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基本理论

中国行政法上的“法律关系”理论:回溯及运用

以给付行政领域为例

摘要:我国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主要构建于行政行为基础之上。近年来,学者们日渐关注并强调法律关系理论。考察我国行政法学的发展历史,不难看出,法律关系理论实则始终与行政行为理论并存,但我国法所强调的法律关系理论与德国法上的法律关系理论存有差异。给付行政领域与法律关系理论具有高度契合性。给付行政具备的权利义务不确定性、持续性和对价性特征以及利益分配的复杂性都使得在该领域,尤其是在其私法面向部分更适宜采用法律关系理论。特别是通过法律关系理论,可以发现并更好地保障相对人、第三人权利。

关键词:给付行政 法律关系 行政行为 权利


作者简介:胡敏洁,法学博士,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行政法的构建以行政行为为核心。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颁布,将具体行政行为作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先决条件,这一做法对行政法学理论发展影响深远。“法律关系”理论在中国行政法中的表述更倾向于“行政法律关系”,它主要用于阐释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尽管有学者认为,法律关系在方法论上相较于行政行为具有显著的优势,并且这一观点与复杂多变的行政现实相吻合,但迄今为止,法律关系并未完全取代行政行为在行政法中的核心地位。[1]同时,有学者指出,在给付行政任务委托给第三方的情况下,私主体与受益人之间究竟构成公法关系还是私法关系,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探讨。[2]

进而,需要围绕如下问题展开讨论:(1)法律关系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轨迹为何?是否存在强调法律关系理论的必要性和空间?(2)这种法律关系理论与晚近以来学者所提出的德国法上的法律关系理论是否相同?(3)给付行政与法律关系理论的契合度如何?给付行政中的法律关系展开为何种样态?

二、法律关系理论在中国行政法上的产生与重现

(一)早期中国行政法上的“行政法律关系”

我国各种行政法学教科书中,对于“行政法律关系”早有概括。多数情况下,它被视为行政法调整的直接产物,从而与行政关系相区分。

1.行政关系。行政关系涉及行政机关在履行其职能时所形成的各类社会联系,而行政法是用以调整行政关系、规范和制约行政权力的一系列法律规范。[3]行政关系作为一种实际状态,强调行政机关和行政职能两个关键要素。前者侧重于主体,即行政机关是行政法调整的主要一方;行政职能则是行政关系的核心。[4]也就是说,在我们对“行政关系”这种事实状态加以界定时,为了将其纳入行政法的可能调整范围,需围绕政府职能的界定、厘清和变迁展开。对于行政关系的类型,有学者认为,行政关系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能、接受行政法制监督的过程中,与相对人、行政法制监督主体以及行政主体内部之间形成的各种关系,它主要涵盖四类,分别是行政管理关系、行政法制监督关系、行政救济关系以及内部行政关系。[5]将“内部行政关系”纳入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在当前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类内部行政关系包括上下级、平行机关、行政机关及其派出机构、行政机关与被委托或被授权组织的关系、行政机关与公务员之间的关系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24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与其工作部门、下一级人民政府、本级人民政府依法设立的派出机关、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其工作部门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之间的层级结构,构成了行政复议制度设计的核心。

2.行政法律关系。作为行政法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行政法律关系是对行政法领域内各种权利义务及其运作机制的高度概括,它揭示了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并能用于解析各种复杂的行政法现象。我国早期的法学研究借鉴了苏联模式,法律关系理论也主要吸收了苏联同期观点。在早期对苏维埃行政法的译介中,行政法律关系被视为由行政法规范所引发的法律关系,其主体涵盖了管理的主体与被管理的对象。[6]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行政法律关系乃是在苏维埃国家的管理框架下,通过苏维埃行政法规范的调整而得以确立的社会关系。[7]正是在这种研究的推动下,行政法学也开展了行政法律关系的专门研究。如有学者考察相关学术研究脉络后认为,在现代俄罗斯法学界,法律关系持续被视为“核心的法律概念”。[8]

早期行政法学教材,多从行政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区分的角度对这组概念进行界定。例如认为,行政法律关系中的“行政”二字并不特指行政管理活动或监督行政的活动,而是与民事、刑事相对应,指称行政法这一部门法。作为部门法的概念,它与民事法律关系、刑事法律关系等相对应,指的是经过行政法调整后的那一类特定社会关系的总和或总体称谓。也就是说,法律关系是被法律所调整的阶级社会生活中的权利义务关系,行政法所调整的对象是国家行政机关在行政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被称为行政法律关系。[9]从这一界定不难看出,早年“法律关系”“社会关系”等,尚未突出强调“权利义务”的相关内容,更多是从事实描述的角度出发,界定了行政法的调整对象。

此外,经由行政法律关系亦可观察并描述行政法变迁。有学者认为,行政法律关系的存在决定了行政法的产生、存在、发展和性质、内容、形式,同时行政法也必然会反作用于它,对它进行调整,从而保护、促进它的发展。进一步,法律关系观念的提出亦有助于确立行政主体和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如在对行政法律关系予以界定时,认为行政法律关系是指特定利益关系经行政法规范调整后形成的行政主体与相对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10]再或认为,行政法律关系是其中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关系。[11]更进一步,行政法律关系是行政关系的基础框架,其他关系则是行政管理关系的衍生。为确保各种行政关系维持有序状态,行政法需为关系双方界定明确的权利与义务,并通过相应的制度确保这些权利义务得以切实履行。[12]在这种定义下,行政法律关系明确了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

最终,在行政审判中利用法律关系可以更好地理清裁判思路。部分学者注意到,通过“法律关系”的厘清,可以确定案件当事人并理清审理思路,最终实现法律的准确适用。更为重要的是法律关系的性质直接决定应予适用的法律规范类型。若属于行政法律关系,应当适用行政法规范;若构成民事法律关系,则适用民事法律规范。[13]

综上,从行政法律关系的界定来看,学界观点虽有差异,但核心要义在于通过行政法律关系的识别,对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和范围加以确定。从制度发展脉络来看,对行政法律关系的讨论植根于我国行政法体系建构的现实需要。尤其是它作为一种核心工具,被用来与民事法律关系相区分,并以此明确行政实体法及救济法的适用范围。特别是在行政审判领域,我国不少学者正是以行政法律关系为判断基准,把内部关系等情形排除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

区分行政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相当重要。行政关系是行政法赖以存在的前提,行政法律关系则是行政法调整行政关系的结果,是行政关系在法律框架内的进一步发展和明确。行政关系属于事实层面,而行政法律关系具备法律的特性。尽管行政法律关系的范畴较行政关系为窄,但其重要性却远超行政关系本身。[14]行政法的核心调整对象是行政关系,而非行政法律关系本身。如果把两者等同起来,会造成很大的理论错误。[15]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新的社会关系层出不穷,未必都要转化为行政法律关系。[16]

(二)与德国法的法律关系理论之区别

在德国法上,法律关系是经由法律规范塑造的社会关系,体现为复数主体之间的法律关联,其功能在于对人的行为分配义务,通常也配置相应权利。社会关系经由法律规范塑造之后,关系中的主体即取得法律主体地位。依据主体端点数量,法律关系可分为双极与多极法律关系,其中多极法律关系对于把握高度复杂的社会结构具有关键意义。[17]

德国行政法学的奠基人奥托·迈耶为法律关系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巴霍夫则被认为是法律关系论的早期倡导者。在巴霍夫看来,行政法的教义学与私法相比显得落后;行政法的工具概念以侵害行政为基石构建,难以契合社会国原理下的给付行政需求;传统行政法学体系过分地依赖行政处分概念,而行政处分不过是发展变化中的法律关系的一个“瞬间影像”,行政处分理论无法解释非处分方式所形成、变更或消灭的多样化法律关系。就此而言,法律关系较之于行政处分,明显是一种更具概括性的分析工具。巴霍夫还特别强调指出,在行政法领域,法律关系无疑占据着核心地位。[18]海伯勒甚至认为行政法律关系将成为重新构建行政法学的支柱。鲁尔则将法律关系的重大意义比作“有机体”,强调其整体价值远超各部分之和。从上述多重意义来看,以行政法律关系为线索对行政法进行总体构思是可行的,难怪阿赫特伯格将整个法律制度称为法律关系制度。[19]

由此可见,我国法的法律关系理论与德国法的法律关系理论存在两点不同:

其一,德国行政法上的法律关系理论是为回应“行政处分”“行政处理”等概念无法应对现实社会复杂变迁而产生的。换言之,其产生之初,预想的理论前提在于过去的行政法是以侵害行政为基础的,依赖行政处分概念,但发展到社会国阶段,行政处分概念不足以应对。在此前提下,法律关系理论得以被强调。我国的法律关系概念,早在第一本行政法教科书中便有所提及,它的主要功能在于确立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和范围。深受苏联法学的影响,我国的法律关系是在管理意义上阐释的法律关系。至于德国法上所阐述的回应社会国需求等背景,在我国的学说脉络中尚不清晰。

其二,如上所述,我国的法律关系理论最初与行政关系紧密相关,常被混用为行政法律关系。而从早期行政法发展历史来看,学者们在建构行政法的体系和框架时,很多教材同时提及了“行政行为”概念,二者关系如表1所示。[20]从这几种观点来看,行政法律关系的界定多以权利义务为核心内容,而对于行政行为的界定则更为强调权力行使。两者的区别在于,一方从主体视角,强调权利义务的识别;另一方则侧重于行政管理秩序的建构。聚焦于权利义务实则也是对法律主体的关注,法律主体的行为或者变化会影响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反之,法律关系的发展也会促使法律主体的地位和权利义务发生变化。不难看出,法律关系理论与行政行为理论,在我国早期行政法学发展历史中始终并存,只是行政行为理论更为强调行政主体,即行政行为的实施者。

表1 行政法律关系与行政行为

出处

内容

行政法律关系

行政行为

《行政法教程》

行政法律关系是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各种行政法规范所规定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它的一方当事人总是国家行政机关;一般总是以国家行政机关为主导方面,只要有了国家行政机关一方的意思表示,这种法律关系就能成立。

国家行政机关,按照宪法和行政法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权所实施的一切行政管理行为。

《行政法学》

基于行政法律规范的确认和调整,而在行政关系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

行政主体所采取的行为,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的行为,是依法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是为了实现行政管理目的的行为。

《中国行政法学教学大纲》

行政法律关系是指受行政法调整的国家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能过程中与作为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公民、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处在被管理地位时的国家机关之间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

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依法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

《行政法学总论》

法律关系,主要表现为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行政法律关系,也就是行政法律关系中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行政行为是国家机关,主要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实施行政管理,直接或间接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为。它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所公认的行政法学中的一个理论概念。

注:本表选取四部我国行政法学早期代表性著作的相关观点。

(三)重新审视法律关系理论的必要性

我国《行政诉讼法》所确立的以行政行为为核心的审查模式,对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法律关系理论未能得到应有重视。直到“刘广明诉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21]发生后,司法实务界和学界才重新从主观公权利角度审视法律关系理论。[22]该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将“主观公权利”作为利害关系的核心要素,明确指出“只有主观公权利,即公法领域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为影响”,才与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23]其中提出的保护规范理论或标准,通过将法律规范保护的权益与请求权基础相结合,展现了强大的实践指导价值。该案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是因为它在司法裁判中确立了权利义务的明确识别标准。然而,如前文所述,在我国学者对于行政法律关系的概念界定中,实则早已存在“权利+义务”的元素,只是对于这种权利义务的具体内容及其判断标准,尚未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这多少也表明我国行政诉讼实践和行政法学理论之间的张力,即学说上所提及的要素与以行政行为为基点的行政诉讼法实践多少有些隔膜。反之,行政诉讼法的实践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行政法学的理论研究作出回应。这种实践发展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一行为一诉”为导向的行政诉讼审查模式遭到质疑并被加以反思。以“行政行为”为核心的审查模式在实践中发展出如“马某忠与固原市人民政府等房屋拆迁补偿纠纷案”[24]所详细阐述的“一行为一诉”规则。近来“一行为一诉”已备受质疑,如认为,这种针对单一行政行为所展开的诉讼忽略了行政机关作出综合(性)行政行为时的诉讼状况,造成相对人诉累并背离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总要求。[25]

其二,行政协议等非正式行政活动的审查需要突破既定模式。行政允诺等相关案件对既有行政行为的审查观念已然产生影响。如“崔某书诉丰县人民政府行政允诺案”[26]中,法院认为,该案审理既要审查行政行为是否违反行政法规定,也要审查有无违反准用的民事法律规范所确定的基本原则。在诸多行政协议案件中,更是需要借助行政、民事的交叉视角来发现相应问题。

其三,各种自动化行政更是改变了以往法律关系的实体化形态。例如在“北京希优照明设备有限公司不服上海市商务委员会行政决定案”[27]中,法院认为,电子政务有别于传统行政方式的最大特点,体现在行政方式的无纸化、信息传递的网络化等方面,该案中的行政法律关系呈现虚拟化的特征。

上述三点清晰地揭示了在行政活动日益多样和灵活的今天,行政行为理论遭遇了诸多挑战。当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时,无论是出于解决行政争议的需要,还是为了适应协议、承诺等不断变化的行政活动类型,抑或应对自动化行政中行为方式的转变,我们都应当重新审视法律关系理论。

三、给付行政与法律关系理论的契合度

根据前文梳理,在德国法的发展历程中,法律关系的概念最初与给付行政紧密相关。特别是随着民营化等趋势的出现,公法与私法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两者从原本的对立状态逐渐转向合作,这是法律关系理论重新受到重视的关键。虽然我国行政法的法律关系理论与德国法的法律关系理论存在区别,但无论是在德国法中还是在中国法中,法律关系都逐渐从一个用于发现事实的工具,演变为法律规范实际运作和解释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给付行政中权利与义务的不确定性需要借助法律关系理论予以厘清

给付行政与法律关系理论紧密相连,其理论基础在于无论是从权利还是义务的角度审视,给付行政都存在显著的不确定性。如果仅仅依靠行政行为来解释给付行政,将难以全面覆盖或适应给付行政过程中出现的形态多样的变化。法律关系理论采取了一种状态导向的解释方法,不仅关注行政决定,还涵盖了相关权利义务发生变动的全过程。该理论重视由法律关系产生的实体权利义务的确立与变更,关注点已超越了行政行为如何引发特定法律效果,更为关注所有法律主体的权利能力及其法律地位。[28]

从义务的角度审视,在给付行政领域,作为主要的义务承担者,行政机关的职责通常包括“持续提升并尽可能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这种“持续提升”和“尽可能满足”的表述带有不确定性。换言之,在秩序行政(例如行政处罚)中,可以通过“法定职责”对行政机关的义务进行明确限制,但在给付行政中,并非所有职责都能被法定化,需要依据具体规范来确定。而具体规范多为规范性文件,其对行政机关的约束力无法与法律相比。除了行政机关,还存在“社会”提供给付的情况,例如私人主体通过契约方式提供给付,其中的权利义务关系更为复杂,自然也会引发其契约是属于民事契约还是行政契约的争议。当采用发放券、购买服务等方式时,行政行为只是行政机关众多活动中的一环,仅侧重于某一时间点上的判断,不足以全面描绘该活动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因此,在给付行政领域,行政活动的类型开始呈现多样化趋势,除了传统的行政行为,行政协议成为典型代表,在保障性住房供给、养老保障服务提供、补助金交付等具体领域,仅依靠传统的行政行为概念已不足以全面分析其中的法律问题。

从权利的角度审视,横向看,即从给付请求权所具有的公私法属性来看,其公法属性的强度会因不同项目而有所变化;纵向看,即仅从行政法上的给付请求权角度出发,个人有时可能被视为被动的客体,然而个人实际上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应当将个人定位为在缴费与给付两方面都具有积极主动性的法律主体。[29]

同时,给付请求权的基础也复杂多样。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在“杜某友、山西省临汾市人民政府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30]中所述,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给付请求权可能源自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决定或行政协议的约定,以及行政机关的各种形式承诺。提起给付之诉时,必须满足一定的起诉条件,例如金钱给付内容的金额确定,或行政机关事先作出的行政决定核定给付内容。仅当从任何角度看,给付请求权都显然而明确地不存在,或者不可能属于原告的主观权利时,才可以否定其诉权。

此外,存在以家庭为单位来确定给付项目的情况。例如,保障性住房主要面向“住房困难的家庭和单身居民”;社会救助着重于“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在医疗保险中,对于“低收入家庭”中六十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和未成年子女的缴费部分,政府会提供补贴。在这些福利项目中,“家庭”始终是一个关键考量因素。也就是说,个人必须以家庭为单位来满足获得福利的资格条件,然后才可能产生福利请求权。这也表明,从福利对象的权利角度出发,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给付行政的“持续性”“对价性”等特征契合法律关系理论

给付行政中,在社会救助等强调最低生活保障的领域,行政行为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在其他项目中,由于引入了公民或单位的缴费义务,给付决定的作出变得依赖于多种条件,给付行政展现出了“持续性”“对价性”的特征,其法律关系往往更类似于私法意义上的持续性法律关系。虽然行政行为的概念或理论正朝着扩展法律行为的“处分性”解释、增加诉讼类型两个方向发展,[31]但是行政行为理论仅关注行政过程的最终结果这一点并未改变。这种对行政过程的瞬间性截取,导致行政法学理论呈现出局部化、片段化以及静态化的特征,难以全面反映现代行政的动态性和程序性要求。[32]

如“李某诉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案”[33]中涉及养老金和企业补贴两种给付形式。养老金给付是基于持续性条件而实施的,依赖于个人的退休事实并以个人工资为计算基准。企业内部补贴则属于企业自主决策的范畴。若从行政行为的角度进行分析,这类企业内部的决策行为并不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关注。再如“龚某华诉深圳市宝安区人力资源局不予批准高层次人才补贴决定案”[34]裁判要旨明确指出,人才奖励补贴是地方政府为吸引并利用人才聚集效应而实施的行政措施。对于申请条件中提到的“在辖区地域内全职工作”,应结合该措施的设立目的和价值进行综合考量。判断标准是申请人是否在特定辖区内持续、长期从事相关工作并完成工作任务。其中,法律效果以“申请人在领取宝安区配套奖励补贴期间必须在宝安区全职工作并缴纳社会保险”为条件,其评判标准是持续性和长期性。这实际上给公民施加了一种“附带义务”,若未能履行这些义务,则无法产生后续给付。这种现象无法单纯依靠行政行为理论来解释,需要借助法律关系理论进行阐释。因为行政行为理论更侧重于行政权力面向的考量,缺少从相对人角度的探讨,尤其是其中的参与作用在传统行政方式和法教义学中难以得到观照。[35]

在给付行政领域,还特别强调基于代际正义的给付项目设定。伴随少子化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社会保障体系内部出现年轻世代向老年世代的收入转移,养老金领取群体规模持续扩大。与之相对,劳动人口占比逐步下降,进一步放大养老金制度的收支压力。与此同时,老年群体规模扩大还带来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需求的快速上涨。上述现实变化,使得社会保障制度面向老年人的优待规则,成为重要的讨论议题。[36]若仅从行政行为的角度分析这一现象,将难以全面地从宏观和动态视角审视其中的标准设定、给付条件等问题。

(三)给付行政中利益分配的复杂性可经由法律关系理论展现

法律关系理论依据不同的事务领域,区分出秩序行政、给付行政、税收行政、计划行政等不同类型,并针对其事实结构进行法律适用的分配。这种以任务为导向的方法,将传统法教义学中的行为要素与现实中的规制对象进行了恰当结合,从而适应了行政功能的转变之需。[37]正如前文所述,在给付行政领域,尤其当采用契约等手段时,利益结构变得更为复杂,第三方利害关系人的参与和行政作用的增加导致了多元法律关系的产生。这种现象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超越公私法的二元对立。追溯根源,法律关系理论源自法理学的论述。作为公私法领域共同使用的基础概念,法律关系强调一种全局观察的视角,突出主体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更为关键的是,法律关系理论特别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应性,即任何法律关系都必须至少包含一个人的权利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他人义务和与之相应的法律约束。[38]因此,某种程度上,公私二元论遭遇了挑战。通过推动公私合作,尤其是强调私人在行政过程中扮演的日益重要角色,能够更有效地应对行政实践。在给付行政中形式行为选择自由、私经济行政等理论逐渐被认可,体现了一种超越公私法二元对立观的趋势。

2.关注事先的利益分配。这种利益分配表现为通过设定利益调整的标准,确立事先的行政判断。例如,在处理不同的给付项目时,明确优先顺序,从而确立不同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也意味着对于上文讨论的给付请求权,若缺乏事先的行政判断,这种请求权便缺乏事实基础。因此,给付行政领域也很好地体现了分配行政的理念,该理念将秩序与给付的各种现象都纳入其中,使得原本的双极行政关系扩展为三极甚至多极的法律关系。

3.回应涉他利益契约增多的现实。为实现给付行政任务而采用契约形式时,更需要考量受这种契约影响的第三方利益。如医保局作为采购方进行带量采购时,其缔结的契约形式上属于私法契约,但其涉及作为受益者的病患群体,原本分散的减轻经济负担的需求容易形成集体需求;而医药企业在参与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时,也需要在不同供应区域、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在其他领域亦然,如养老保障中,许多给付内容并非由行政机关直接提供,存在多个主体,法律关系理论亦具有适用的空间。

四、给付行政中法律关系的展开

尽管法律关系理论在给付行政中的确有适用空间,但也不是在所有情境下都适宜运用。首先,法律关系理论并不总是适用于诉讼阶段,强调法律关系理论的目的并非解决诉讼争议,而是区分不同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其次,法律关系理论的应用需要结合给付行政的具体类型和内容来确定。例如,在社会保险待遇的提供或私主体承担给付行政任务等情况下,运用法律关系分析方法更为恰当。同时,法律关系与行政行为有时是相互交织的。

(一)法律关系的适用场景

给付行政根据其项目分类,至少涵盖社会保障行政、补贴行政和供给行政三大类型。社会保障行政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子领域;补贴行政包含补助、津贴等多种形式;供给行政主要以公共设施为对象。进而,需要区分不同给付项目,判断法律关系理论在不同场域的解释能力与适用边界。

以其中的典型项目为分析样本,如在社会救助领域,是否存在法律关系分析的适用空间呢?实际上,即便是在以政府为主要给付主体的医疗救助给付中,也不是只考虑行政行为这一判断要素。例如在“刘某来诉哈尔滨铁路局给付医疗救助金案”[39]中,刘某来依据单位内部互济章程主张大病救助金等待遇,二审法院认定该行为属于单位职工内部互济互助,不受行政法律关系调整,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法院实质上运用法律关系理论,将内部互助给付排除出公法救济轨道。在“祝某某诉某包装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40]中,法院裁判同样依托法律关系理论完成给付项目的界分,认为侵权误工费与工伤保险待遇的基础法律关系不同,规范目的、法律依据相互独立,不能彼此替代。前者受民事侵权规则调整,旨在填补侵权造成的收入损失。后者则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规定,一方面保障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获得相当于原工资标准的经济补偿,另一方面保障工伤职工享有必要的医疗救助。

当然,一些法院裁判,还会从是否有助于纠纷解决角度来对法律关系理论加以运用。例如,在“重庆市江津区塘河镇中心敬老院诉朱某等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41]中,法院认为,敬老院与五保老人基于自愿协商形成养老服务法律关系,由敬老院无偿提供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及善后事宜等公共福利给付。在此基础上,法院指出,敬老院代为追责的诉讼行为承载公共利益。若严格固守传统实体法律关系与诉权主体资格,将致使大量公共服务领域的纠纷无法进入司法救济渠道。在我国法院强调实质性纠纷化解的大背景下,法律关系理论或有更大的适用空间。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德国法上还是在中国法上,法律关系理论都不再只是一种事实发现工具,而是在法律规范的实际运作和解释之中发挥作用。

首先,法律关系理论更适合探究给付行政中的私法面向。当涉及社会保险这类更接近民事法律关系的项目时,采用法律关系理论进行分析更为恰当。即便如此,法律关系理论的分析仅是解决纠纷或分析问题的初步阶段。给付行政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在名称上就体现了“给付”和“行政”的双重性质。从术语来看,“给付”一词源自私法;“行政”则强调行政权力。因此,给付行政本质上便既展现了私法特征,又包含了公共利益等行政法要素。也就是说,当采用法律关系理论时,可能会弱化“行政”特性。

其次,在通过契约方式实现给付行政任务时,也可以运用法律关系理论。这是因为当采用契约来完成给付行政任务时,尽管德国公法学已建构了“行政私法”等概念,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尤其是在处理具体个案时,应援引公法规范抑或私法规范仍模糊,缺乏明确的指导原则。为解决上述问题,可以先不考虑属于公法还是私法,而是直接从具体法律关系出发,来分析参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在这层意义上,法律关系理论在厘清事实基础之上,更是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工具。如在“滑县启航职业培训学校诉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给付补贴案”[42]中,法院裁判要旨明确指出,在审理涉及行政协议的给付请求权案件时,应当改变传统行政行为单向度的审查习惯和思路,在坚持合法性审查、维护公共利益的同时,充分继受民法有关诚信、意思自治等基本原则和理念,将行政法律规范与相应民事法律规范有效衔接,从而实现契约自由与公法监管之间的平衡。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法院并未明确采用源于德国法的双阶段理论,将公法与私法关系加以隔断,而是直接将公私要素同时在个案中加以考虑。类似案件还有很多,如“北京如林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诉北京市平谷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劳动社会保障行政给付案”[43]中,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系统内部尚不存在对应“丧葬补助金”“抚恤金”的给付细则,故而该中心拒绝给付。但法院认为,当不存在相应的行政法规范时,可以类推适用与行政法规定及原则、目的相容的民法规范,作为当事人享有行政法上给付请求权之规范基础。显然,前述公私协作论更加聚焦于行政过程中私人角色的演变并着重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以确保最终能够实现相对人的权益保障。

(二)法律关系的具体表现

在给付行政中运用法律关系理论的目的是探寻解决相关问题的有效途径。法律关系主要体现为如下四种形态。

1.行政主体之间。给付行政中,各行政主体的关系存在很多形式,如具有法定协助义务和笼统的协作义务。前者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第37条规定,医疗救助申请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受理。后者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第41条规定,在对收入、财产状况进行核对时,税务、银行等部门应予配合。这都体现了各部门间的协助以及风险共担。

2.行政主体与公民之间。在给付行政的分析视域下,行政主体与公民之间呈现法律关系构造与行政行为模式相互交错的样态。如前所述,给付行政并不一概依托法律关系展开,社会救助等领域仍然大量存在行政行为。法律关系理论并不是要取代行政行为的分析框架,而是对其形成补充,用以回应给付行政内部多元、动态、公私交织的制度现实。例如,公建民营养老服务契约兼具公益与私益双重面向:一方面基于养老服务的公共需求建设养老机构,承载公共服务的公益目标;另一方面又通过租赁等私法形式完成场地、设施的利用安排。在“邵某荣与北京市通州区某乡人民政府契约纠纷上诉案”[44]中,邵某荣主张案涉协议并非普通租赁协议,而应服务于养老事业的公益目的。审理法院虽考量了案件内含的公益因素,明确福泰老年公寓资产属于国有资产、单位性质为事业单位,但案件的裁判基础仍是双方缔结的租赁协议。由此可见,私法上的契约关系构成此类纠纷的基础性法律关系,其上叠加国有资产管理、养老机构执业监管等公法因素,形成公私要素交织的复杂法律构造。于此情形下,公民倘若脱离基础法律关系,直接援用公法层面的权益提出给付诉请,则其诉讼主张难以获得司法支持。综上,在给付行政场域,可以观察到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构造模式:(1)公法法律关系模式,以行政行为为主要作用形态,社会救助等行政权色彩较浓的给付项目多采此一模式;(2)以民事法律关系为基础,在私法框架之上叠加公法要素,借由契约实现给付行政任务。

3.第三方主体与行政主体。在给付行政过程中,行政主体常常通过与第三方主体缔结契约、进行委托等手段,构建相应的法律关系框架,从而有效提升行政活动的执行效率。但第三方的介入,也衍生出权责边界模糊、公法责任向外转嫁等制度风险。如“许某不服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确认行政复议案”[45]中,申请人系某外卖平台骑手,其在平台完成订单任务下线后遭遇交通事故伤害,经交警部门认定为非本人主要责任。申请人向被申请人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职业伤害保障待遇,被申请人委托商业保险机构进行调查。商业保险机构通过查询平台系统记录,最终确认申请人在遭遇交通事故时正处于下线状态。在该案中,行政复议机关指出,被申请人将职业伤害调查工作完全委托给商业保险机构,这一做法隐含风险,并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及时有效保障造成了直接影响。

4.相对人与第三方主体。给付行政实践之中,第三方主体呈现多元样态。一类是行政任务的辅助协助主体,如前文受委托开展资格核实的第三方机构。在法律关系框架下,该类第三方与相对人之间并不直接成立公法法律关系,但其作出的调查结论,却能够直接对相对人的权益产生实际拘束效果。另一类是部分尚未实际取得给付资格的潜在给付对象,他们可能因行政机关的给付行为受到反射性的利益侵损。依据我国《行政诉讼法》之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司法实践中,法院将给付行政领域的原告主体资格要件细化为三项:(1)主张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起诉人需提出自身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诉讼主张;(2)具备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应当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法律层面的利害关联;(3)主体归属要件,原告属于行政行为相对人,或是与行政行为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范性文件以及行政机关作出的承诺等作为规范依据,请求行政机关履行特定给付职责。具体到给付行政的起诉条件层面,还可进一步拆解为合法权益个别化要件与合法权益受侵犯要件:其一为合法权益个别化要件。给付行政以资格条件作为给付准入门槛,只有满足法定资格,个体方能成为给付行政的保护对象。据此,起诉人应当具备此种个别化的合法权益。至于实体层面法院是否应当判决行政机关作出相应给付行为,并非本文讨论范围,起诉阶段仅需提交证据材料证明其具有享有该合法权益的可能性即可。其二为合法权益受侵犯要件,即因行政机关拒不作出申请所指向的行政行为,致使该合法权益已经遭受侵害或者有遭受侵害之风险。[46]也就是说,基于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给付诉讼中的“利害关系人”,即我们所假设的潜在的被给付对象,并不能当然获得相应原告资格。这也凸显出第三方主体在给付行政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并构成给付行政区别于秩序行政的重要特征。与此同时,法律关系理论还提示我们关注相对人一方内部的复杂性,给付制度常以家庭、户作为给付单元,家庭、户能否归入行政诉讼法意义上的“其他组织”,同样构成主体资格判断上的现实难题。

五、结论与展望

法律关系理论引入给付行政之中,会引发对给付行政法治建构的重新思考。

首先,需要以法主体的权利义务作为观察起点。从法律关系理论的角度出发,尤其关注私主体的权利义务,因而在对给付行政任务展开考察时,应当优先选择更有利于实现相对人权利保障的实施手段。这对于我国行政法学学者而言并不陌生,早有学者提出最佳性和合法性相结合的二元模式。进一步而言,行政主体在建构法律关系之时,既可能选用公法手段,亦可能借助私法工具。采取私法方式完成公共任务,并不意味着该行为全然脱离公法规则的约束。此时,如果单纯用行政行为理论加以阐释,恐怕难以找到相对应的行政行为形式,加上法律关系理论,能够更完整地对行政权运作加以拘束。以当下广受争议的集采药物质量问题为例,药品集中采购本身是典型的市场行为,但医保部门作为战略购买者实质上扮演着代理人的角色,其采购行为会对诸多公众产生深远影响。从法律主体权利义务的角度出发,我们应当审视购药者、医师等是否具备自由选择权等核心要素,而非仅聚焦于作为供给侧改革工具的带量采购。以此,或可避免很多学者所讨论的“遁入私法”之窘境,而权利义务本就会依托于宪法规范而生,也可实现宪法的具体化。

其次,注重动态观察多元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变化。在给付行政领域,其运作受限于事先设定或持续调整的资格条件,一旦这些资格条件发生变化,相应的法律关系也会随之调整。尤为关键的是,这能够让观察全面覆盖先行准备阶段、行政程序、权利实现、义务履行,以及救济、赔偿等多个关键环节,法律关系对于过程的持续性观察,包括法律关系发生之前的事实、法律关系发生时的权利义务内容、法律关系发生后的权利义务以及受其影响的其他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及其变动,充分考虑时间、程序面向的法律事实。[47]这便可以将那些以私法形式展开的给付行政,在其契约缔结之初,便纳入公法考量范围,典型的如该领域是否可以采用契约方式展开服务。更进一步,行政过程中可通过合理的程序设置和参与机制,来确保多元利益得到充分的表达与平衡。

最后,当落实到救济环节时,甄别民事抑或行政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建构勾连行政过程、诉讼各环节的利益冲突调解机制。在给付行政的制度逻辑之下,应当将多元利益表达机制内嵌至行政决策形成过程,秉持纠纷预防与实质化解的理念,充分考量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

通过前文对给付行政多元主体、动态法律关系与救济机制的分析可见,法律关系理论是能够回应行政法治实践变迁的重要分析工具。回溯我国行政法学发展脉络,可以看到,该理论在我国行政法学的早期发展阶段即已有所呈现,在刘广明案之后该理论被再度关注并引发激烈讨论,提示我们重新思考引入该理论的必要性。将法律关系理论纳入分析框架,研究视角自然会向相对人权利保障倾斜,进而更为清晰地揭示多主体之间错综复杂的权利义务格局。

如本文所讨论,在给付行政内部,社会保险这类公私交融、私法特征相对突出的场域,法律关系理论具备更强的适用性,这也构成公私法交汇、第三部门法生成的重要理论基础。当然,行政法学对法律关系理论的引入,不能脱离依法行政的制度底色,法定职责的识别依旧是行政实践无法回避的核心命题。但本质上,从保障相对人权利的视角来看,依法行政和法律关系理论的目标也是一致的,即二者均致力于通过对行政裁量权的约束实现权利保障。区别在于,法律关系理论将权利保障向前拓展至行政活动的前端环节,把合乎法治目的的实体价值全面嵌入整个行政过程,这也正是法律关系理论的重要旨趣之所在。


【注释】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医疗资源配置的行政法治原理与制度架构研究”(23AFX010)的阶段性成果。

[1] 赵宏:《法律关系在行政法上的功能定位与体系结构》,《环球法律评论》2024年第5期。

[2] 凌维慈:《保障房租赁与买卖法律关系的性质》,《法学研究》2017年第6期。

[3] 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18—19页。

[4] 罗豪才主编:《中国行政法讲义》,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第3页。

[5] 同前注[3]。

[6] 瓦西林科夫主编:《苏维埃行政法总论》,姜明安、武树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3—25页。

[7] B.M.马诺辛等:《苏维埃行政法》,黄道秀译,群众出版社,1983年,第59页。

[8] 应松年主编:《当代中国行政法》(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62—163页;B.B.拉扎列夫主编:《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王哲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67页。

[9] 王珉灿主编:《行政法概要》,法律出版社,1983年,第2—3页。

[10] 叶必丰:《行政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9—120、125—128页。

[11] 应松年、朱维究:《行政法学总论》,工人出版社,1985年,第20页。

[12] 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23—24页。

[13] 同前注[10]。

[14] 王维达主编:《中国行政法学教程》,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20页。

[15] 胡建淼主编:《行政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16] 罗豪才主编:《中国行政法讲义》,第4页。

[17] Norbert Achterberg, „Rechtsverhältnisse als Strukturelemente der Rechtsordnung: Prolegomena zu einer Rechtsverhältnistheorie,“ Rechtstheorie, Vol. 9, Issue 1-4, 1978, pp. 395-398.

[18] 鲁鹏宇:《论行政法学的阿基米德支点——以德国行政法律关系论为核心的考察》,《当代法学》2009年第5期。

[19] 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一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87页。

[20] 张尚鷟:《行政法教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125页;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7、133—135页;陈安明、姜明安主编:《中国行政法学教学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5、47页;应松年、朱维究:《行政法学总论》,第20、261页。

[2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169号行政裁定书。

[22] 赵宏:《保护规范理论的历史嬗变与司法适用》,《法学家》2019年第2期;杨建顺:《适用“保护规范理论”应当慎重》,《检察日报》2019年4月24日,第7版;霍振宇:《举报投诉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探讨——兼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判断方法》,《法律适用》2019年第6期;成协中:《保护规范理论适用批判论》,《中外法学》2020年第1期;李洪雷:《行政法释义学的不当示范——论刘广明案判决对保护规范理论的运用》,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行政法案例专业委员会2019年学术年会报告。

[23] 朱芒:《行政诉讼中的保护规范说——日本最高法院判例的状况》,《法律适用》2019年第16期;王天华:《有理由排斥保护规范理论吗?》,《行政法学研究》2020年第2期;何源:《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困境及其纾解》,《法商研究》2022年第3期。

[24]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9年第12期。

[25] 胡建淼:《一个行政行为的新概念:综合行政行为》,《法律适用》2024年第7期。

[26]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7年第11期。

[27]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7期。

[28] 张锟盛:《行政法学另一种典范之期待:法律关系理论》,(台湾)《月旦法学杂志》2005年总第121期。

[29] 菊池馨实:《社会保障法制的将来构想》,韩君玲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6页。

[30]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3461号行政裁定书。

[31] 章剑生:《中国行政法中行政行为概念形成史简考》,沈岿主编:《行政法学论丛》第28卷,法律出版社,2022年,第45页。

[32] 赵宏:《法律关系取代行政行为的可能与困局》,《法学家》2015年第3期。

[33] 参见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2行初49号行政裁定书。

[34]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2020)粤0308行初2610号行政判决书。

[35] 同前注[32]。

[36] 菊池馨实:《社会保障法制的将来构想》,韩君玲译,第47页。

[37] 同前注[32]。

[38] 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258页。

[39] 参见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黑行申319号行政裁定书。

[40] 参见“贵州高院发布‘2023年度劳动人事争议纠纷典型案例’”,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https://www.guizhoucourt.gov.cn/qwfb/272945.jhtml,2026年8月25日。

[41] 参见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0)津法民初字第4097号一审民事判决书。

[42] 参见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豫05行终140号二审行政判决书。

[43] 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3行终216号二审行政判决书。

[44] 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5)三中民终字第09331号民事判决书。

[45] 参见“以案促治提升行政复议监督质效司法部发布第五批贯彻实施新修订行政复议法典型案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https://www.moj.gov.cn/pub/sfgw/gwxw/xwyw/202412/t20241230_512162.html,2026年8月25日。

[46] 董金平诉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政府再审行政诉讼案,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再268号再审行政裁定书。

[47] 张锟盛:《行政法学另一种典范之期待:法律关系理论》,(台湾)《月旦法学杂志》2005年总第1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