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结果除去请求权 公法权利 补救判决 国家赔偿法
作者简介:石佳乐,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行政处理直接在规范层面对权利义务加以变动,在此之外,行政活动还会直接或间接对私人产生事实影响,事实影响缺乏规范层面依据时即属违法,私人权利可能因此而受到侵害。实践中,由于撤销判决与确认判决缺乏执行力、附随于确认判决的补救判决多属突击裁判且内容不明确、给付类判决的要件不被满足而无法适用,违法行政活动的事实影响往往难以除去。比如,在行政处罚决定被法院撤销后,相对人依然无法开具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其嗣后另行起诉请求清除违法记录,但被法院驳回。[1]造成前述问题的原因是行政法上请求权在我国行政法中的不完全引入,未能普遍意识到存在一种独立的旨在除去违法行政活动事实影响的实体请求权,即结果除去请求权(Folgenbeseitigungsanspruch)。与之对应,实定法上就违法行政活动事实影响清除的规定存在漏洞,诉讼法中与之对应的权利实现方式为何也不明确。故如何通过法解释证立结果除去请求权的存在,使受到行政活动事实上不利影响的私人能够在行政诉讼中获得足够的救济,填补撤销判决或确认判决与金钱赔偿之间的漏洞,以达成无漏洞权利救济的要求,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
实际上,除去违法行政活动的结果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早有体现,最高人民法院在其个别裁判中也将其作为原告的一种公法上的请求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实施的早期,就有判决在撤销被告废止许可证的行为外,延长因撤销判决而恢复效力的许可证中的开采期限,延长期等于因违法行为所耽误的期限,此即旨在除去违法行为带来的不利事实影响。[2]近来,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判中明确指出:“……在诉讼类型上属于一般给付之诉中的后果清除之诉。原告的请求权依据是所谓后果清除请求权,或称恢复请求权,其目标是通过消除违法行政活动的后果,以恢复原始的状态。”[3]后果清除请求权即为结果除去请求权的另一种表达,该裁判使得结果除去请求权进入了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不过,学界就结果除去请求权的研究仍有不足,有学者在2013年指出:“关于行政行为后果排除的请求及作用方式,……我国目前学理界尚未展开系统的研究。”[4]此后,不多的研究聚焦于结果除去请求权的诉讼法实现路径,[5]而就其实体权利构造为何的研究依然缺乏。本文将先就实践中违法行政活动事实影响除去难题的成因进行考察,进而借鉴比较法上的丰富研究,基于我国实定法,展开论述结果除去请求权的实定法基础与权利构造,并简要说明其诉讼实现,以解决违法结果未能完全除去导致权利救济实效性不足的问题。
二、违法行政活动事实影响的救济难题及其原因
实践中,违法行政活动事实影响往往难以清除,其原因是缺少对基于违法行政活动产生的请求权的总体把握,忽视了请求权具有的沟通实体法与诉讼法、通过诉讼请求引导诉讼程序进行的作用。
(一)违法行政活动的事实影响在行政诉讼中难以清除
就行政活动造成的违法事实影响,其可能的除去路径包括诉诸撤销判决的效力、通过补救判决和给付类判决。然而,由于缺少与之对应的实体法上的请求权概念,前述路径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实现违法行政活动事实影响的彻底清除。
1.撤销判决与确认判决不直接处理行政活动事实影响
撤销判决属于形成判决,具有形成力,仅就行政处理的法律效力进行溯及性的消灭;确认判决则或就行政处理效力的有无进行确认,或就行政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确认,而不变动行为效力。两种判决均不直接课予行政机关作为义务,亦即并非具有给付内容的判决,在诉讼法理论中一般认为其无法被强制执行。[6]在实定法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2〕11号)第461条将“给付内容明确”作为申请强制执行的要件之一,亦即排除了确认判决和形成判决强制执行的可能,该规定通过《行政诉讼法》第101条适用于行政诉讼。然而,实践中个别判决认可撤销判决具有执行可能,如在一执行案件中,以原告为股东的忻城医药公司因食药监局的行政处罚而被工商管理局变更了公司经营范围。但在行政处罚被撤销后,工商管理局并未将变更的经营范围恢复到行为作出前的状态。正是由于被撤销行为导致的后续影响无法被撤销判决所当然消除,才使得部分当事人提出强制执行的主张。[7]如果认为撤销判决具有积极效力,这一积极作为义务的内容并未经过原被告互为攻防及法院审理,对此的强制执行使得诉讼法的程序保障功能丧失,与突袭裁判无异。因此,撤销判决的不可执行的规范要求应被坚持。
2.附随的补救判决部分属突击裁判且内容不明确
违法行政活动的事实影响还可能通过《行政诉讼法》第76条规定的补救判决加以除去,然而,补救判决往往存在内容模糊和不诉而判的问题,进而导致通过补救判决除去事实影响的实效性不足。
《行政诉讼法》第76条概括规定了附随于第74条和第75条中确认判决的补救判决,由于在第74条第1款规定情形下行政处理依然存续,行为所直接导致的事实影响具有法律上的依据,并无法被清除。而在第74条第2款和第75条规定的情形下,并不存在依然存续并产生效力的行政处理,行政活动引发的事实变动不具有规范层面的依据,具有除去可能。然而,用于清除结果的补救判决在实践中存在不诉而判与判决内容不具体等问题。
首先,部分补救判决存在不诉而判的问题。如有法院在确认行政事实行为违法后,在原告未请求的情形下,径直判决责令被告“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8]在诉审判相一致的原则下,为保障原被告双方的程序权利,裁判至少在原则上不能超越经由原告主张、原被告互为攻防、法院进行审理的诉讼请求,而需对之进行充分回应。除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旨在维护公益的异质部分外,法院不应对诉讼请求不做回应或超出诉讼请求的范围进行判决。法院在未经原告主张情形下径直作出判决,构成突击裁判,侵害原被告双方的程序权利。
其次,部分补救判决内容不明确,不仅导致其无法被强制执行,而且会因既判力阻断原告嗣后再次在行政诉讼中主张除去事实影响的可能性。一方面,有判决仅在主文中叙明责令采取补救措施,但并不在判决理由和主文中明确补救措施的内容。原告因此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在承认一审判决不明确的同时,未撤销原判而在裁判理由中对补救措施进行了具体化。[9]与之类似的判例颇多,如一审法院并未判决采取补救措施,二审法院则作出了内容不明确的责令采取补救措施的判决。[10]于此,原告无法通过上诉争议补救措施的具体内容;并且,内容不明确的补救判决无法被强制执行。另一方面,如果法院事前作出了内容不明确进而难以被执行的补救判决,原告受前诉判决既判力的拘束也无法再行起诉主张事实影响的清除,进而使得违法行政活动的结果无法得到处理。
3.因难以证成法定职责和给付义务而无法通过给付类判决救济
在存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以下简称《行政强制法》)第41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6条等实体法基础的情形中,私人当然可以提起给付类诉讼要求结果除去。然而,由于结果除去请求权缺少统一的实体法基础,在前述具体列举的情形之外,私人有没有请求事实影响除去的权利以及行政机关有无对应义务并不明晰,如企业处罚记录的清除即无法适用前述任何一种情形,《行政诉讼法》第72条所要求的“法定职责”和第73条所要求的“给付义务”难以证立。
于此尚需说明的是,行政赔偿判决也是一种给付类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2〕11号)(以下简称《行诉法解释》)第152条第2款明确将赔偿义务作为行政给付义务。由于行政赔偿和结果除去的要件相近,而事实影响除去的实体法基础又模糊不清,不满足行政赔偿要件的情形也常被以赔偿请求的形式提出。然而,如后文所述行政赔偿仅涵盖部分违法行政活动的事实影响,通过行政赔偿程序无法实现所有情形下的结果除去,如有法院明确指出“清除申请人行政处罚的所有记录”不属于“行政赔偿案件的范围”。[11]
(二)违法行政活动的事实影响难以清除的原因
违法行政活动事实影响的清除往往无法通过前述论及的诉讼法上的多种判决方式实现,是因为未能意识到结果除去请求权是一种独立的行政法上的请求权,没有将其与其他请求权,特别是赔偿请求权区分开来加以把握,这一认识不足的背景是行政法上请求权体系的不完全引入。由此,未能在服务于实体权利救济的诉讼法中为其寻找适当的权利实现方式。
第一,在经历耶利内克、布勒、亨克、鲁普等学者的理论发展后,尽管存在反对意见,基础性公权—请求权—诉权的请求权思考进路成为德国法上的主流思考模式。[12]此种思维模式的核心特征是独立于诉讼法确立行政法实体法上的权利,实体权利能否在诉讼法上加以实现仅涉及权利的实现水平。[13]类比私法上的权利体系,私人在行政实体法上具有的权利大致可以分为基础性公权和救济性公权,[14]后者即请求权。基础性公权类似于私法上物权等绝对权,包括财产权和自由权等,其识别需要基于保护规范理论判定。在基础性公权受到侵害时,产生一系列旨在救济基础性公权的请求权,包括撤销请求权、结果除去请求权和赔偿请求权等。私人既可以直接向行政机关主张其请求权,也可以通过诉讼实现其请求权。请求权具体化私人的权利救济需要,并在后一种情形下决定诉讼类型与引导诉讼的展开。
第二,在违法行政活动侵害基础性公权,进而产生行政法上的请求权中,结果除去请求权在我国实定法上存在零散的规范基础,但能够作为所有情形下结果除去请求权实体基础的规范及论证路径还有待进一步说明。其一,《行政强制法》第41条适用于行政处理被执行时事实影响除去的情形,大致相当于执行结果除去请求权,但其不涉及相对人主动履行和许可第三人活动等情形,也不涉及行政机关径直作出事实行为的情形。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32条第2款尽管规定了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但如果将其作为国家赔偿的方式之一,违法但不引发国家赔偿的行政活动的结果应如何清除成为难题。一方面,就国家赔偿上的归责原则而言,一般认为1994年《国家赔偿法》采取了违法原则,2010年《国家赔偿法》也以违法原则为主,但不仅学理上将过错作为赔偿要件加以引入,[15]司法实践也将过错引入了国家赔偿领域[16]。另一方面,就国家赔偿的范围而言,我国仅将之限定于人身权和财产权,但结果除去往往不限于前述范围。比如违法行政处罚导致的违法记录并不直接涉及前述权利。其三,部分行政单行法明确规定了具体化的结果除去请求权,《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6条规定了个人信息补充更正请求权,其基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公私法双重属性而能够成为私人针对国家行使的公法请求权。[17]其仅适用于个人信息保护这一特定领域,是结果除去请求权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具体化,并不及于违法发布相关信息侵害人格权、企业的处罚记录等处于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之外的情形,统一的违法结果除去的实体法基础依然欠缺。于此,关键是要证成私人具有一般性的,针对所有违法行政活动事实影响的请求权,如果仅依赖于个别领域实定法的规定,则必然存在无法为个别法所覆盖的领域。
第三,诉讼法上能够用于结果除去的判决类型仍有不足。尽管行政诉讼是贯彻行政实体法的机制,只要实体法上的权利以及与之对应的行政机关的义务得以证成,其至少能够通过兜底性给付类诉讼实现。但是结果除去请求权在诉讼法上的实现往往需要附随于前置于其的撤销判决与确认判决,然而,我国法上的补救判决仅附随于确认判决,行政处理撤销后事实影响的清除并没有便捷的实现方式,并且补救判决亦不要求诉判一致,这也部分导致了事实影响的清除困难。故而,在厘清结果除去请求权实体基础的前提下,还需要就诉讼法上其可能的实现方式以及诉讼法制度的完善可能加以说明。
总之,结果除去请求权实体法基础的模糊,导致其在诉讼法上的实现路径不清,进而引发实践中就违法行政活动事实影响的清除难题。
三、结果除去请求权的理论溯源与规范基础
要化解行政活动事实影响的清除难题,为其构造诉讼法上完备的实现方式,需要先就私人在实体法上对行政活动违法事实影响的请求权,即结果除去请求权加以说明。本部分将在追溯德国法上结果除去请求权这一概念历史演进的基础上,就其何以在我国公法体系中得以证立加以讨论。
(一)德国法上结果除去请求权概念的演进
1.结果除去请求权概念的学理证成
在巴霍夫提出结果除去请求权前,普鲁士行政法院在1933和1934年作出过承认行政机关具有清除违法事实影响义务的判决。[18]巴霍夫在1951年的教授资格论文中,针对第三人基于安置命令入住他人房屋的案件判决进行分析,对结果除去请求权首次加以详细论证。[19]巴霍夫就结果除去请求权的论证,主要针对被执行或被完成的违法行政处理被撤销后执行结果的除去,此即执行结果除去请求权,是结果除去请求权的原始内涵,其主张最终体现在《行政法院法》第113条第1款第2、3句上。至于结果除去请求权的实体法基础,其认为是依法治国原则以及类推《民事诉讼法》第717条中执行申请方在执行错误情形下的赔偿义务的规定。[20]
贝特尔曼在1955年的论文中对巴霍夫的论证进行了批评,并提出了所谓的准防御性的恢复原状请求权(quasinegatorischer Wiederherstellungsanspruch),极大影响了嗣后理论的发展。前述巴霍夫的结果除去请求权针对违法行政处理执行带来的事实影响的清除,而贝特尔曼的结果除去请求权针对所有行政活动。于此不是赔偿或者补偿,而是对状态的复原。至于结果除去请求权的基础,贝特尔曼基于对门格尔观点的批评进一步指出,该请求权的基础在于如下不成文的基本规范:“如果国家或其他公权力主体在行使这一权力时侵犯了某人的权利,那么就必须采取消除这种损害并避免进一步损害的措施。尽可能恢复损害前的状态。”基于此,其认为在此基础上的结果除去请求权不局限行政处理执行的情形。[21]
在当今德国法上,结果除去请求权不仅是国家责任法教材和行政法教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2]在大型手册书中也多被论及,[23]是学理所公认的私人不可或缺的主观公权,并且在诉讼法上也有完善的实现路径。其一,行政处理执行结果的除去和其他情形下行政活动事实影响的清除在诉讼法上具有完善的实现路径。就前者而言,《行政法院法》第80条规定了复议诉讼停止强制执行的例外情形,已经执行的行政处理依然可能进入撤销之诉。该法第113条第1款第2句和第3句规定法院在撤销之诉中可以根据原告的请求就行政处理执行结果的清除进行裁判,这本质上是出于诉讼经济的考虑将撤销之诉与针对结果除去的给付之诉合并。[24]该规范要求就行政处理执行结果的除去以私人主张为前提,明确了私人于此的诉权,但并不能成为这一实体请求权的规范基础,作为实体请求权的结果除去请求权还另需基础。[25]而在实体法上,只有个别州的强制执行法规定了执行结果的除去。[26]就后者而言,只要私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能够予以证立,其就可以通过一般给付之诉实现,结果除去请求权也被认为是一般给付之诉适用的重要领域。[27]不同情形下结果除去请求权统一的实体法基础实际上是由学理和判例共同发展出来的。其二,尽管学理和判例就结果除去请求权的实体法依据存在作为一般法原则的正义、类推民法、法治国原则等多种观点,但目前学理上的多数说认为结果除去请求权是基本权利防御权功能的变形,被纳入基本权利保护请求权体系下,与不作为请求权并列。[28]其三,尽管就结果除去请求权的成立及其主要适用于行政处理的执行、精神性和物理性的事实行为对私人产生违法影响等情形不存在争议,但就后果清除的范围如何判断等制度细节依然存在不同观点。
2.司法实践就结果除去请求权的承认
在司法实践中,尽管就结果除去请求权的权利基础、权利构造、体系定位和实现方式仍有争议,但其作为一种公法权利并无疑义。1960年《行政法院法》第113条第1款第2句和第3句预设了执行结果除去请求权的存在。而就行政处理执行之外情形中结果除去请求权是否存在,学界早期并无共识。如1967年以结果除去请求权为研究对象的论著中明确认为“主要的情形依然是违法行政处理的执行”[29]。
在1971年的一个判决中,联邦行政法院正面承认了贝特尔曼提出的一般结果除去请求权,认为其在联邦法上存在基础。[30]该案中涉及的核心问题是针对事实行为的一般结果除去请求权是不是在联邦法律上存在基础,因而可以根据《行政法院法》第137条提起法律审上诉。就此,尽管对其如何推导存在争议,联邦行政法院依然认可清除违法行政活动的结果不仅是行政法的一般原则,在联邦法律中也具有基础。进而指出结果除去请求权不限于行政处理被执行的情形,在省略了行政处理而径直对私人作出侵害行为的情形下,第三人更应具有事后获得救济的权利。1984年联邦行政法院的一个判决就结果除去请求权的演进作了梳理,将1971年判决作为一般结果除去请求权在联邦法上的地位被承认的标志性判决。[31]在这一判决中,联邦行政法院明确表明其认为《基本法》第20条第3款是结果除去请求权的实体法基础,[32]这被之后的部分司法裁判所坚持。然而,就结果除去请求权的实体法基础为何,学理对司法实践常引为依据的《基本法》第20条第3款存在质疑,司法实践亦多有不同观点。[33]不过,就结果除去请求权是具有联邦法依据的公法请求权这一点并无疑义,其在判例中得到广泛承认。在联邦行政法院的1993年的一个判决中,其甚至指出结果除去请求权具有法官法的特征,其不成文的要件已经被结构化地加以明确。[34]
(二)中国法上结果除去请求权的规范基础
在我国法上,《国家赔偿法》第32条第2款存在被解释为结果除去请求权实体法基础的可能,由此并不需要像德国法一样直接诉诸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国家赔偿法》第32条第1款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第2款规定,“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第2款存在不同理解方式,一是认可结果除去请求权是国家赔偿请求权的子类型;二是认为此处规定的恢复原状、返还原物是赔偿方式之一,适用于满足赔偿请求权要件的情形,此外还存在独立的结果除去请求权,两种请求权可能竞合;三是则将二者作并列处理,即在能够清除违法行政活动事实影响时,私人享有结果除去请求权,在除去不可能时,私人才存在国家赔偿请求权。
此处涉及结果除去请求权和国家赔偿请求权的关系,大陆法系就此存在不同做法,在比较法上,德国法上不存在就国家赔偿的统一立法,国家赔偿的规范基础为《民法典》第839条,其国家赔偿仅限于金钱赔偿。[35]这是由于德国国家赔偿属于国家的代位承担的私法责任,而恢复原状往往需要采取高权措施,因此恢复原状无法成为国家赔偿的承担方式,即所谓“金钱赔偿而非恢复原状(Geldersatz statt Naturalrestitution)”。[36]德国法上的结果除去请求权的实现方式原则上不包括金钱给付,故而国家赔偿请求权和结果除去请求权并不存在竞合的问题。但与之不同的是,我国台湾地区的“国家赔偿法”第7条规定的国家赔偿的实现方式包括恢复原状,而其又认可结果除去请求权的存在,因而国家赔偿请求权和结果除去请求权存在竞合的可能。[37]
在第一种理解方式下,“支付赔偿金”“返还财产”“恢复原状”处于国家赔偿制度内部,后两者作为赔偿方式的例外情形。这一解释方式确实与文义的贴合度更高,且更加契合立法者原意。[38]但正如在第一部分所论述的,这种理解下结果除去必须满足国家赔偿的要件,进而使得人身权财产权之外的权利受到的事实影响,以及无过错情形下行政活动造成的事实影响难以被清除,这与前述宪法上除去违法行政活动事实影响的要求相悖。
在第二种理解方式下,作为国家赔偿请求权内容的恢复原状与结果除去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受损且行政机关具有过错的情形,在此之外还存在基于宪法规范,而无一般法基础的独立的结果除去请求权。在这种模式下,指向恢复原状的国家赔偿请求权和结果除去请求权存在请求权竞合关系,基础性公权受到违法行政活动事实影响的私人可以择一主张。此种理解方式与我国台湾地区的理解方式相近,但于此,独立的结果除去请求权完全可以覆盖赔偿请求权中指向恢复原状和返还原物的部分,后者的存在未免赘余。
在第三种理解方式下,第二款规定的是结果除去请求权,亦即存在违法行政活动事实影响的情形下,行政机关即应当恢复原状,是否满足国家赔偿请求权的要件并不需要加以检验。由此,“能够……,予以……”的表述即确定了结果除去请求权与国家赔偿请求权的先后关系,即前者是首要的针对事实影响的救济方式。由此国家赔偿的方式仅限于赔偿金,而将恢复原状与返还原物作为结果除去请求权的后果,结果除去请求权独立于国家赔偿请求权,不必受其要件拘束。此种解释方案下结果除去请求权和国家赔偿请求权的关系和前述德国法较为相似,并使得结果除去请求权拥有了统一的行政实体法上的基础,不必直接将宪法规范作为其规范基础,也避免了规范上的重复,相较于前者更为妥当。
于此,尽管可以将《国家赔偿法》第32条第2款解释为结果除去请求权的实体法基础,甚至还可以诉诸基于基本权利防御权功能变形对行政法的内部效力强化论证。然而,个案裁判中是否采取本文所主张的解释方法端赖于法官如何理解。并且,《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的行政活动导致的违法事实影响处于精神领域时,其消除影响被明确限制于第3条规定的情形,此外如违法行政活动导致企业商誉受损等情形则完全无法在该条的框架下得到处理。就此而言,在《国家赔偿法》的修改过程中明确将恢复原状等物理性事实影响和精神性事实影响的消除方式作为行政赔偿的例外情形,不适用行政赔偿的一般要件,则是更为直接有效填补国家责任漏洞的做法。由此,不论是否认可我国法上存在无漏洞权利救济的要求,只要立法明确将结果除去从行政赔偿中解放出来,作为私人的一项独立的主观公权,那么前文论及的诉讼法上的救济难题就能得以解决。
采取这一理解也涉及如何架构国家责任法体系,即究竟如何处理结果除去请求权和其他救济性请求权的关系。实际上,结果除去请求权可以类比为民法上物上请求权、人格权请求权等绝对权请求权,而非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在前述基础性公权与救济性公权二分的思考模式下,基础性公权在侵害行为之前即已存在,二者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物权等绝对权与侵害物权等绝对权的行为之间的关系。在私法上,前述侵权行为发生后可能引发绝对权请求权和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两类救济性请求权,二者在法理基础与权利基础上均有区别。在作为绝对权的物权受到侵害的情形下,既可能因为侵权行为产生指向行为责任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也可能因物权受到侵害的状态产生指向状态责任的物上请求权。[39]前者着眼于造成损害的行为,使得具有可归责性的行为人,而非法益所有者承担该损害。后者则关注物权被持续妨碍的状态,在物权的完整性被妨碍时,使得物权人可以请求对妨害具有支配力的主体除去妨碍。于此,核心是恢复物权的完整性,而非由可归责的主体承担损害。
在公法上,也应当存在两种救济性请求权,而结果除去请求权和国家赔偿请求权大致对应前述私法上的两类救济请求权。赔偿请求权属于侵权赔偿请求权的变种,其不仅在部分国家适用于私法,并且即使在我国属于行政诉讼管辖,其亦吸纳并可补充适用民事侵权责任法中的诸多制度。[40]与侵权责任类似,国家赔偿针对的是国家的违法行为,其功能在于通过将被侵权人的损失转移给侵权人来赔偿被侵权人遭受的损害。与之对应,撤销请求权与结果除去请求权则旨在排除对基础性公权的持续妨碍,前者指向排除规范层面的持续妨碍,后者则指向排除事实层面的持续妨碍,二者更类似于物上请求权。于此不要求过错的存在,仅要求行政机关不再妨害基础性公权即可。
总之,由于结果除去请求权具有宪法上的规范基础,基于对行政实体法规范的合宪性解释,《国家赔偿法》第32条第2款可以成为兜底性的一般结果除去请求权的实体法基础。
四、结果除去请求权的权利构造与诉讼实现
在说明了结果除去请求权的演进及在中国法上的证成后,还需就其权利构造与实现方式加以说明,前者包括权利要件和行权后果两部分,以回应第一部分提出的违法行政活动事实影响清除难题。
(一)结果除去请求权的权利构造
1.权利要件:私人基础性公权利受到违法行政活动的事实影响
结果除去请求权的要件包括如下三组,一是私人具有基础性公权利,二是高权行为造成事实影响,三是违法事实影响存续且具有除去可能。
首先,私人具有基础性公权是其能够享有结果除去请求权这一种救济性公权的前提,基础性公权指向私人在行政活动前拥有的经由保护规范理论限定的法地位,以及基于行政活动创设的法地位。所谓私人的基础性公权利,是指私人在受到国家侵害之前即具有的法地位,至于此种地位是否具有权利属性在学理上则有疑问。鲁普不认可这种地位是一种权利,因为其后果并不确定。[41]亨克也认为这种静态的、绝对权式的思考方式不适用法律体系动态化的趋势,其认为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确在实定法中被融合统一,但当涉及“个人事务”的国家机关的行为违法时,这种统一即被瓦解。[42]不过,无论前述何种理论进路,救济性请求权产生之前私人必然会先在地拥有基础性公权或所谓的个人事务(eigene Angelegenheit)、地位(Status)、法地位(Rechtsposition),于此沿用国内学者的说法依然将之称为基础性公权。
私人拥有基础性公权首要由基本权利的防御权面向划定,并由行政法规范加以具体化。其与基本权利的关系或可概括为如下表述:行政法上的基础性公权或者基础性法地位是经由合宪法律限制的,并且属于行政活动干预范围的基本权利,而保护规范理论实际上是在判断经过合宪性法律限制后的基本权利是否属于行政活动的干预范围。合宪的法律在个别行政活动前已经对基本权利进行了限制,故行政法上的权利仅可能涉及已经被合宪法律限制后的基本权利。而在行政法上,确定私人具有基础性公权利后,即就行政活动合法性进行判断。亦即如果行政活动违法即认可私人的基础性公法权利受损,于此省略了私人的基础性公权是否属于行政活动的干预范围。就此判断,在基本权利领域体现为所谓是否构成干预的判断,在侵权责任法领域体现为因果关系的判断。行政法学理上就此阶层的省略,使得在基础性公权的判断中融合保护范围的判断与干预判断。这也是为什么行政法上并不讨论基本权利领域中常常涉及的干预。此讨论背后的逻辑基础是,权利保护范围和权利干预的判断存在相互转化的关系。
此外,还存在行政处理创设的基础性公权。在“陈××诉郑州港区管委会支付最低生活保障金案”中,原告所享有的低保待遇即是由行政处理创设的基础性公权。在行政机关授予私人某项许可,或确定其享有特定待遇时,相较于其他私人,其具有独特的受法保护的地位。
其次,结果除去请求权的产生需要高权行为对私人产生事实影响,于此行政活动必须是作为,并且需要与规范层面的公法行为存在密切关系。
第一,在行政机关负有作为义务,但未积极作为的情形下,私人受到影响的是基本权利的给付权功能。尽管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曾在个别判例的说理中附带承认行政机关不作为可能引发结果除去请求权,[43]但嗣后判例和学说认可私人就许可等授益行为的申请被违法拒绝并不能引发结果除去请求权。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于此私人尚不具有受到防御权面向保护的法地位。如果行政机关的作为义务是基于此前的行为,如由于其修建的道路或栽种的树木未能得到维护而对私人产生了事实影响,行政机关的不作为可能引发结果除去请求权,但如果仅仅是行政机关违法拒绝私人的申请,则不产生结果除去请求权。[44]
第二,前述事实影响需要处于公法层面,否则导致的是私法上的排除妨碍请求权而非公法上的结果除去请求权。就事实行为而言,其本身并不必然具有公私之别。当事实行为完全依据公法规范作出,其当然可以归于公法领域,然而当行政机关违法作出事实行为时,事实行为本身即不再存在规范上的依据,由此其公私法属性界定存在疑难。就行政机关所为事实行为的公私法属性,密切联系说能够为此提供较为妥当的解答,即从事实行为的目的及与其他行为的关联出发判断事实行为的公私法属性。[45]当行政处理等典型高权行为的作出时,行政机关与私人即处于不平等关系之中,由此发生的种种事实影响即应被赋予公法性质。由此,不仅行政机关受到公法原则更强的约束,并且在后续救济中私人也会因此承担较轻的举证责任。比如在房屋征收拆迁过程中,行政机关径直拆除私人房屋的行为即与征收拆迁这一高权活动直接相关,故而归属于公法。而在行政机关采取私法活动时,比如修建办公大楼对私人造成的影响,双方并不处于命令与被命令的地位,于此适用私法即可。德国联邦行政法院就曾认可了消防警笛造成的事实影响具有公法属性,因而对其造成的影响的清除需要遵循公法途径。[46]
最后,事实影响违法指向状态违法而非行为违法,针对的是行政活动对事实状态的变动不再具有规范上依据的情形,并且违法事实影响需要持续存在。于此,尚需存在除去可能,除去可能的判断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除去存在事实上的可能与法律上的可能,二是结果除去符合效能原则。
第一,违法的判断需要聚焦于行政活动导致的事实状态的持续是否具有规范上的依据,行政活动本身的合法性于此并不重要。首先,行政活动违法与行政活动事实影响违法相对分离,存在违法行政活动不产生事实影响与合法行政活动事实影响违法的可能。这主要出现在行政活动为行政处理的场合。一是行政处理作出后,其可能并不在事实层面产生影响,比如未被执行的处罚决定或未得到实施的建设许可。二是违法行政处理未被撤销时,基于违法处理的事实状态依然是存在依据的,其依据即为依然存续的处理。因而此时行政处理违法,但其带来的事实影响并不违法。三是行政处理合法,但在行政处理不再存续后,行政处理导致的事实状态并未恢复。比如,行政机关作出暂扣证件的处罚决定,在到期后不归还被暂扣的证件。首先,此时处罚决定并未违法,但逾期不归还暂扣证件的行为即属违法。其次,由于结果除去请求权关注的是基础性公权受到违法侵害的状态,因此状态合法性而非行政活动的合法性应当成为核心。最后,由于结果除去请求权针对的是状态违法,结果除去请求权所针对的即为事实状态的复原,由此当原状得以恢复后,原告即无请求结果除去的必要,请求权的对象即不复存在。
第二,结果除去请求权的存在还需要原状尚有恢复的可能且恢复不会违法,后者的判断需要关注行政效能原则。法律不能和事实不能的判断方式则与私法上的判断方式相同。于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结果除去具有事实可能,但除去会带来财政资源的过度损耗或公共利益的侵害时,并不符合效能原则,也应认为不存在清除可能。比如我国判例中,法院以车辆修复和鉴定的价格高于车辆本身的价格驳回原告请求;[47]德国联邦行政法院曾在判例中指出,“如果恢复原来的合法情况需要付出不成比例的成本,且这种成本与可取得的成功不合比例,那么就不应指望负有义务方恢复原来的合法情形”[48]。实际上,结果除去不符合效能原则的情形也可以以不符合法律原则的形式作为法律不可能的类型之一。在不具有除去可能的情形下,私人所具有的结果除去请求权即转化为赔偿请求权。
2.行权后果:恢复到损害发生前的状态
就结果除去程度的确定,应当限制于对直接后果的清除,由此既与结果除去请求权针对状态违法的本质契合,又能与国家赔偿相衔接。
第一,从与国家赔偿的合理分工出发,结果除去以排除对基础性公权的持续妨碍为目的,原则上限于直接损失。与私法上物上请求权仅面向通过排除未来可能的持续事实妨害类似,公法上一方面通过撤销的制度安排使得事实层面的变动不再具有规范依据,并进一步通过结果除去请求权恢复到妨害前基础性公权所具有的圆满状态。其与同样着眼于事实层面损害的国家赔偿之间应有明确的功能区分,只要二者能够使得事实层面的侵害得以溯及性的消灭或赔偿即可。国家赔偿在于损失的合理分担,将损失转移给就损失具有过错的一方;而结果除去要求妨害基础性公权的主体消除持续妨害,着眼于何者对持续妨害基础性公权状态具有支配力,故后者并不要求过错的存在,而将违法性的判断聚焦于事实影响之上。故而,结果除去以如何才能实现排除妨害,恢复基础性公权的圆满状态为着眼点。恢复到公权力介入之前的状态时,基础性公权的圆满状态即已经得到了恢复。
第二,从与国家赔偿的救济程度相协调出发,结果除去无法涵盖的部分间接损失则归属于国家赔偿请求权的范围。尽管认为结果除去请求权的本质在于排除对基础性公权的持续性妨害状态,因而结果除去仅要求恢复到妨害产生之前的状态即可,那么于此未得到补偿的间接损失是否就无法予以弥补了呢?在国家赔偿不涵盖任何间接损失的情形下确实如此,但在国家赔偿对部分间接损失也给予赔偿的情形下则这一部分间接损失可归入国家赔偿请求权。1994年《国家赔偿法》制定时采取了“抚慰性标准”,[49]是所谓的限额赔偿,仅适当弥补而非全部弥补私人的损失。尽管2010年修法未明确修改前述赔偿标准,但2022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9条则通过对直接损失的扩张解释,使得营运损失等间接损失也纳入了国家赔偿的范围。由此,就行政机关对私人的事实侵害,其中尚能够通过清除后果排除对基础性公权持续妨害的,则通过清除后果恢复到公权力违法干预之前的状态;而就无法恢复的部分,以及恢复原状所不能涵盖的部分间接损失,则在满足国家赔偿请求权要件的情形下通过赔偿的方式予以救济。
(二)结果除去请求权的诉讼实现
在阐明结果除去请求权的实体构造后,此种请求权如何实现成为需要进一步基于其实体构造进行说明的问题。于此需要首先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其实现是否需要遵循行政赔偿的程序。在不采取前文的解释结论下,实践中满足行政赔偿要件的结果除去可以通过行政赔偿程序实现,此外情形下的违法行政活动事实影响的清除则存在疑难。在本文主张的结果除去请求权独立于行政赔偿请求权的情形下,其实现方式则可独立于行政赔偿程序。结果除去请求权和行政赔偿请求权均以行政活动被确认违法为前提,都存在被单独主张或附带主张的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结果除去请求权类推适用行政赔偿程序即可。其一,由于结果除去请求权属于绝对权请求权而非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其义务人并不是对损害负有过错的机关,而是事实影响处于其支配之下的机关。比如前文论及的违法处罚导致营业范围被变更的情形,义务机关应为登记机关而非违法处罚的机关,这与行政赔偿义务机关的认定逻辑并不相同。其二,与金钱赔偿不同,部分情形下的恢复原状还可能存在第三人的问题,而违法记录的消除、登记范围的恢复等部分结果除去的方式则涉及公共利益的实现,并不像金钱赔偿一样适用双方协商的程序即可。其三,部分情形下结果除去的方式如返还罚款等并不存在行政机关的判断余地和裁量空间,诉讼法上可以为其设置一些更为便捷的实现方式。不过,在本文所主张的《国家赔偿法》的修改之前,仍可有限度认可满足国家赔偿要件的结果除去请求权的实现可以通过行政赔偿程序,同时不否认通过此外的程序实现,以使得结果除去请求权的实现具有最大限度的可能。具体而言,除向行政机关直接主张外,结果除去请求权可以在行政诉讼中通过如下三种方式加以实现。
第一,在事实影响是由违法行政处理带来的情形下,撤销判决的恢复原状效力是结果除去请求权实现的方式之一。撤销判决的判决主文和理由对处于诉讼标的之外的结果除去请求权的要件进行的确认,使得与结果除去请求权相对的行政机关的恢复原状义务被明晰。行政机关基于从民主集中制导出的机关间的配合义务需要遵循撤销判决的拘束力,进而需要主动对违法行政活动的事实影响加以清除。不过,由于其不是判决所直接确定的行政机关的义务,故其只能通过法院督促加以实现,而不能被强制执行,也不产生既判力。
于此,需要附带说明的是,如果立法能明确赋予部分情形下撤销判决以执行力,并明确规定附随于撤销判决的执行结果除去判决,结果除去请求权在诉讼法上会获得更完备的实现方式。就前者而言,在法院仅撤销行政处理的情形下,如果是返还罚款等义务内容清晰明确的类型,立法可以例外地将其明确设定为可强制执行的情形。这符合原告的利益诉求,也因为此处仅涉及内容不存在疑问的结果除去因而不存在不诉而判侵害诉权的问题。就后者而言,与德国《行政法院法》第113条第1款第2句和第3句的规定不同,我国并未规定附随于撤销判决的针对行政处理事实影响的判决,前述实现方式端赖于行政机关的活动,且亦未被学理所普遍认可。而如果能增加附随于撤销判决的判决类型,明确规定原告在提起撤销之诉时需尽可能同时主张结果除去,将这种附随效力转化为具有直接规范效力的判决,行政处理事实影响的除去将获得更为稳固的方式。
第二,附随于《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2款与第75条的补救判决可以用于结果除去,但法院判决需要符合诉审判一致的原则,在全面回应原告诉求的前提下通过释明制度尽可能地明确其内容,方能具有救济实效。首先,在主观诉讼的构造中,诉讼请求决定了诉讼的审理范围与判决内容。法院处于中立地位,[50]其裁判是在原告行使诉权后,在原被告双方互为攻防的情形下,对原告权利主张作出的回应,因而无法在原被告双方未争议的情形下径直下判。就此而言,如果立法能明确要求用于结果除去的补救判决的作出以原告请求为前提则更为妥当。其次,法院需要全面回应原告的诉讼请求,以实现原告的诉权。就此,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在范围上应当不遗漏原告的诉讼请求;二是在内容具体程度上应当不低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亦即在原告明确了具体清除内容的情形下,法院判决亦应当对之做相应的回应,而非仅作答复判决。最后,在原告仅概括主张行政机关消除违法事实影响之时,法院需要通过法律观点的释明引导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使得其诉求更为具体。《行诉法解释》第68条第3款即要求法院引导原告正确表达其诉讼请求。一方面,概括性的请求清除结果变更为明确请求具体的清除方式并不导致诉讼标的的变更,进而不会引发诉的同一性的丧失,二者只存在具体化程度上的区别。另一方面,诉讼中的释明包括了法律释明和法律观点的释明,[51]而法官在原告结果除去的诉讼请求可以继续明确的情形下,对当事人进行的释明属于法律观点的释明。此种释明以当事人提出的诉讼主张为基础,有赖于诉讼过程中案件事实的揭示,在诉讼的不同阶段均有可能作出。在结果除去的情形过于复杂时,结果除去请求权的内容无法明确,此时补救判决的内容可以相对模糊。而在因此无法执行的情形下,需要通过将未能清除的部分转化为赔偿请求权对私人加以救济。
第三,独立的给付判决是结果除去请求权的兜底实现方式,在未能通过撤销判决拘束力与附随的补救判决实现结果除去的情形下,原告可以另行提起独立的给付之诉。一方面,附随的补救判决是法定的诉的合并,而在规范未规定附随判决的撤销之诉中,原告亦可同时请求除去违法行政活动的事实影响。另一方面,在撤销判决与确认判决作出的同时,法院未就违法事实影响的除去作出给付判决的,私人可以再行起诉。至于私人应提起一般给付之诉还是履行之诉则取决于结果除去的方式。
五、结语
在我国的行政诉讼实践中,不少判例使用了请求权这一概念,其在行政法律关系论中处于中心地位,学理上尝试对行政法上的请求权作了体系化研究,并阐明行政法上的请求权这一概念何以可能。[52]就结果除去请求权的讨论即尝试通过具体的公法请求权进行研究,深化对行政法上请求权的认识。正是不同请求权的要件和行权后果的差异化构造,使得私人遭受违法行政活动侵害后的权利救济才能得以精确表达,此即请求权概念的核心功能之一,结果除去请求权和行政赔偿请求权的区分与转化即体现了这一点。实际上,对行政法上请求权概念与体系的整全性理解与把握,是建构无漏洞权利救济体系的前提。
【注释】
[1]参见任利:《男子戴纸帽维权被拘案进展:违法记录要求撤销未获二审法院支持》,澎湃新闻网,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5510709.(最后访问时间:2026年6月9日)。
[2]参见吴××诉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政府侵犯其经营自主权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著:《人民法院案例选》(第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203页。
[3]陈××诉郑州港区管委会支付最低生活保障金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7472号行政裁定书。
[4]马立群:《论行政撤销诉讼的性质——基于传统诉讼类型“三分说”之思考》,载《当代法学》2013年第1期,第75页。
[5]参见蒋成旭:《论结果除去请求权在行政诉讼中的实现路径——以霍菲尔德基本法律概念为视角》,载《中外法学》2016年第6期,第1613-1617页。
[6]参见[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07页。
[7]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9)桂执监50号行政裁定书。
[8]笔者检索到的此类案件大多与土地征收有关,典型如晋城市人民政府与王××、刘××等土地征收纠纷上诉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晋行终694号行政判决书。
[9]参见王××、河南省登封市颍阳镇人民政府乡政府案,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豫01行终257号行政判决书。
[10]参见孙××、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环境与国土资源局案,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闽05行终177号行政判决书。
[11]参见刘×诉被告阜新市公安局海州公安分局行政赔偿纠纷案,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2019)辽0902行赔初2号行政判决书。
[12]Vgl. Johannes Buchheim, Actio, Anspruch, subjektives Recht, 2017, S. 2f.
[13]Vgl. Andreas Funke, Falldenken im Verwaltungsrecht, 2020, S. 16, 19.
[14]这两个概念多为国内学者使用,精准概括出了德国行政法上请求权思考模式的特点,Funke区分了私人面对行政的五种法地位(Rechtsposition),其思考方式大致也是秉持基础性公权-请求权-诉权的构造,Vgl.Andreas Funke,Perspektiven subjektiv-rechtlicher Ana-lyse imöffentlichen Recht,JZ,70(2015),S.372.
[15]参见蒋成旭:《国家赔偿违法要件的基本构造》,载《法学家》2021年第5期,第81-82页。
[1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
[17]参见罗英:《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在国家机关间的实现》,载《政法论坛》2023年第6期,第125-127页。
[18]Vgl. Gabriele Pietzko, Der materiell-rechtliche Folgenbeseitigungsanspruch, 1994, S. 44f.
[19]Vgl. Otto Bachof, Die verwaltungsgerichtliche Klage auf Vornahme einer Amtshandlung, 1951, S. 106ff.
[20]Vgl. Otto Bachof, Die verwaltungsgerichtliche Klage auf Vornahme einer Amtshandlung, 1951, S. 126ff.
[21]Vgl. Karl August Bettermann, Zur Lehre vom Folgenbeseitigungsanspruch, DÖV 55 (1955), S. 535f.
[22]Vgl. Wolff/ Bachof/ Stober/ Kluth, Verwaltungsrecht I, 13. Aufl., 2017, S. 671. Maurer/ Waldhoff,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21. Aufl., 2024, S. 880.
[23]Vgl. Johannes Masing, Der Rechtsstatus des Einzelnen im Verwaltungsrecht, in Voßkuhle/ Eifert/ Möllers (Hrsg. ), Grundlagen des Ver-waltungsrechts, 3. Aufl., 2022, S. 738f. Wolf-Rüdiger Schenke, Begriff, Entwicklung und Arten des subjektiven öffentlichen Rechts, in Kahl/ Lud-wigs (Hrsg. ), Handbuch des Verwaltungsrechts, Bd. 4, 2022, S. 33ff.
[24]“如果具体行政行为业已执行完毕,则法院也可以依申请宣布行政机关应当以及如何进行执行回转。只有在行政机关有[执行回转的]能力并且对此问题作出裁判的时机成熟时才可以作出此裁判”,参见《德国行政法院法》,刘飞译,载何海波编著:《中外行政诉讼法汇编》,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709页。
[25]Vgl. Kai-Uwe Riese, in Schoch / Schneider/ Riese VwGO, Bd. 2, 2024, § 113 Rn. 81.
[26]如《巴伐利亚州行政送达与强制执行法》(BayVwZVG)第39条。
[27]Vgl. Würtenberger/ Heckmann, Verwaltungsprozessrecht, 4. Aufl., 2018, S. 186f.
[28]Vgl. Ossenbühl/ Cornils, Staatshaftungsrecht, 6. Aufl., 2013, S. 352.
[29]Thomas Rösslein, Der Folgenbeseitigungsanspruch, 1967, S. 83f.
[30]Vgl. Friedrich Schoch, Der Folgenbeseitigungsanspruch im Spiegel der Rechtsprechung der letzten 25 Jahre, VERW 44 (2011), S. 397.
[31]Vgl. BVerwG NJW 1985, 817 (818).
[32]Vgl. BVerwG NJW 1972, 269.
[33]Vgl. Gabriele Pietzko, Der materiell-rechtliche Folgenbeseitigungsanspruch, 1994, S. 59ff.
[34]Vgl. BVerwG NVwZ 1994, 275 (276).
[35]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43页。
[36]Vgl. Ossenbühl/ Cornils, Staatshaftungsrecht, 6. Aufl., 2013, S. 111.
[37]参见陈敏:《行政法总论》,2019年自版,第1284页。
[38]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67-68页。
[39]参见章程:《再论民法上状态责任与行为责任的区分──从功能法的角度看两者在公私法体系中的定位》,载《月旦民商法杂志》第46期(2014年),第90-94页。
[40]参见江必新:《国家赔偿与民事侵权赔偿关系之再认识——兼论国家赔偿中侵权责任法的适用》,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1期,第129-132页。
[41]Vgl. Johannes Buchheim, Actio, Anspruch, subjektives Recht, 2017, S. 13.
[42]Vgl. Wilhelm Henke, Das Subjektive öffentlich Recht, 1968, S. 60f.
[43]Vgl. Gabriele Pietzko, Der materiell-rechtliche Folgenbeseitigungsanspruch, 1994, S. 155.
[44]Vgl. Friedrich Schoch, Der Folgenbeseitigungsanspruch im Spiegel der Rechtsprechung der letzten 25 Jahre, VERW 44 (2011), S. 402.
[45]参见陈敏:《行政法总论》,2019年自版,第48-49页。
[46]Vgl. BVerwG NJW 1988, 2396.
[47]参见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2行终250号行政判决书。
[48]BVerwG NVwZ 1994, 275 (280).
[49]参见沈岿:《国家赔偿法:原理与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55页。
[50]参见王贵松:《行政诉讼的诉审判一致性》,载《中国法学》2024年第2期,第52页。
[51]参见任重:《法律释明与法律观点释明之辨》,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第162-163页。
[52]参见王世杰:《请求权在行政法上的功能定位》,载《中外法学》2024年第2期,第480-4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