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20年仍踏步不前

    对大多数国人而言,垃圾处理只是从自家厨房垃圾桶到楼下小区垃圾箱的距离。然而,我们不曾想到,高速发展中的城市,正遭遇垃圾围城之痛。

　　目前,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75万亩,全国三分之一以上城市遭遇垃圾围城,造成这样结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垃圾分类处理成为空谈,与此同时,无序的垃圾焚烧正日益成为城市环境毒瘤。

　　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今日中国显得尤为突出,必须用发展的方式加以解决。化解这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风险,需要基础设施投入,需要制度设计创新,更需要全体国人的自觉自醒

　　□新华社记者李舒季明陈冀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众多城市已经开始提倡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并陆续出台相关条例加以规范。然而20年后的今天,记者站在北京最繁华的CBD国贸核心区,随意打开一个分类垃圾箱,看到的依然是废纸、饮料瓶、牛奶包装、塑料餐盒和食物残渣的共生体。

　　20年来,政府投入巨资试图引导居民对垃圾进行简单分类,使它们能够被资源化利用。但垃圾分类的尝试在国内多个城市至今仍然处于原地踏步的窘境。是居民素质问题,还是垃圾处理收费过低?是政府监管不力,还是产业链生态失衡?在两个多月的调研中,记者试图求解垃圾分类困局。

　　孙大妈住在北京市东城区一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小区每个单元门口,都摆着三个一米多高的垃圾桶。按照墙上的分类指示,绿、蓝、灰三个垃圾桶分别装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

　　然而,实际情况却糟糕得多。“小区刚开始推行垃圾分类的时候,是绿、蓝、黑垃圾桶各一个,但据我观察,离单元楼口最近的那个桶总是最先装满,然后人们才会多走一步扔其他桶。”孙大妈告诉记者,“像我这样进行认真分类的居民,常常看到厨余垃圾桶爆满,不得不扔到其他垃圾桶里。”

　　后来,孙大妈发现单元门口的垃圾桶变成了两个黑桶,一个蓝桶；而地下停车库的垃圾桶则变为两个绿桶。“也不知道是环卫运输垃圾时调换的,还是桶坏了换的,反正不管哪个桶,里面的垃圾都没有分类,环卫来了也是一车拉走”。

　　“每天都有拾荒者来翻捡垃圾中的纸板、饮料瓶等,他们在翻捡时,图省事,把这个桶的垃圾翻出来,留下有价值的,剩余的就手扔进另一个桶,这样一来,即使原先分好类的垃圾,也全乱了。”孙大妈说。

　　像这样流于形式的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在北京、上海、广州等许多城市普遍存在。广东省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局长危伟汉介绍,2013年广州市城镇社区基本开展了垃圾分类推广,但开展较好的小区仅为30%,“很多街镇流于形式,没有进展”。

　　在上海,杨浦区的建德国际公寓是上海市选定的试点小区之一,但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透露,虽然志愿者会对分类进行指导,但居民自觉将家中干湿垃圾分类的比例只能达到30%至40%。

　　面对没有被分类的垃圾,焚烧厂或填埋场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垃圾被送到这里后都是混在一起焚烧。”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烧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北京,每天产生垃圾1.77万吨,其中一半焚烧、生化处理,另一半直接填埋。中国资源利用协会秘书长王吉位认为,这些被焚烧或填埋的废弃物,如果前期分类得当,相当一部分是可以被利用的。

　　如何才能有效将可利用垃圾做到前期分类,很多该领域方面的专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利用拾荒大军。广州市分类得环境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静山,2008年从IT公司老板改行进入垃圾分类领域,与越秀区东山街开展垃圾分类合作。他把自己的计划称为“蚂蚁雄兵”,希望利用市场化手段收编拾荒大军和收卖点,将垃圾利用产业化、规模化。然而,截至目前,杨静山只发展了两个街乡,“差不多要放弃了”。杨静山试图与其他街道建立合作关系以扩大生产规模,却屡屡碰壁。“街道没有积极性,城管委说我没有资质,政府的补贴更是没有影子。”

　　杨静山的命运在垃圾分类回收行业中具有代表性。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城市垃圾分类十分先进,大街小巷都有“废品回收站”,然而这套废品回收体系在上世纪80年代末慢慢萎缩。

　　这种萎缩换来的是民间拾荒大军的崛起。上世纪80年代末,来自四川、河南、安徽一带的农民,把“从垃圾堆里掘金”的事业做得风生水起。据不完全统计,广州有拾荒大军10万人,在北京,这个数字超过16万人。可是,他们一直被城市管理者视为“小商小贩”,受到打压,因此这股垃圾分类回收的力量一直得不到发展壮大,导致目前许多垃圾流向黑作坊,造成环境污染、地沟油泛滥。

　　记者在北京市探访了多家废品回收站后发现,这些回收站普遍存在无资质名称、随意排污、圈地收费和消防隐患等问题。在位于通州区马驹桥镇的北京聚宝库废旧物资回收公司,记者看到数千平方米的土地被分割出租给数十个废品回收小作坊,塑料、废铁等露天摆放堆积成山,远在百米外就能闻到空气中的恶臭。小作坊的经营者直接清洗粉碎塑料垃圾,产生的大量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到附近河流,黑色的河水泛着泡沫。

　　据国际食品包装协会秘书长董金狮介绍,这些小作坊将塑料瓶粉碎清洗后,再卖给一些小厂或黑作坊,用来制作毒餐盒等。而像北京盈创这样正规的、国内唯一能够生产食品级再生聚酯切片的企业,却常年苦于收不到足够多的饮料瓶。

　　导致垃圾围城除了分类不足难以处置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垃圾过盛。一个不足10克的U盘,纸板和塑料膜的包装接近100克；一盒250毫升、2.5元的牛奶,其包装成本约为0.5元,包装材料由纸、塑料、铝箔复合6层；一盒净重200克的茶叶,其木质包装盒重达近3000克,包装物有铁盒、塑料纸、纸张、塑料泡沫、丝绸等……

　　这些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小细节,带来了诸多后期无法分类和处理的垃圾。

　　董金狮告诉记者,商品包装通常会在设计上追求色彩鲜艳夺目,在材质上追求多种材料复合,而华丽包装产生的彩色油墨和复合物非常不利于回收处理。相反,越是简单、透明的包装就越好分解,对于消费者来说卖废品时也越值钱。

　　专家指出,城市生活垃圾里面有三分之一都是包装性垃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过度包装情况最严重的国家,包装废弃物体积占固体废弃物一半,每年废弃价值达4000亿元。而我们身边的诸多包装物,材质涵盖了纸类、塑料、金属、玻璃、陶瓷、木材、水晶及复合材料等,多为非环保材质,无法再利用。不少产品包装中还有大量缓冲材料和填充料。因盒子体积大、形状各异等原因,使得回收利用的运输仓储成本都较高。

　　在北京,每吨生活垃圾的处理费用已高达400至500元,每年处理垃圾的费用高达20多亿元,政府每年要拿出巨额资金补贴垃圾处理。“如果减少不必要的包装,每年可节省数亿元。”北京市市政管委固体废弃物管理处处长李向东说,尽管对居民生活垃圾进行计量收费尚无时间表,但垃圾减量的观念应该在全社会树立。李向东说,垃圾管理一直遵循的优先次序原则是“减量、再利用、再循环”。首要的是在源头减量,这个源头不仅仅是居民家中进行垃圾分类,更应该追溯到产品生产商。商家生产产品时,就应该将垃圾处理、资源再利用考虑进去,如果包装不是环保材质,按照“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就应该缴纳环境税用于垃圾处理。

　　评论

　　垃圾分类要试到何时

　　□新华社记者刘阳

　　“垃圾围城”困境怎么破?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是业界公认的最终出路,而减量化是先决基础。早在2000年,当时的建设部就确定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14年过去了,试点依旧还在试点。“垃圾减量分类工作已经开始起步”,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有关负责人的表述耐人寻味。

　　对于每个人来说,垃圾分类会多花时间和精力,但在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面临巨大挑战时,一切理由皆不成为理由。垃圾分类是全社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个人、家庭、社区和政府无一可袖手旁观,需要全社会再造一套科学、可操作的行为规范。

　　20多年前的台北市,也存在严重的垃圾问题:企业乱排污、百姓乱扔垃圾。从环保教育入手,倡导前端垃圾分类投放,十余年如一日,台北居民遵守着严格的垃圾分类制度,自觉将家庭垃圾分成资源、厨余和一般垃圾,在指定时间丢弃。1999年,台北市家庭垃圾量为每天2970吨,到2012年降至每天986吨,减幅达66%；资源回收率则从2.4%提升至47.7%。台北垃圾处理方法入选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

　　一个个案例,说明“垃圾围城”病并非无药可解。关键是要站在资源循环利用、建设美丽中国高度,下定决心,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加以推进:一方面,政府责无旁贷,应将更多公共财政资金投向垃圾处置全过程,以更严谨的态度和更负责任的决策来制订垃圾处理政策法规、布局垃圾处置设施；另一方面,需要全民参与,从垃圾分类、减量开始,再加上焚烧等技术的采用、资源回收率的提高,垃圾围城难题终将被破解。

---

垃圾焚烧遭遇“中国式困境”

　　□新华社记者陈冀李舒季明

　　日益突出的“垃圾围城”已经成为中国各大城市必须面对的难题。政府想方设法突破困局,多以垃圾焚烧寻求突围。而伴随着环保理念、权益意识的增强,一些地方特别是垃圾焚烧厂选址点附近的居民排斥建垃圾焚烧项目,垃圾处置陷入重重困局。

　　居民痛点:垃圾焚烧厂点燃民意

　　在一些地方,建设垃圾焚烧处理设施陷入“政府宣布建设――居民强烈反对――项目被迫搁置”的中国式困境,建与反对建垃圾焚烧厂的意见僵持不下,似乎成了难以破解的死局。

　　2009年11月,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遭到附近居民强烈反对,成为近年来反对垃圾焚烧的标志性事件。周边居民认为,焚烧厂的建立会给当地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特别是焚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二�f英,会严重影响健康。番禺区政府被迫宣布暂停该项目,时隔4年后,易址广州南沙新区。

　　在“番禺风波”示范作用下,广州白云区李坑垃圾焚烧厂也遭到当地村民联名上访,最终周边村落整体搬迁。佛山市高明区、南海区西樵镇近千市民开展“戴口罩巡游活动”,反对佛山市南海区江南发电厂建设污泥焚烧项目。

　　事实上,关于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来在各地多次发生,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地方,居民和政府在垃圾焚烧项目建设上存在较深的认知鸿沟,地方政府再三向居民强调垃圾焚烧厂技术成熟,全球许多国家都在采用。但居民对此表示怀疑,担心项目会给自家环境带来污染,对政府的监管能力也缺乏足够信任。近年来双方对峙程度不减反增,甚至从反对升级为冲突。

　　政府难点:民意与决策赛跑悖论

　　据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危伟汉介绍,作为拥有1800多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广州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总量为1.8万吨,目前日处理量为1.4万吨,还有4000吨垃圾在农村就地处理。如果不进行控制,到2015年,广州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将达到2.2万吨,仅凭李坑一厂最大日处理1040吨的能力,届时仅市中心每天就有超过6000吨垃圾无处可去。

　　“垃圾围城”倒逼政府寄望于新建大型垃圾焚烧厂。广州市城管委2013年正式宣布,到2016年将再建6座垃圾焚烧厂。

　　危伟汉强调指出,垃圾处理设施是一个城市必不可少的市政公益设施,其产生的社会效益由全体市民共享,但不可避免地产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邻避效应”,受到选址周边居民的反对。焚烧厂的选址越来越成为公共事件,其顺利解决更有赖于公民树立社会责任和理性态度。

　　多地政府都宣称建设垃圾焚烧厂势在必行,并且运行安全可控,排放优于国标,但居民对此却表现出极度不信任。

　　番禺反烧风波中的网民意见领袖“巴索风云”坦言,有的城市为了方便管理,政府将焚烧作为垃圾处理的首选方式,却将群众的健康安全置于可能受损的境地。

　　社会疑点:三问垃圾焚烧处理

　　与近年来垃圾焚烧项目在各地呈“大跃进”式建设相应,对之的质疑之声也日渐增多,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三问:

　　一问:垃圾焚烧厂“大跃进”式的建设会否造成产能过剩?

　　2013年以来,广州市在原有一座李坑焚烧厂的基础上,白云、萝岗、番禺、增城、花都、从化等各区市都分别规划建设一座焚烧厂。一座城市7座垃圾焚烧厂是否会造成产能过剩?广东省科学院院长陈勇认为,目前政府推广垃圾分类的思路和“大跃进”式的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相矛盾,如把更多力量放在垃圾的分类减量上,就可以减少垃圾焚烧厂的数量。

　　广州市城管委则称:“垃圾焚烧厂需求量是根据广州市目前及未来生活垃圾的产生量来预测的。充分考虑了垃圾分类减量的成果,也充分考虑了地理位置、环境容量、运输路程等多方面因素。”危伟汉表示,“即使将来垃圾分类做好了,垃圾减量了,焚烧能力富余了,也可以把原来埋在地下的垃圾翻出来烧。”

　　客观而言,城市垃圾数量快速增长,垃圾处理的市场空间较大。《“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明确提出,截至2015年,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能力达到无害化处理总能力的35%以上,其中东部地区达到48%以上。有专家做过测算,如果要达到上述目标,全国还应再建170多座垃圾焚烧厂。

　　二问:焚烧厂运行环保安全如何监管到位?

　　垃圾焚烧项目上马,易在附近居民中引发恐慌。

　　关于焚烧无害化,居民对政府的解释始终难以信服。广州山前大道金碧御水山庄的罗明海就表达了担忧:“就算建设的垃圾焚烧厂技术世界一流,但好的技术没有好的运行与监督,其要达到无害化效果也是未知数。”罗明海称,足够高的炉温是保障焚烧中达到无害化或减害化的重要条件,但在垃圾未充分分类情况下,餐厨垃圾的水分会降低炉温,要提高炉温,势必会增加成本。当公共利益遇到经济利益时,企业会为公共利益做牺牲吗?

　　广州市李坑垃圾焚烧厂是广州市以最新先进技术打造的“样板工程”。记者在现场看到,该厂排放出口的数据被实时连接到当地环保局管理系统以及厂门口电子屏进行展示接受监督。李坑垃圾焚烧厂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每月会将相关监测数据汇总上报当地和有关部门。对于群众最为关心的二�f英等有害物质的检测,厂方每年请专业机构来检测两次。

　　三问:“垃圾焚烧厂建设是否科学”?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对于垃圾焚烧是否具有毒害性等关键性焦点问题,不仅居民与政府间难以达成共识,在专家中也存在较大争议。

　　各方争议较多的垃圾焚烧是否无害化问题,网民援引有关专家观点称,在西方,垃圾焚烧发电已成夕阳产业,垃圾焚烧的“发达国家”丹麦、德国、日本、美国,都在缩减垃圾焚烧规模。而另外一些专家则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缩减垃圾焚烧规模”的情况并不存在,相反还在大力发展中。

　　危伟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明确指出:“垃圾经过焚烧都是可以达到无害化处理的。”

　　民生焦虑:明天去哪里倒垃圾

　　一方面是政府强力推进垃圾焚烧项目,一方面是居民高度重视环保、卫生利益,如何协调两者需求?如若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明天去哪里倒垃圾?

　　广州市副市长谢晓丹强调,垃圾焚烧厂选址困难主要面临的是“邻避问题”,生态补偿机制是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为此,广州目前正在起草《广州市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区域生态补偿办法》,尝试使用生态补偿机制来缓和这方面的冲突。随着区域一体化的推进,城市间经济生活联系愈发密切,处理垃圾焚烧不能各自为政,更需打破行政地域限制,探索跨区、跨市的统筹布局。

　　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彭彭指出,项目上马与否,一开始就要听居民的意见,就要主动释放信息,进一步构建公众参与的范围和渠道,通过听证会、民意调查等方式欢迎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反馈意见、参与讨论,防止居民与政府对立情绪的放大与蔓延。

　　新闻链接

　　日本工夫落在无害化处理

　　记者最近在日本大阪市环境局下属的大正垃圾处理厂厂区看到,巨大的垃圾竖井深达40米,容量8000立方米,可以装入约2400吨垃圾。虽然垃圾如此之多,但厂区内并没有令人作呕的异味。这是由于垃圾产生的异味被抽风机抽取,利用空气预热器加热到150至200摄氏度,再送入焚烧炉,由于炉内的高温,异味物质都被分解了。

　　为了避免焚烧时产生致癌物二�f英,焚烧炉利用850至950摄氏度的高温使垃圾实现完全燃烧。工作人员通过监控屏幕,可以实时观看焚烧炉内的情形。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粉尘使用电气集尘器吸附,废气还要经过洗涤装置、过滤式集尘装置等处理程序,符合安全标准后才从烟囱排放。

　　可燃垃圾焚烧后最终形成的灰烬只有原来体积的二十分之一左右,对其中不能完全避免的一些有害物质则使用药物进行无害化处理。灰烬最后被运到大阪湾填埋。垃圾焚烧产生的热被用于制造蒸汽,再由管道输送给蒸汽涡轮机进行发电,这些热量还能同时给工厂提供热水和暖气等。2011年,这里焚烧了约13.34万吨垃圾,发电量达到1910万千瓦时,卖电286万千瓦时,收入达到2340万日元。

　　据介绍,仅在大阪,像大正这样的垃圾处理厂还有7家。在全日本,众多城市垃圾焚烧处理厂的良好运营,对避免“垃圾围城”“垃圾填埋场污染水源”等问题有重要意义。

　　德国透明运行获公民认可

　　欧盟统计局数字显示,2011年德国所有社区垃圾中,45%回收利用,37%焚烧,余下的基本上转化为堆肥。德国是如何把全国巨量垃圾进行回收和分拣的呢?首先,德国有着严格的垃圾分类标准,有机垃圾、纸张、包装、残余废物等都有自己的专属垃圾箱,民众对垃圾分类是垃圾分拣的第一道程序。也正因分类清晰,不可回收的残余废物很快被直接拉走,它们通常相对干燥,热值较高,方便采取焚烧方式处理。

　　针对垃圾焚烧设施可能排出的废气废水,德国依靠排放保护条例、水法等法律法规设定排放标准。例如,德国排放保护条例第17条就废气中二�f英、呋喃和汞等成分作出严格限定。实际操作中,焚烧设施的排放往往比上限值低出不少。废气排放由焚烧设施运营商在网上向有关负责部门汇报。另外,焚烧设施运营商还要将废气测量数据等结果公布在每年的环境报告中,数据得到政府专门机构的监测。

　　垃圾焚烧发电设施的高透明度运行、高水平的废气清洁处理与控制使得这种废物处理方式在民众中获得普遍认可,甚至在焚烧设施建设审批过程中就已得到公众广泛参与。

文章来源：法制日报2014年3月9日，第7-8版。 发布时间：201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