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导读： 4 月 8 日上午 被，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徐业安发现在其办公室自杀身亡，这是6天之内传出的第三起中国官员自杀事件，级别纵跨副部级到科级。 4 月 4 日上午 ，浙江宁波奉化市一幢居民住宅楼发生坍塌事故，9日，塌楼小区所在的锦屏街道建设管理办副主任何高波于自杀身亡。类似的新闻近年来屡见不鲜，面对官员的非正常死亡，官方要如何才能“完美善后”？

官员自杀到底与奉化塌楼有无关联

就奉化方面官方信息披露称，“经技术勘验和初步调查，认为何系自杀。”但何高波的非正常死亡，仍然给关心塌楼事件的民众留下了一连串的问号。比如，何的死亡与塌楼有无关联？如有，是何关联？又如，何高波有无留下遗书或安排后事？如有，又分别是什么？在公安机关目前认定的3名塌楼嫌犯中，并无何高波，他为何却要自杀？警方认定何高波自杀的依据又在哪？

何高波生前系奉化锦屏街道建设管理办副主任，倒塌的居敬小区正属于该街道管辖。 2012 年 12 月 31 日 ，何高波就兼任了该街道危旧房屋安全检查领导小组成员。塌楼事发前一天，还有检测人员对29幢进行过检测。何高波也曾就此向媒体作过解释。这些似乎都证实了，何高波与塌楼事件关联紧密。但无论如何对塌楼事件应承担何种责任，也责不致死。尤其是，倒塌的居敬小区29幢建于1994年，当时何高波还只有24岁。要说何与塌楼事件的交集，也是在危房的检测与监管上。

如今，何高波已经身亡。最让人担心的，除了何高波之死的权威结论之外，还有奉化塌楼事故调查能否坚持查办下去？此前有消息称，由奉化市纪委牵头，会同监察局、行政问责中心成立责任追究调查组，启动问责机制。同时，已派出3个工作组进行调查，并和坍塌原因调查组工作同步跟进，重点调查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是否存在渎职失职行为。何高波若是无辜，调查结论应还其清白；何高波若是有责，虽然人已身亡在法律上不能再追究，但厘清其责任仍有助于让在生的责任人罚当其罪。

这起官员自杀事件或将给奉化塌楼事故调查带来某种程度上的干扰，但调查不能停止，真相不容被官员自杀这潭浑水给掩盖。调查进展的及时公开，相关证据的合法披露，都是调查组应该关切的下一步。

因心理压力而轻生还是畏罪自杀？

有关方面在介绍这些官员的自杀原因时，多为“工作压力大”、“抑郁症困扰”等。2000年，当年5月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跳楼身亡，其自杀前正在“协助调查”一起经济案件，精神压力过大，因而患上抑郁症。

《人民论坛》杂志曾对全国100多名官员的心理健康进行过调查，发现有80%以上的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普遍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心理疲劳及心理压抑。其中，64.65%的受调查者认为，官员的压力源主要来自“官场潜规则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并由此导致少数干部因心理负担过重而出现焦虑、抑郁等问题，甚至有个别干部心理严重失调，导致精神崩溃。

然而，国家行政学院公共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认为：“官员一自杀，要么解释说工作压力大，要么说患有抑郁症，但老这么说，百姓会怀疑。”

实际上，个别官员自杀，涉嫌腐败，系畏罪自杀。 2014 年 1 月 6 日 ，经警方处证实，南通市房产局原局长陈西于 2013 年 12 月 28 日凌晨 在家中自杀身亡。此前一个月，在南通市纪委召开的全市城建系统警示教育大会上，通报了包括南通市房管局原局长陈某等人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

事实上，官员畏罪自杀现象早有先例，比如 1995 年 4 月 4 日 ，中共北京市委原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宝森因腐败案发，畏罪自杀于怀柔乡间。

官员自杀及其关联性

自杀往往令人惋惜，但官员的自杀却似乎难以引发人们“理解的同情”。征诸历史，百姓对官员总体上少有好感，又似乎于今为甚，即所谓“仇官”。事实上，此种对官员的印象，只是一种未经严格论证的观感，但久而久之，官员就被演绎成一种可恶、可怕、可恨的抽象存在。官员自杀原因尚未查明，有人就推定他们是源于“畏罪自杀”，其心理逻辑便在于此。不过，官员自杀或也有助于人们对官员的认知从抽象走向具体，至少，官员也不总是高高在上、威风凛凛、风光无限、不近人情，他们也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他们也有不结束生命便无法摆脱的痛苦。

官员自杀现象，其实是观察研究当下社会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而这一现象的关联性影响，显然不应在视野之外。

不少人对官员自杀，可能不过是隔岸观火，或甚至于“大快人心”；但于官员这一群体而言，却很可能有“物伤其类”之痛，其所造成的心理震荡，实不容轻忽。就前几个月的情形来看，我甚至怀疑官员自杀已对官员这一群体形成了确切影响。自杀行为易对他人产生强烈的心理暗示，连自杀的方式也常被后来者模仿，这不过是显见的经验事实。因此，无论这几个月中官员自杀的动向是否只有偶然性，有关部门也不宜视若无睹，而应积极介入，开展专业性调研，进而纾缓官员自杀对官员群体可能造成的心理冲击。

但官员自杀的关联性影响，又不止于其身后。一名官员无论是由于抑郁还是恐惧而自杀，在其自杀之前，心理都不能说是健康的。心里没有阳光的人，即使他自比为太阳，也很难把阳光播撒到别人身上。以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履行重要职责，无疑将给工作造成难以预知也无法掌控的伤害。有关部门通过走访调查，即不难获知官员自杀前确切的精神状态和工作状态。因此，仅仅从利于事业发展的角度，关注官员的心理健康也应纳入组织人事部门的日常工作，以收未雨绸缪之效。遗憾的是，人们所知的对官员心理健康的检查不但极其稀少，而媒体能够援用的“最新”相关数据也得之于四五年之前，至于对官员的心理危机及时干预更难得一闻。由此亦可知，在选拔任用干部之时，官员的心理素质实应作为重点列入考察范围，而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的所谓“三门”干部，他们年轻的心灵经历了多少又能经受住多少风雨，实在是一件大可疑虑之事。

对执掌公权力的官员，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要求他们具备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能力、素质和境界，而他们在压力面前选择自杀则不免令人失望。如果官员都有宽阔的胸襟、无私的精神和高尚的情操，他们就不会走上自绝之途。不过，对官员的道德诉求虽在情理之中，却不能以此解决他们的心理问题，而心理问题若非先天，则理应向现实溯源。事实上，除力难胜任又不知进退的巨大压力之外，官员在工作中还经常面临多重伦理冲突，比如服从上级与对公众负责的冲突、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工作价值与家庭价值的冲突等。显而易见，他们的心理冲突是客观的，也与客观现实相关。如何塑造一种健康向上的官场文化，营造一种心情舒畅的制度环境，或许是官员自杀所引发的带根本性也最为积极的关联性影响。

自杀或被自杀，真相不能“躲猫猫”

梳理2003年以来公开报道的官员自杀事件，大多数官员的自杀原因未彻底查清，很多只是寥寥数语带过，自此再无下文。这种做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明显向左，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一旦发生公职人员自杀事件，政府和媒体往往将之作为重点事件深入挖掘，务必给社会一个完整真实的交代。如2003年香港职员张之琛自杀后，特区政府立即展开深入调查，并公布遗书等佐证材料，使民众充分了解其自杀的原因。相对而言，中国的公职人员自杀，则很多是一笔糊涂账。

官员自杀的消息，每每伴随着种种传言，其中很多条件反射地指向贪腐问题，甚至很多时候，民间的话语系统中官员自杀等同于“畏罪自杀”。这既因为民间对于腐败本能的反感，更在于不少政府部门人为把官员事件敏感化、神秘化，信息公布的严重滞后、模糊，给了谣言市场空间。一个在任官员的自杀身亡，不是私事，而是关涉公共利益，关涉公众知情权。因此，有着特殊职务的官员一旦发生“意外”，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在第一时间向公众解疑释惑，让真相走在各种猜测与传言的前面。

官员自杀给官员个人、政治系统和社会都带来了直接危害，是一种全输结果。而要从根本上破解官员自杀问题，最根本的还必须从政治生态、特别是内部政治生态的改善方面入手，这就要求权力完全在阳光下运作。虽然官员自杀的原因有很多，如压力过大、道德腐化等，但归根到底，还是政治系统运行相对封闭带来的“潜压力”。唯有让权力置于阳光下，才能去除官员身上背负的潜压力。否则，一次次“抑郁自杀”的判定，看似能迅速终结当地政府的巨大压力，却永远阻止不了下一个自杀的官员。

结语：官员自杀事件如果没有充分和及时的信息公开，谣言满天飞将是可以预期的结果。

文章来源：财识网：http://www.21fd.cn/a/jinrikandian/2014041166294.html 发布时间：2014/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