：2013/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