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预报的罪与罚：科学、法律与政治
中国宪政网编者按：关于地震是否可以预报及其准确度的问题，显然是科学的范畴；但是地震预报信息的发布和管制、地震预报失误的责任，则属于法律问题。张千帆教授也在《唐山地震的启示：从公民权利看央地关系》（载《领导者》总第36期）的长文中，通过唐山大地震中预报信息的迟滞，反思了中国的地震预报体制。或许我们通过意大利的最新案例，重新思考地震预报中的科学、法律和政治的复杂关系。
事件链接：《意大利审判：谁为地震负责？》
审判
最近，地震学界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2010年6月，意大利检察官法比奥皮祖蒂（Fabio Picuti）首次公布了对6名意大利科学家和1名政府官员的指控，这7人是意大利预防重大风险国家委员会的成员。检察官在起诉书中指控7名被告在2009年拉奎拉地震发生前发布不准确、不完整且自相矛盾的信息，当地政府和居民因此未能及时采取疏散措施，最终导致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经过长达一年的30次听证，
判决结果让众多全世界的地震学家无比震惊，觉得荒谬至极。英国《卫报》打出了《从伽利略到拉奎拉地震：意大利科学受审判》的标题，把意大利科学家比作伽利略；更有甚者称，这件事发生在烧死布鲁诺的国家没什么奇怪。
科学界大多数人都支持意大利科学家，之前曾有5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界人士联合签名，给意大利总统拿波利塔诺写了一封公开信。今年10月25日，英国皇家学会和美国国家科学院发表联合声明，对意大利地方法院表示抗议。声明说，科学家不可能在所有时候都能提供简单清楚的答案，应该营造一种允许科学家理性地提供建议的环境，而不是动辄让他们为相关预测和判断负责。
国际地震工程协会（IAEE）也计划发表一份声明支持意大利科学家，声明由往届主席普拉特（Polat Gulkan）撰写。日本知名地震专家片山横雄教授曾担任该协会的主席，他告诉本刊：地震科学不是神奇的工具，让任何人都可以说出一个确定规模的地震发生时间和地点。这7名被告都是各自领域受人尊重的专家。我们认为，此事建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判决，负责任的科学家从此将不敢冒着职业声誉的危险来解释火山活动信号，或者飓风可能带来的影响，更不要说冒着影响个人生活的危险了。自然的力量让他们很难预测，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
他表示，很难想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日本。在日本，地震学家和工程师也经常被媒体指责，尤其是没有预报出去年的311福岛地震，再往前是没有预测到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但是人们普遍都知道这方面的研究是不完善的，总体来说，日本人民在这方面是宽宏大量的。
地震
拉奎拉位于亚平宁山脉最高段大萨索山西麓，距罗马东北约
这里的人们长期以地震为伴，养成了躲地震的文化。2011年11月《自然》杂志刊发了一篇名为《科学家被审判：有罪？》的文章，采访了48岁的当地居民文森佐维多利尼（Incenzo Ittorini）。他说：每当地面摇晃，哪怕是很轻微的晃动，父亲都要召集我们一起跑出房子，我们会走到附近的一个小广场，兄弟四人还有母亲会睡在车里，父亲站在外面和别人家的父亲一起抽烟，直到第二天早晨。
维多利尼说：那天夜里，拉奎拉所有老人在第一次地震后都跑到外面，而且后来一直待在外面。而正是我们这些习惯于使用互联网、电视和相信科学的人却待在房子里没动。他说：这不是针对科学的审判，但是我有一种被科学出卖的感觉。他们不了解情况，这是问题；他们不知道怎样通报所了解的情况，这同样是问题。
拉奎拉的遇难者家属和检察官一致认为，审判和预测地震的能力无关。检察官皮祖蒂说：我知道他们不能预测地震，指控的依据不是他们没有预测出地震。作为公职人员，他们应当恪守法律规定的职责，评估和描述拉奎拉存在的危险。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
就这一点，也有不少地震学家支持检察官的意见。加拿大蒙特利尔理工学校地质学家嵇少丞对本刊记者说：如果因为他们没能准确预报地震而判刑，那是冤枉他们。意大利科学家的问题在于，他们说不会地震是缺少科学依据的。既然不能预报地震，也就意味着不能预报不地震。他们违反了科学应有的说真话、讲真相的原则，从这个角度，我支持他们有罪。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哥伦比亚大学拉蒙特道尔蒂地球观测站的地震科学家约翰马特尔（John Mutter）。他告诉本刊：这些人不该坐牢，但是应该被罚款或者被谴责，因为他们本来该说明一些事情，而不是他们实际所说的那些。仅仅一句不要担心是无济于事的。需要提醒人们做好防震练习，如果觉得房子在震动，就应该跑到室外去，或者躲在桌子或门框下面，要尽量拯救生命。
会议
向媒体表示近期不会发生地震的官员是当时的民事保护部门副主任博纳多伯纳迪尼斯（Bernardo Bernardinis）。地震前一周，也就是
与会的6名科学家评估了之前对当地居民造成恐慌的群发性地震，后来他们都被起诉了。会议中被问到目前的群发性地震是不是类似1703年大地震的前兆时，根据会议记录显示，被起诉人之一、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研究所当时的负责人恩佐博斯基（Enzo Boschi）称：短期内再发生1703年大地震不太可能，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
会后，两名参与会议的委员会成员罗马第三大学的弗朗哥巴贝利（Franco Barberi）和民事保护部门副主任伯纳迪尼斯，以及拉奎拉市市长马西莫西亚莱特（Massimo Cialente）和阿布鲁佐民事保护部门的一名官员一起，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宣布研究结果。此次新闻被意大利电视台播出，后来成为起诉案件的具体内容。采访中，伯纳迪尼斯称，拉奎拉目前的地震形势相当正常且不构成危险，他还补充说，科学界向我保证，由于能量的连续释放，现在的情况反而是有利的。当时一名记者问：那我们应该安心享用杯中的美酒？伯纳迪尼斯则回应道：正是如此。
伯纳迪尼斯不是地震专家，而是一名液压工程师。委员会其他5名成员均没有参加新闻发布会，他们事后纷纷否认自己断言不会发生地震这样的说法。其中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研究所国家地震中心主任朱里奥塞尔瓦吉（Giulio Selvaggi）和热那亚大学的克劳迪奥伊娃（Claudio Eva）告诉检察官，他们强烈反对群发性地震能释放地震应力从而降低大地震概率的言论。在地震学家看来，这个说法是没有依据的。据检察官说，官方记录里没有提到关于能量消解的观点。被起诉的科学家指出，伯纳迪尼斯是在会议前就发表了这样的言论。而伯纳迪尼斯的律师则坚持认为，他的公开言论反映的完全是委员会科学家告诉他的内容。
塞尔瓦吉称，会议上传达的科学信息仅仅是安抚性的。如果你生活在拉奎拉，即使没有群发性地震，你也绝不能说没问题。在高危地区绝对不能这么说。博斯基则表示，他根本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直到返回罗马才知道这件事。这让他很愤怒：没有能找到哪怕是一条证据，证明我说过保持冷静，不要担心。数年来我一直指出，阿布鲁佐是整个意大利地震最高危的地区。就好像我突然变成了一个笨蛋，我竟然被指责玩忽职守。
检察官称，住房的脆弱性应该是委员会进行风险评估时重点考虑的，但会议几乎没有讨论当地建筑物的脆弱性，或者任何告知居民面临大地震时该怎么做的具体建议，因此没有尽到避免或尽量减轻伤亡和损害的法律义务。皮祖蒂说：这不是建筑物全都抗震的东京，这是一座中世纪古城，危险程度很高。1999年，巴贝利曾对意大利南部抗震性较差的公共建筑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普查，根据原告的起诉书显示，该调查指出，拉奎拉超过550幢砖石建筑物在大地震发生时有中高程度的倒塌风险。面对这样的风险却没有提醒居民做好防震准备，这成了一部分人认为意大利科学家有罪的原因。
研究地震的人除了有搞地球物理研究的，还有搞抗震研究的，需要对城市的各种建筑进行评估。参与会议的研究人员里有从事抗震风险评估的科学家，他们就这一点没有提出任何建议是不对的。嵇少丞告诉本刊。
因为具体的庭审过程没有公开，很多细节人们无法得知。目前信息多是新闻和网络上的，有可能不准确，所以很多事情无法判断。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些科学家是否有责任，只要去看其职责是否包含了发布地震预报的任务就可以了。就我所知，科学家没有对公众发布结果的职责，他们的意见只能是政府职能部门的参考资料。王自法告诉本刊，他以前在国内做抗震预防研究，曾任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所长，目前是美国再保险公司Validus的首席分析官，主要职责是帮助公司评估世界范围内的巨灾风险，包括地震、飓风、海啸等自然灾害。从某些角度来说，他认为科学家成了政府部门的替罪羊。
传言
后来，拉奎拉的大部分人认为，
当时出现了一名叫加帕奥罗朱利安尼（Giampaolo Giuliani）的地震预报专家，他于2010年退休，之前在附近的国家核物理研究所格兰萨索实验室工作，这个实验室位于地下，研究中微子、暗物质等等。1999年，朱利安尼听到俄罗斯科学家曾在土耳其东部地震发生前观测到氡气出现异常的消息，这个消息激起了他的浓厚兴趣，于是他转到隔壁的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的实验室工作。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是意大利的地震研究中心，总部设在罗马，由恩佐博斯基博士领导。
朱利安尼在整个地区安装了4台自制的氡探测器，试图用氡气排放波动来预测地震。他建立了一个网站实时发布测定的氡气数据，接受记者采访，在非正式的手机网络上发布小地震活动的预报。
朱利安尼的非官方预报的传播使公众惶恐不安。博斯基的律师梅兰德里说，朱利安尼一直在吓唬当地居民，政府于是在当年3月30日发出禁令，禁止朱利安尼发布预测信息。
那么，朱利安尼究竟有没有成功预测地震？
大地震前的小震大多发生在拉奎拉南部
朱利安尼的预测于是引发了一场争论：究竟是他准确预测了地震，还是时间上的偶然巧合？
学术界似乎都不认为他准确预测了地震。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和火山学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家瓦尔纳马尔佐基说：不可能将功劳算在他头上。上周内什么也没有发生，接着，地震在另一个地方发生了！
加利福尼亚灾害研究中心的负责人约翰朗德尔表示，以氡气浓度为指标，已经太多次谎报地震，因此，其预测方法远称不上可靠。氡气释放或许和地质事件有关：地震会释放氡气和其他地气，但问题是，除了大地震之外，许多其他事件也会释放氡气，包括降雨或大气压变化。
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地震中心主任汤姆乔丹说：这种事经常发生。人们根据不同理论进行各种各样的预测，总是很难评估。
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肖恩拉尔森说：我对此很怀疑。从上世纪70年代起，科学家就一直尝试用氡气浓度来预测地震，但是，至今没有找到氡气浓度是地震前兆的确切证据。
事后，科学家也觉得，这个时间召开会议其目的是为了平息氡气预测地震所带来的传言。博斯基说，当时会议的气氛不同寻常，委员会会议通常是封闭式的，但是当时有十几名当地政府官员和其他非科学界人士出席这次一小时的短会，他感到非常惊讶。
结语
这场审判仍然没有结束。7名被告已经决定上诉。
如果最终他们真的被判定有罪，这是一种悲哀。王自法告诉本刊，如果因为科学家的意见和未来不相符而治罪，那么所有不确定的东西都不能说了，科学研究就无法前进。
而嵇少丞则认为这会给科学界带来一些好的转变，他告诉本刊：意大利的判决从另一个角度说是个进步，这会让科学家对自己说的话更加负责。今后科学家应该思考如何和媒体对话，如何向公众传达自己的见解。
片山横雄则对本刊说：拉奎拉地震的发生是悲惨和令人遗憾的，但是这有很多其他原因，包括按照公认的准则建造和设计的现代建筑也崩塌了。我们不能惩罚不应该承担责任的人，以此来平息公众的愤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吸取正确的教训，以便在未来发生这种类型的灾害时避免再出现遇难者。
（作者：曹玲，来源：《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44期）
深度评论：《地震预测失误：科学家无罪但有责任》
当地时间
这一判决在意大利乃至国际科学界引起巨大争议。5000多名科学界人士向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发出公开信，谴责这一判决，并且一致认为准确预测地震在技术层面不具可能性。
既然目前地震无法准确预报和预测，科学家就不应当承担“过失杀人”的罪责。话虽这么说，但却需要做一些详尽的解释。
科学探索不过是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规律的一种方式。由于探索工具、方法和设计等的局限性，以及人的大脑的限制，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规律往往是不完全和不准确的，有一些认识更是与自然和社会规律南辕北辙。所以，科学探索得到的认识只是相对接近于自然和社会的真相，不可能全等于自然和社会的真相。尤其是，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只是由无数个相对真理无穷地接近于绝对真理的过程，因此，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渐进的，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确定性。也因此，不能因为一场地震的预测失误来苛求和罪责科学家。
这一点，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已经说得非常形象和生动了：“不管我们的照明灯能把光线投射到多远，照明圈外依然死死围挡着黑暗。我们四周都是未知事物的深渊黑洞，但我们应为此而感到心安理得，因为我们已经注定要做的事情，就是使微不足道的已知领域再扩大一点范围。我们都是求索之人，求知欲牵着我们的神魂，就让我们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地移动我们自己的提灯吧。随着一小片一小片的面目被认识清楚，人们最终也许能将整体画面的某个局部拼制出来。”
今天，地震的整体画面不要说是全景，就是局部也还不能照亮，因而测不准是常态。如果要以测不准而问罪于科学家，那么，不仅今天和历史上的地震领域，就是其他领域也必然会有更多的人因理论和工作的不可预测性失误而获罪，这显然是科学家不能承受之重。
例如，科学认识的渐进性在物理学中更为典型。1895年以前，许多科学家都认为，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是原子。所以，如果宇宙是一座大厦，原子就是建造这座大厦的最小单位――宇宙之砖。不过，随着研究手段的更新和发现的深入，例如，1895年发现X射线，1897年发现电子，1898年居里夫妇发现铀等，人们认识到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并非原子，而是原子核和其周围的电子。再后来，科学家又通过大型强子对撞机发现了希格斯玻色子――“上帝粒子”，这是一种新型亚原子粒子，说明物质世界还有为人们完全不知的奥妙和景观，例如暗物质。
那么，以前把物质世界解释为由原子组成的的科学家是否会因为没有正确认识世界而要承担法律责任，或应当治罪？虽然说，以前持原子组成世界论的科学家没有造成现实社会的人员伤亡，但是其他一些比地震预测更可能造成人员伤亡的科学领域，如生物医学领域是否也要对那些因失误而造成人员死亡的责任人处以刑罚？
2003年中国爆发非典型性肺炎（SARS），国家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的权威专家认为致病原是衣原体。但是，后来的研究和临床治疗发现，“非典”的病原体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由于当初是权威专家的研究发现，导致了全国除广东之外的治病方式和用药的不同，也造成了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不同。
由于专家的误判而致更多的病人在当初得不到有效治疗而死亡，是否也要追究专家和国家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刑责？事实上，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各国的某一疾病突发尚不能确诊和用正确的方法治病时，都不会对医生和基础研究人员追究刑责，因为这属于人类认识自然需要付出的成本的和代价。
然而，尽管意大利的地震科学家预测地震失误不应当判刑，却也并非没有责任。最大的责任就在于，既然地震预测目前在技术层面不具可能性，但为什么又把话说得那么死，而且大包大揽让人们“只管放心地在家喝红酒”，以致造成悲剧。因此，至少对这些科学家应当追究其工作失误的责任，因为这证明他们并不太称职，可以降级降薪，或调离原来的岗位，但判刑确实不妥。
（作者：张田勘，来源：《金融界》）
法律思考：《地震预测预报中的法律责任的思考》
四川大地震过去之后，如何实事求是地总结地震发生前的地震预测预报工作、提高对包括地震在内的大规模自然灾害的预测预报的科学水平，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同样急迫的，是如何规范、建立和不断完善地震预测预报部门的法律责任，在科学与法律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高水平的、更加专业化的地震预测预报体系。
在我国，发布地震预报的权利是被地震部门垄断的。这种垄断的权利后面是国家地震主管部门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法律与道义责任。如果不能够合理地平衡这样一种权利与义务、责任的关系并将其具体化，还人民以知情权，不仅将损害中国政府的形象，也会助长国际国内的各种谣言，影响社会稳定。
由于中国的国有体制等历史原因，地震监测工作的资源和技术手段都集中在国家地震局及其各地的下属机构。无论是民间还是其它科研、教学机构，都没有有效的、完整的资料、网络与技术手段。由于这样的原因，国家地震主管部门实际上垄断了全国的地震监测资源。
作为这样一个权利与资源独享的特权部门，国家地震局和四川省地震局不能仅凭一句“地震预报是世界性难题”来封住全国人民的嘴。在四川强震发生后，面对责难和疑问，他们一边说地震无法预报，一边又辟谣说北京等地区不会有震，似乎在强震过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地震预报这一世界性难题。国家地震预测预报最高的专业机构这种出尔反尔的说法，似乎不是建立在对现有地震监测数据进行完整、详尽的分析基础上，因此没有多少科学根据。
国家地震主管部门享有这样的特权，理应将其工作程序透明化，接受全社会的监督。这是问责制与公民知情权的内在要求。同时地震主管部门的作为或不作为，有可能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要求其公开、公布这次四川强震前后的地震监测数据，是公民的一项自然而然、不可剥夺的权利。地震监测的相关数据应该是全人类共同的财产，而不应该被视为国家机密。如果重大疫情必须公开，而地震同属严重自然灾害，那么人民也完全有权利要求国家地震局在适当的范围内将相关资料和数据予以公开。一般而言，绝大多数人相信，类似四川这样的超级地震在震前一定存在各种异常反应。各种数据和反常现象之间，有可能存在内在的、有规律性的联系。公布相关的地震监测数据和大范围内搜集到的反常现象的报告，将有助于建立对全社会对重大自然灾害的忧患意识和全民警戒意识，同时增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反过来促进我国地震预测预报工作，使其更加科学、专业化以及透明化。
但是，由于我国还没有某些西方国家的信息公开的法律，在公民寻求地震归口部门公布相关资料方面还存在一定的法律障碍。而地震资讯一旦公开，将有可能使得尚处于潜在、可能的或者假定阶段的民事与刑事法律责任表面化。
（作者：谢修如，来源：《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