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份19名高官被免职 2008成“行政问责年”
近日，多名官员先后因在重大安全责任事故中负有领导责任而去职，中国政坛“问责”之风骤紧。正如人们在不幸事件之后所期待的，灾难总会伴随以进步作为补偿，倘若以此为契机，使行政问责实现制度化规范和常态化运作，对于那些因问题奶粉染病的婴幼儿家庭也是个安慰。
从2001年7月，广西南丹矿井透水导致81人死亡、县委书记被免职开始，党政干部行政问责制度在基层起步。2003年非典，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被免职，成为行政问责的标志性事件。2008年以来，行政问责在各地频频发力，密集度之高远超出往年。在此实践基础上，行政问责进一步制度化常态化，需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全面拓展问责领域。现有的问责案例多集中于公共安全事故，而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决策失误，以及施政失败时，也应当开始纳入行政问责的范围。如同责任与职权不可分割一样，问责也须与职责如影随形。凡责任后果出现，问责便不可避免，不仅安全责任事故需要问责，官员的上任承诺、公共声明、从政道德特别是公共决策，都当在问责的常态视野之中。为此，首先要厘定各级各类公职人员的法定职责，而那种将当地领导分工不向社会公布的作法，显然是不可取的。包括昆明在内的一些地方已经尝试列出领导干部的“权力清单”，亦不妨同时开列相应的“责任清单”，进一步明确违反哪些责任需要问责，以及进行何种尺度的问责。当然，我们更欢迎官员在履新时，主动作出“出现何种情形将引咎辞职”的公开承诺。
二是在何种情形之下，行政问责方能启动。目前的行政问责多基于上级决议和民意舆论，带有不确定性。如9月11日，四川巴中市府办公室3名工作人员因中秋节放假通知笔误为“端午节”，遭问责通报而免职，反映了问责在一些地方的失范和无序。为此，必须科学设置问责体系，健全和周延问责措施，例如仅去职一类，就有责任人主动引咎辞职、上级予以撤职免职、人大代表提案罢免等多种情形，去职之下还有警告、记过、记大过等轻微行政处分，都应当分别予以充实完善，并保持互相衔接。而问责措施的严厉尺度亦应与责任程度相对称，过于严苛可能造成行政系统内部责任分担的畸形与不公，失之于松则会导致问责流于形式。
第三，关于行政问责的后续效力。如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在“警察进京拘传记者”后“责而不辞”，去职官员如何“东山再起”等，同样亟须规范。每次问责的效果都不应是一次性完结，而应伴随必要的后续效力，以保证问责能够切实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例如，因行政问责而去职者，至少不应直接转任其他更高级别的岗位职务；而受到警告、记过、记大过等轻微行政问责者，其短期内的提拔晋升也应受到必要的限制等。
总之，行政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核心，在于问责的不可避免性。这首先意味着职权主体与问责对象的同一性。公共决策的失误，一般要将“最后拍板者”作为第一被问责人，首先审视“一把手”是否被问责。行政问责的不可避免性，还意味着：在前一起公共责任事件负领导或者主管责任的官员，不会因为其他地区和行业发生新一起责任事件而获得“转移视线的红利”，从而逃避或延缓本应受到的纠问。只有这样，行政问责在公众与官员之间、此官员与彼官员之间，才是公平合理的，而这也是通往“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不二法门。
9月11日，冀纯堂因三鹿奶粉事件被免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市长职务。
9月14日，因“9·8”襄汾溃坝事故，孟学农被免去山西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并辞去山西省长职务。山西副省长张建民被免职。
9月16日，石家庄副市长张发旺和市畜牧水产局局长孙任虎被免职。
石家庄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张毅，石家庄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党组书记李志国也被免去党内外职务。
9月20日，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停职检查，临汾市委副书记刘志杰被免职，刘志杰的临汾市长职务和周杰的临汾副市长职务被提名免去。襄汾县委书记亢海银被免职；襄汾县委副书记李学俊被免职，其襄汾县长职务被提名免职；襄汾县副县长韩保全被提名免职。
9月21日，深圳龙岗区政府副区长黄海广因“9·20”火灾被提名免职。
9月22日，河北省委决定，免去吴显国石家庄市委书记职务；国务院同意李长江辞去国家质检总局职务。
9月22日，因为河南登封市新丰二矿煤与瓦斯突出事故，登封市委书记张学军被党内警告处分，吴福民被免去登封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职务，建议免去其登封市长职务，登封副市长张宏伟被建议免职。
“最近一系列官员被免职，都是由公共事故频发造成，从而出现了一个问责高峰。”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系列的官员问责，对目前中国官场冲击相当大。
“这也说明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度更加严格了，比以前更加到位、更加严厉。”刘春说。
他同时表示，近期一系列的公共安全事件的集中爆发，揭露出有些地方官员严重失职的行为。“应该严查引咎辞职官员背后可能的腐败渎职问题。”
2008:行政问责年
从山西襄汾尾矿库溃坝到三鹿奶粉事件，再到深圳龙岗区大火和登封市煤与瓦斯突出事故，本月公共事故集中爆发，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也至少引发了导致19名有关高级官员引咎辞职或遭免职问责。
“这个9月是某些官员的黑色9月。”刘春说，22日，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成为9月因一系列安全事故去职的官员中又一名正部级官员。”
他认为，过去官员引咎辞职是个新鲜事物，大家感觉比较新鲜，一些官员不能接受，而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制度化的严格，严肃的追究制度，问责官员目前已经成为一种制度，而且也形成了一种惯例，只要有公共事件发生，必然有官员承担责任，主动辞职或者被上级政府免职。”刘春这样描述目前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度。
实际上，早在2002年中央颁布实施的《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就对领导干部引咎辞职作了明确规定。200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中办发〔2004〕13号)第四章第十四条就明确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两年后，2006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十三章第八十二条也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
“《公务员法》在此基础上，将引咎辞职制度法制化。”刘春认为，引咎辞职是我国法律责任体系中一种新的责任制度。从法律上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事管理中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2008年是行政问责年。”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表示，这个提法在去年“十七大报告”的文字中可见。
可以印证的是，在今年新一届政府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2008年要选择部分省市和国务院部门开展试点，加快实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度。”
监管前移
如何让官员尽到责任，如何让官员严格执法？刘春认为，这是治理事故频发的根本性问题。
“出了事再问责，这只是一种事后补救措施，只能警醒官员更加尽责，而不能解决潜在的事故危险。”
“监管端口前移，防患于未然。”刘春认为，预防事故频发的重要措施就是要求官员工作在平时执法要严格，在日常中把危险消除。“"三鹿问题奶粉"事件”暴露出我们监管部门在产品生产加工领域，无论事前、事中的监管都近乎失灵，形同虚设，而事后亡羊补牢已经为时太晚。
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发布时间：2008/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