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宪法监督 备案审查 合宪性审查 体系化监督 衔接机制
作者简介:周航,法学博士,湘潭大学法学学部副教授。
引言
宪法监督是我国确保立法及其他公权力行为符合宪法的法定方式。2018年《宪法修正案》将“法律委员会”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此后制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的决定》规定该委员会拥有“推进合宪性审查、加强宪法监督”的职权,从而使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拥有具体的负责机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自设立以来就“严格遵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行权履职,积极稳妥推进宪法实施和监督工作”。[1]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四十周年时指出:“要完善宪法监督制度,推进宪法监督的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提高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能力和质量,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积极回应社会各方面对涉宪问题的关切。”[2]这为完善宪法监督制度,推进合宪性审查、提升备案审查质效指明了方向。备案审查和合宪性审查是我国确保法治体系统一、落实人大职权、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的重要制度。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两种审查的区别并未得到明确,实践中也存在对两种审查不加区分的现象。
随着人们对两种审查的制度基础、审查内容、审查的特性等方面认识的深化,两种制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逐步得以明晰,顶层设计中也强调要实现两种审查的衔接和协同。栗战书在第二十七次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提高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质量,审查中若发现涉宪性、合宪性问题,要及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提出,促进合宪性审查与备案审查有序衔接、相互贯通。”[3]202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在“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部分提出:“全面实施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推动备案审查与合宪性审查有序衔接。”[4]该报告明确要推动两种审查制度有序衔接。从文本和实践来看,备案审查与合宪性审查均是我国人大监督制度的重要形式,合宪性审查直接指向维护宪法权威和确保宪法实施,而保障宪法和法律实施,对违宪违法问题及时予以处理是备案审查的法治功能和主要目标。[5]就此而言,二者均指向宪法监督这一确保法治体系统一、维护宪法权威的最高形式。从明确提出推进合宪性审查迄今不足十年,其在落实宪法监督方面的功能和发挥作用的形式还需在理论探索和制度完善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对如何实现两种审查制度在宪法监督方面的衔接和有序互动,也需要更深入的理论准备和实践探索。基于此,本文拟以提升我国审查监督的效能为目标,以两种审查的协同推进落实宪法监督,探寻两种审查制度达至有序衔接的理想模式,明确两种审查制度实现衔接存在的障碍;再根据我国审查监督制度的特征、两种审查的功能定位、实现审查监督全覆盖等要求,提出确保两种审查实现衔接以推进宪法监督的合理路径,以期充分协同发挥两种审查的制度功效。
一、两种审查与宪法监督关系的认知演变及衔接的范畴厘定
备案审查与合宪性审查是监督法律等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宪法等上位法的主要制度。作为两种不同但有密切关联的制度为何具有衔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是实现二者衔接首先要回答的问题。由于目前相关规定对二者的关系并未完全明确,从理论界的相关论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二者的关系及其演变历程。
(一)备案审查作为宪法监督制度的组成部分及其成因
备案审查与合宪性审查在审查机构、审查基准、处理方式、制度实践效果等方面存在重合之处,这也导致人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两种审查的关系存在多种理解。
1. 备案审查何以发挥宪法监督功能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备案审查被认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监督制度,如认为备案审查制度是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组成部分。[6]还有学者从备案审查所具有的“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保障宪法法律实施、保护公民合法权利”功能出发,认为合宪性审查具有“政策贯彻功能”“客观法秩序维护功能”和“主观权利救济功能”,[7]这一观点是从功能角度认为两种审查存在一致性。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23年颁布的《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立法目的包括:“充分发挥备案审查制度保障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重要作用。”这就在制度上明确了备案审查能够发挥保障宪法实施的功能。在实务人员看来,备案审查是宪法监督的基础和重要着力点,出台《决定》对于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且后端的合宪性审查主要通过备案审查来实现。[8]法工委自2017年以来每年均作出《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对其中涉及宪法的案例有相当一部分同时作了合宪性与合法性判断。由此观之,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制度设计抑或实践中,备案审查均被认为同作为宪法监督主要方式的合宪性审查有密切联系,甚至是实现宪法监督的基础和重要着力点的制度设计。
2. 备案审查制度被认为是宪法监督制度的成因
首先,从制度设计和实践功能来看,“备案审查不是单纯的法律审查,而是合宪性审查、政治性审查、合法性审查、适当性审查等内容相结合的一种宪法监督模式。”[9]备案审查所依照的标准包括宪法,对被审查规范的合宪性问题展开审查可以发挥宪法监督功能,也正是这一制度设计,使作为顶层设计的宪法监督制度有了实践的可能和制度化渠道。按照规范层级理论,所有下位规范均衍生自宪法,从实际效果来看,备案审查有助于保障法制统一,法制统一最终的判断标准为是否符合宪法,这就使备案审查能发挥保障宪法实施的功能。此外,备案审查运行时间较长、规则相对完善,其契合我国政治运行理念的审查方式,为合宪性审查的推进积累了必要经验,也积累了妥善处理有争议问题的技艺。
其次,在一段时期内“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10],这就导致作为宪法监督主要方式的合宪性审查在相当长时间内并未有效运行,或虽有运行但包含于合法性审查之中,具体承担合宪性审查职责的机构到2018年才建立,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实效。制度和机构建设不到位所导致的与现实之间的张力难以长期存续,审查机构在面对宪法问题时可能会在既有的制度资源中寻找可用的制度和方法,这就使涉宪问题的解决往往经由备案审查来实现,从而使备案审查发挥了宪法监督功能。当然,部分审查事项同时涉及审查合宪性和合法性问题且难以截然区分,此时所作出的审查的性质或者应当开展何种类型的审查并不清晰,也会影响人们对审查类型的认识。[11]
最后,制度定位的影响。如在审查程序的启动方面,《立法法》第110条规定特定国家机关认为有关法规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或存在合宪性、合法性问题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要求。在审查内容及先后顺序方面亦是如此,《立法法》第107—108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第42条规定的审查内容为“存在合宪性、合法性问题”“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这就容易使审查过程中出现两种审查机制相互融合的现象,即便仅依据宪法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合宪的判断,也可能被认为是备案审查中的合法性审查。
(二)备案审查与合宪性审查的适当分离及其正当性基础
两种审查虽有相似之处,但毕竟是不同的制度,协同发挥两种审查制度在宪法监督方面的功能,必须明确二者的区别,尤其是在宪法监督方面的区别。
1. 加强宪法监督要求下实现两种审查分离的必要性
合宪性审查的关键是判断包括法律在内的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宪法,是维护宪法权威、保障宪法实施、确保形成以宪法为终极衡量标准的法律体系的专门性制度,从功能指向、审查依据、制度出台背景、审查机构职权配置等方面来看,合宪性审查构成了宪法监督的核心和关键部分,甚至可以等同于宪法监督,这同备案审查存在区别。《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在“(五)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中规定“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健全合宪性审查制度,明确合宪性审查的原则、内容、程序”,并要求“在备案审查工作中,应当注重审查是否存在不符合宪法规定和宪法精神的内容”。而将备案审查置于“(十五)加强立法监督工作”之中,可以看出两种审查在战略定位上存在联系和区别,但合宪性审查应当是实现宪法监督的关键。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推进,认为两种审查存在区别并应当实现分离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近期有学者指出:“随着备案审查工作的推进和影响的扩大,似乎也出现了将其与宪法监督予以过度牵连的倾向。”“加强备案审查,与加强宪法监督,既无必然联系,也不能代替宪法监督的整体制度建设。”[12]如果宪法监督长期停留在合法性审查阶段,合宪性审查笼统地为合法性审查所涵盖,难以适应加强宪法实施监督的时代需求。[13]还有学者区分广义和狭义的合宪性审查,认为狭义的合宪性审查是与合法性、适当性并列的审查类型,系备案审查的标准之一,用以判断被审查规范是否符合宪法。[14]从实务界的部分观点来看,两种审查在主体和对象上存在差异,合宪性审查属于备案审查的一个范畴,目前的备案审查主要是合法性审查,其范围较合宪性审查更窄,合宪性审查有助于真正实现审查全覆盖。[15]规范层面也逐步对二者作出区分,《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以下简称《工作办法》)第20条规定对被审查规范中涉及宪法的问题,审查机构应主动进行合宪性审查研究,提出书面审查研究意见,并及时反馈制定机关。《决定》第5条规定在备案审查中注重审查法规等规范性文件是否存在不符合宪法的内容,认真研究涉宪性问题,及时督促纠正与宪法相抵触或存在合宪性问题的规范性文件。该条也说明备案审查与合宪性审查存在差异,因为如果没有差异就没有必要将两种机制并列,如果不存在交集也就没有在一种制度中推进另一种制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2. 两种审查应当分离的决定性因素
合宪性审查和备案审查之所以要实现分离和衔接,不仅在于二者在审查机关和机构、审查标准、审查对象等方面存在差异,更关键的是两种审查制度的权力基础以及由此决定的制度运行模式和审查的主要功能存在不同,这些差异也决定了二者在嵌入国家机构时的区别。
备案审查的产生基础包括不同类型:一是基于领导关系的审查监督权,如国务院对规章的审查;二是基于监督关系产生的审查监督权,如省级人大常委会对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进行合法性审查;三是基于维护中央权威的审查权,如国务院对地方性法规的审查权,虽然地方性法规的撤销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但国务院能对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这一权力并非基于层级监督和产生与被产生的关系,而是基于宪法规定的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因此,虽然备案审查的功能在于维护法治统一,但这一权力的形成基础较为多样,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审查机关与制定机关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差异也决定了不同审查机关所能审查的事项存在不同。备案审查生成的权力基础差异还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备案审查职责由遵循行政运行逻辑的机构承担,且多数审查机构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此外,审查机构具有多样性,不同审查机关可以依据的审查标准也存在不同。审查机构的性质、运行模式、功能使命等决定了备案审查更多承担的是法律系统的功能,[16]对其他系统往往只能发挥间接作用。将其他使命不作区分地加诸备案审查制度,不符合该制度的功能预设。
而合宪性审查取决于宪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监督宪法实施的要求,审查权依托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制地位及其在国家机构和法律体系中的最高监督权;合宪性审查机关和机构之所以具有唯一性和高度权威性,[17]关键在于宪法的至高权威性、统一审查监督标准和终极性统一法治秩序的需要,这些任务也决定了合宪性审查机构具有明确的宪法地位,为宪定机关。[18]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决定了所有规范性文件和公权力行为均应当以宪法为准绳,并要由高度权威性的国家机构承担保障职责。[19]其他机构行使该权力会对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造成冲击。因此,合宪性审查机关在不影响其他国家机关核心法定职权行使的前提下,就可以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审查。从规范性质来说,宪法对于法律系统来说是最高法,对于政治系统而言是政治的工具,“宪法尝试为法律的自我指涉问题寻求政治上的解决方案,为政治的自我指涉问题寻求法律上的解决方案。”[20]宪法本身的特性和合宪性审查的审查机关、审查依据、审查对象等决定了合宪性审查应当在政治和法律层面均发挥功能,且合宪性审查的政治功能是其法律功能实现的前提和基础。[21]
可见,两种审查是存在联系又有差异的审查监督制度,共同构成了我国确保法制统一的审查监督制度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并同宪法监督密切相关。合宪性审查是实现宪法监督的直接和最主要的方式,也是核心制度安排。备案审查中也存在合宪性审查,但备案审查主要是一种立法监督制度,重点围绕合法性审查展开,二者在功能上存在不同。此外,并非所有的备案审查机关均能进行依据宪法的审查和处理,按照规定,在备案审查中有权进行合宪性审查的主要是全国人大的审查机构,其他备案审查机关无此职权,这也能看出以备案审查实现宪法监督存在不足。从《决定》第5条和审查实践来看,为了发挥不同机关实施宪法和保障宪法实施的作用,备案审查中可以开展合宪性审查,但基于宪法监督主体的宪定性和专门性、作出宪法审查结论的权威性等要求,应当认定只有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可以开展宪法意义上的合宪性审查,且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宪性审查决定只有宪法监督机关有权作出,备案审查机构可以依据宪法进行审查,对于可能存在的合宪性问题,可以经过沟通和协商方式交由制定机关自行处理,但不能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是否合宪的决定,也不能认为备案审查中依据宪法开展的审查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宪法监督,这与正在不断完善的集中型合宪性审查模式不符。因为如果认为备案审查机构能够进行法律意义上的合宪性审查,将在事实上回到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成立之前多头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局面。因此,实现二者的适当分离应当成为加强宪法监督建设的方向之一,这有助于从顶层设计和具体规定层面厘清两种审查机制的差别,切实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并确保备案审查高质量发展。
(三)两种审查衔接的范畴厘定
备案审查和合宪性审查的审查对象和审查的时间节点决定了哪些审查对象可以被纳入衔接的范围。现有规定未明确合宪性审查的范围,如有观点认为合宪性审查的对象一是狭义上的法律;二是各类法规、司法解释等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三是国家机关权限的争议,特别是某些职务行为。[22]亦有论者认为系争行为需同时满足规范性标准和事实性标准要求才能成为我国合宪性审查的对象。[23]还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包括“前端”和“后端”,前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过程中对法律草案的审议进行的审查;后者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备案审查中所进行的合宪性审查,也就是对法律之外的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24]备案审查的范围更加明确,《决定》《监督法》《法规规章备案审查条例》在总体上明确了备案审查的范围。
从目前的制度规定和可能存在合宪性问题的情形而言,两种审查制度衔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审查对象应限定为:各类法规;司法解释及其之外的规范性文件;规章;基于审查全覆盖的要求和人大监督权,国务院的决定、命令,省级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议、决定;《监督法》第39条和《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织法》第75条规定的规范性文件等也应当纳入审查衔接的范围。原因在于上述规范不仅可能涉及合法性问题,也可能存在合宪性争议。[25]将这些文件纳入审查衔接范围也能确保所有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问题得到解决。我国《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均有保障宪法实施的职责,《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织法》第5条规定地方有关国家机关有保证宪法在本行政区域实施的职责,《决定》第6条为地方国家机关提出合宪性审查申请提供了制度化渠道,两种审查在此领域具有衔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第二,在审查阶段,前述观点认为合宪性审查的对象包括法律草案和已生效的规范性文件,而备案审查的对象是已生效的规范性文件。因此,两种审查在时间方面的衔接应当确定为在相关规范生效后。主要原因是从权力性质而言,事前和事中所针对的并非是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件,此阶段的审查是立法机关主动对接宪法的自律行为和依宪立法的内在要求,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审查监督。并且,规范性文件生效之前的审查虽然是确保其合宪的重要方式,但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仅仅将宪法与法律的条文进行概念性比较,从而决定违宪与合宪的判断方法,则有可能做出与实态不相符合的形式化、观念化、说服力较弱的判决。”[26]
第三,对于党内法规等其他类型的规范,“从现有的规定看,党内法规并未纳入合宪性审查范围。”[27]党内规范的制定、运行较为封闭,且党内规范的内容往往与政党内部治理、改革方向等政治议题密切相关,由国家机关进行审查不仅在目前的制度设计下难以实现,而且可能会超出合宪性审查机构的能力范围,还可能引发更大的合宪性、正当性争议。[28]因此,对于该领域相关规范的合宪性问题应当由本系统内的审查机构解决,但合宪性审查机构可以通过衔接联动机制发挥作用。对于党政联合立规的审查应当兼顾形式和实质标准,对于联合立规中同政府职权相关的规定,可以考虑由有权的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进行联合审查。[29]
二、备案审查与合宪性审查协同的应然模式
在宪法监督中实现两种审查同向发力和适当分离应当有合理的判断标准。两种审查的衔接既要注重二者的内在联系,也要关注差异,以充分发挥两种审查制度的预设功能,最终形成同向发力并存在合理分工的差序化审查监督格局。
(一)合理分工且能同向发力
备案审查与合宪性审查在制度指向、实践功能等方面有较大契合之处,应当实现两种审查制度协同发力,尤其是在宪法监督方面能实现衔接和协同。同时,二者作为不同的审查监督制度,应当实现合理的分工,确保两种审查能各司其职。
之所以要实现合理分工,其内在缘由是“统一的法律价值观源自于以宪法为基础的秩序性建构,而在统合法制的过程中我们应当重点考虑到不同规范背后所隐藏着的价值评价体系”。[30]宪法和法律在实现法制统一方面均应当发挥作用,因此,在制度分工方面,应当明确两种审查在审查对象、审查依据、处理结果等方面的差异。从当下的实践经验、制度完备性、审查机构的行动能力来看,备案审查承担了确保法治体系统一的主要职责,审查对象不仅包括国法、党内规范和军事法规,甚至还包括各类社会组织制定的规范。可谓实现了或正在构建完善的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审查格局。在审查机制方面,以衔接联动机制和联合审查机制打通治理壁垒、以协商沟通机制建构治理对话平台,[31]实现了以审查机制和工作方式的创新来确保审查全覆盖和不同审查机构通力合作的格局。而合宪性审查作为依据宪法所开展的审查,应当发挥兜底功能,在有涉宪问题和合宪性争议之时,应通过合宪性审查机制予以解决,否则无法以实践推进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
此外,二者应当协同发挥作用,共同致力于确保法治体系统一的目标。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在相当程度上内嵌于备案审查之中,因此,应当充分发挥备案审查的功能,以备案审查的运行为合宪性审查的推进积累经验,最终确保合宪性审查能有效运行;同时还要发挥备案审查作为合宪性审查过滤器和减压器的功能,通过备案审查能妥善解决的问题无须进行合宪性审查,以避免合宪性审查的泛化。总之,对于可能存在的政治性、合法性、适当性、合宪性问题,实现备案审查与合宪性审查合理分工、有序互动、相互促进和互相保障的工作格局才是最优选。
(二)两种审查不越位、不错位
备案审查中审查机关和规范制定机关之间的关系差异较大,由此也形成了不同的审查内容和强度。领导关系的审查强度最大,能以不适当标准改变或撤销被审查的规范;地方人大常委会虽然对本级人民政府不具有领导权,但也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由于审查机关与被审查主体行使的权力类型不同,决定了“这种指导机关的适当性审查与领导机关的适当性审查相比,应在审查强度上有所差别”。[32]可见,备案审查相对于合宪性审查来说审查范围更广,审查程度在特定情形下更深。
对照备案审查的审查对象和强度,合宪性审查更多是审查机关对被审查主体的外部监督,而对法律的监督一般在立法程序中实现,基于制定机关和审查机关的同构性,对法律的审查强度和审查内容并无特别限制,只要其符合宪法。对于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监督,基于尊重其他机关职权的考虑,合宪性审查的审查强度应有所不同,彭真对此问题指出:“我们的监督不要把应由国务院、法院、检察院管的事也拿过来。如果这样,就侵犯了国务院、法院、检察院的职权。而且我们管不好,也管不了。我们应当在宪法规定的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范围内进行工作。”[33]是故,作为行使不同性质权力的机关,合宪性审查机关在开展审查时立足于尊重不同机关自主性和职权的需要,应当审慎进行审查。同时,在备案审查中,部分审查机关与规范制定机关之间存在隶属关系,还有的规范经审查机关批准之后方可生效。于此情形下,必须避免审查机构在审查过程中回护可能存在问题的规范性文件,以合法性判断替代合宪性判断,也要避免对于可能存在的合宪性问题不按法定方式提请审查。以合法性审查取代合宪性审查所形成的“强合法性审查”与“弱合宪性审查”之间的价值错位与制度功能差异,正是影响我国合宪性审查有效启动的主要原因,[34]对于这一问题必须妥善处理。因此,基于审查主体与被审查机关之间的关系考量以及两种审查的差异,应当确保两种审查在审查范围、审查标准、审查结果等方面实现差异化,使两种审查制度能通过不同审查标准、审查对象和审查强度的配合,实现两种审查的功能定位。
(三)审查意见能有序互动
备案审查侧重于通过沟通、协商等内部程序解决问题,目前尚无行使撤销权的实例,审查意见成为我国备案审查实践中事实上的终局性意见。诚如上述,备案审查应当起到对涉宪问题的回应作用和对合宪性审查的过滤作用,这就能发挥备案审查在特定问题上的优势,还能减轻合宪性审查机构的负担。因此,对处于两种审查制度衔接领域的被审查规范,备案审查机构应当阐明意见、其所认定的合宪性问题、所涉及的规范文本等,并通过法定方式向合宪性审查机构移送,合宪性审查机构应当对备案审查机构的意见进行全面审查。在没有明确、合理的不同意见的情形下,合宪性审查机构应当采纳备案审查机构的审查意见。对于合宪性审查机构认为不适当的意见,应作出充分说明,这不仅是在备案审查中推进合宪性审查的要求,还能以此种方式倒逼合宪性审查机构提升说理论证技艺。
从备案审查的主要功能来看,两种审查应当形成不同的互动和协同机制。对于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而言,不仅应当综合备案审查机构和合宪性审查机构的意见,还应当基于党组织的职权、对于党的政策把握等优势,在审查中吸纳有关党组织的意见。对于确保法治体系统一和基本权利保障而言,关键是确保下位规范符合上位法,有效审查不应止于浅层次的文字对照,更要深层次地确保相关规范的立法目的、精神和规范意旨符合上位法的规定,以此实现审查监督的目的。就此而言,备案审查的监督可能更为专业和有效,如行政机关的审查机构在相关领域更能把握社会发展要求,在执法过程中直面规范与事实如何涵摄的问题,能有效发现存在的问题,[35]在此情形下合宪性审查机构应充分尊重备案审查机构的意见。备案审查机构在审查过程中也应当对接合宪性审查意见,使备案审查成为实现宪法监督的有效场域。
(四)两种审查能双向衔接
合理的衔接应当是双向的,即在必要时也应当由合宪性审查向备案审查衔接。从维护宪法权威和统一审查标准来说,由合法性(备案审查)转化为合宪性审查有其必要性,在域外也有较多实践。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发展出了宪法诉愿辅助原则,该原则力图确保专门法院基本权利救济优先的目标,当基本权损害不能以其他方式消除之时,宪法诉愿才是适法的,因此,宪法诉愿人提起宪法诉愿之前必须寻求专门法院进行权利救济的所有可能性。[36]日本同样存在回避宪法判断的情形,其法院并非经常就被提起的宪法争点做宪法判断,而是仅透过法律上的争点做判断以处理争端。日本学界还针对判例发展出了相应理论,如在1967年的惠庭事件判决中,该案系被告因切断自卫队通信线而被诉违反日本自卫队法第121条、被告主张该条违宪的事件,审理法院以通信线并非该当同条所规定的“其他供防卫用之物”,而判决被告无罪,并判示“关于辩护人所指出的宪法问题,不仅无做任何判断的必要性,亦不应做判断”。日本学界针对此案发展出的理论认为,虽然肯定宪法判断的回避,但将之解释为法院高度的裁量行为,事件即便是借由仅对法律上的争点作判断而能终结诉讼,但在综合检讨事件的重大性、违宪状态的程度、造成影响的范围,以及成为问题的权利的性质等要素后,认为有充分理由时,法院得涉入做宪法判断。[37]域外的做法对于我国完善相关制度不乏借鉴意义,这些方法不仅可以保证宪法适用之可能,也能通过程序设计避免大量争议上升为宪法争议,还能实现立法目的,因为如果径行抛开法律而适用宪法将会导致普通法律失去适用之契机。当然,基于我国的审查现状和实现合宪性审查进一步发展而言,为避免合宪性审查被完全置于合法性审查之中,防止合宪性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应当逐步对审查机构在何种情形下可以回避宪法判断、以何种方式回应人们对涉宪问题的关切、在合法性审查中于何种情形下应当启动合宪性审查、在备案审查中开展宪法解释须考量的客观条件等问题予以明确[38],如虽有法律依据,但合法性审查无法解决争议,或合法性审查虽能解决问题但审查事项存在明显的违宪嫌疑等情形,且有合宪性审查可能之时,就应当由合法性审查转化为合宪性审查。
另一方面,从法律体系的创造和形成角度来说,有效的规则体系一定是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的结合体。[39]在凯尔森看来,某一规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也只是因为它以特定方式,也就是由另一个规范确定的方式被创制,后者构成了前者的直接效力基础。法秩序不是一种同位阶的、彼此并立之规范的体系,而是一种不同层级之法律规范的阶层创造。[40]如《烈士褒扬条例》的制定依据为《英雄烈士保护法》,于此情形下,在出现争议时一般来说无需直接进行宪法审查。这也能说明合宪性审查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并无绝对优越性,强调推进合宪性审查并非要以此种审查取代其他审查,不同制度实现优势互补才是合理之选。
是故,在合宪性审查过程中,经审查后发现无合宪性问题或者通过合法性审查能更好解决问题,应当转化为备案审查。因为合宪性审查的启动可以说是一种“预判”,在审查过程中可能发现无需进行合宪性审查的情形,但存在合法性问题,就应当转化为合法性审查,让两种审查各归其位。
三、备案审查与合宪性审查衔接不畅的成因
《决定》第5条规定了在备案审查中推进合宪性审查的要求,该条是少有的关于如何处理两种审查关系的规定,明确了在备案审查中开展合宪性审查的工作思路、工作重点、可能的方法和在备案审查中激活宪法解释等要求,总体来看构成了两种审查衔接的可能路径。但无论是长期形成的观念还是既有的制度抑或是实践中的做法,都导致两种审查在实现衔接方面存在不足,这些问题也构成了推进二者衔接的滞碍。
(一)观念上未能区分两种审查机制
1979年《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织法》通过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开展法规的备案工作,这是我国备案审查工作的开端。在机构建设方面,2004年法工委设立法规备案审查室,专门承担备案审查的具体工作。在起草现行宪法时,如何确保宪法得到实施,避免重走“五四宪法”的老路,可谓时人心中“历史深处的忧虑”,虽然人们提出了多种方案,但最终保障宪法实施的职责还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承担,[41]只是未规定具体承担相关职责的机构。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要职责、会期、行动能力等因素的制约,如果没有具体承担合宪性审查职责的机构会导致相关制度难以落实。直到2018年设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才确定由该委员会具体承担推动宪法实施、推进合宪性审查等工作职责。
虽然有执政党的政治决断和具体承担审查职责的机构,但明确提出推进合宪性审查的时间较短,这一状况和已经形成的路径依赖影响了人们对合宪性审查与备案审查关系的认知。这种认知所塑造的特定观念对于完善相关制度和推进实践意义重大,因为特定观念是一种先于分析的认知行为,更是我们建构起任何系统性的推理方式之前被人们所感觉到的东西,观念不仅是人们对于世界运行方式的理解,也是建立理论的基础。意图抛开观念而只处理现实无疑是乌托邦式的想法,观念犹如地图,为思想和行动设定议程,能指引人们穿过令人迷惑的盘根错节的复杂现实。[42]在审查监督领域,这种观念主要表现为:认为备案审查可以发挥合宪性审查的功能乃至可以取代合宪性审查,由此也导致对两种审查的差异性的认知存在不足,最终导致对两种制度如何协同发挥作用,如何实现衔接、如何实现共同推进宪法监督等问题的理解存在偏差。“任何国家与法律制度的变化都是以价值观、世界观以及意识形态的变化为基础的。”[43]如果不能从观念上合理区分两种审查制度,将难以在明确两种审查制度差异和共性的基础上建构合理的衔接模式。
(二)宪法和法律关系定位的影响
法律是宪法的具体化在我国是较为流行的观点,乃至将宪法和法律分别比喻为“母法”和“子法”。如早期宪法学教材认为:“在宪法中通常都规定了一国的立法原则,使立法机关在进行日常立法活动时有所遵循,同时又只能规定立法原则,而不代替普通立法,所以,许多宪法学家把宪法称为‘母法’‘最高法’‘基本法’的概念了。”[44]实务界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母法,其他法律都是由宪法派生的”。[45]虽然上述观点近年来为学界所反思,如有论者认为“宪法作为立法的框架”之时,只为立法提供边界,立法只要不违反这个边界就是立法裁量的空间,宪法不是指示立法者如何立法,更多的是指示立法者不得如何立法。[46]但法律是宪法具体化的观念依然有较大影响。
法律是宪法具体化的必然逻辑是其他法律均由宪法派生而来,法律不仅依据宪法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制定,宪法还决定了法律的内容,宪法的实施也要经由普通法而展开,如有论者认为:“一个法治的国家,宪法的原则性规定都应该有具体的法律加以实施,特别是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在解决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纠纷中,有法律条文规定的,先适用法律条文,没有具体条文规定的,适用有关的法律原则。”[47]由此衍生的直接结果,首先是宪法无法直接适用,在没有普通法律加以具体化之时,宪法的规定只能被虚置。其次是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并无必要,因为普通法律是对宪法的具体化,可称之为宪法的实施细则,其在内容和制定程序方面必然符合宪法,在此情形下对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纯属多余,因为“如果承认部门法是宪法的具体化,这将给部门法提供抗拒合宪性审查的充足理由。一旦特定部门法内容被认为是宪法具体化的结果,这必定意味着它已经经受了一次合宪性审查,于是就没理由对它进行再一次的合宪性审查”。[48]最后是就我国审查现状而言,还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目前的审查主要针对法律之下的规范性文件,而这些规范性文件有相当一部分是对上位法的细化。如果说宪法的重心在于规范立法程序,对立法的内容仅作最低限度的规定,而立法不仅规范程序,还须对行政和司法兼顾程序与内容,也就是立法不仅规定个别规范的创制机关,更确定其内容。[49]有论者即认为法律、法规是对宪法一般原则和内容加以具体化的产物,与此类似,各种规章、条例等下位规范都是对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内容的具体化,这也是一种“母子关系”。[50]在我国法律体系不断健全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下位法均有法律依据,由此使法律之下的规范性文件只能间接追溯到宪法而直接以法律为依据,按照上述逻辑,会导致对法律之下的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审查也无必要,至少进行合宪性审查的理由并不充分。
(三)审查实践未能对两种审查作出实质区分
实践是制度的映射,有什么样的规则一般来说就有什么样的实践。但我国审查监督存在实践先行,再上升为具体规则的现象,实践对于制度完善有促进作用。
从实践来看,两种审查在部分情况下并未明确区分,对于一些可以通过合法性审查解决的问题,审查机构从宪法层面进行阐释。而对需要从宪法层面进行阐释、论证乃至得出审查意见的事项,未能充分彰显宪法的作用,甚至对所涉及的合宪性疑虑、宪法和部门法的关系、立法所依据的事实发生变化对规范性文件合宪性的影响等问题避而不谈。如在对收容教育制度的审查中,审查机构认为收容教育制度的主要依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该决定的制定程序和内容均合宪,只是随着情况的变化和我国法治的进步,该决定关于授权国务院制定具体办法的规定与立法法的规定不一致,建议有关方面适时提出相关议案,废止收容教育制度。[51]这一审查在论证中引入了宪法,但在结论中认为授权国务院的规定与立法法的规定不一致,其实质是合法性审查。问题是既然决定的制定程序和内容均符合宪法,在宪法未修改的情况下缘何又同立法法的规定不一致且需要废止该制度,此时是否意味着立法法的规定与宪法相抵触或者存在合宪性问题,抑或是《立法法》构成宪法的特别法。在对某市地方性法规关于强制亲子鉴定规定的审查中,审查机构认为亲子关系涉及公民人格尊严、身份、隐私和家庭关系和谐稳定,属于公民基本权益,宪法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保护,地方性法规设定强制亲子鉴定的行政调查措施无法律依据,不符合宪法法律的有关规定和精神;此外,在上位法规未将不配合亲子鉴定规定为违法之时,地方性法规不应规定相应的行政处罚措施。[52]该案中,强制亲子鉴定涉及公民的基本权益和宪法的规定,这直接与宪法相关,体现了在备案审查中妥善处理涉宪问题的要求,但地方性法规在没有上位法规定时的立法权限在本案中不仅是上位法依据的问题,还可能涉及宪法保留以及法律对地方性法规授权权限的问题,这些宪法层面的问题只通过合法性审查和说明加以处理,这就是以合法性审查代替宪法层面的审查。在论证说理中引入宪法有助于强化宪法的权威地位、以宪法说理增强审查结论的可接受度,但导致的问题是无法准确判断审查的性质。在2024年的审查工作报告中,有的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规定,因犯罪受刑事处罚人员不得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法工委认为宪法对物质帮助权已有规定,如果将涉罪有关人员排除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之外,与宪法有关规定的原则和精神不符,也与有关行政法规的原则和精神不符。[53]这一审查案例也存在类似问题,同时涉及宪法和法律乃至行政法规,囿于制度和特定观念等因素,合宪性审查机构一般不会明确相关规范违反宪法,但在无法回避宪法的相关规定时又将宪法和法律乃至行政法规均作为依据,这也会导致两种审查的混同,也难以经由实践探索促进两种审查实现适当分离和有效衔接。
(四)两种审查在规范依据上存在混同
目前的规定未能明确两种审查机制的不同和如何实现衔接,这就导致无法在完善的制度指引下推进两种审查的衔接。这种制度上的混同主要包括审查内容未加以区分和两种审查的审查范围存在同质化倾向。
1. 未能明确区分合法性审查与合宪性审查
《立法法》第112条规定审查机构在审查中认为相关法规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或存在合宪性、合法性问题的,审查机构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或者由有关专委会、法工委召开联合审查会议,要求制定机关到会说明情况,再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立法法》第81条规定省级人大常委会对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应当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认为同宪法、法律等上位法不抵触的,应当在四个月内予以批准,该条规定的是进行合法性审查,但审查内容又包括是否同宪法相抵触。《监督法》第42条和第43条关于司法解释审查的规定与法规审查的规则基本一致。
上述条文未明确对存在合宪性问题和合法性问题的规范进行审查时的区别。合宪性审查职责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承担,虽可借助法工委和其他专委会的专业优势和经验开展审查,但将所有涉及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事项笼统规定在一起,会导致无法落实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职权,也难以明确合宪性与合法性审查的差异,最终会导致两种审查无衔接的空间。
《决定》第5条确定了在备案审查中若发现可能存在合宪性疑问和涉宪问题应当如何处理的规则,这虽然符合我国当下在备案审查中推进合宪性审查的战略抉择,但依然存在将合宪性审查蕴含于备案审查的问题,且未能明确转化程序,如此就有以合法性审查吸纳合宪性审查的可能。结合《决定》第6条来看更可能存在上述问题,该条规定法工委对审查建议作初步审查,认为建议审查的规范可能与宪法或法律相抵触,或存在合宪性、合法性问题的,应当启动审查程序。这一规定赋予法工委对审查建议先行审查和决定是否启动审查的权力,在处理审查建议时,法工委如果认为审查的问题与专委会工作职能关系密切,或存在重大、疑难问题等情况,法工委认为有必要的,可以交有关专委会审查、提出意见,经初审认为建议审查的法规、司法解释可能与宪法或法律相抵触,或存在合宪性、合法性问题的,再启动审查程序。[54]这就使法工委在处理涉宪问题时占优势地位,在无刚性的衔接机制时,合宪性审查机构的职权可能被虚置,甚至导致合法性审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替代和消解合宪性审查的功能”[55]。
2. 审查范围的同质化导致两种审查难以区分和衔接
我国《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省级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此处将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同决定、决议以及命令并列。从体系解释和职权行使方式来看,《宪法》第62条规定的决定应当不同于狭义上的法律,而更侧重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决定的方式行使职权。《立法法》第108条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撤销其常委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有权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立法法》第85条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但审查实践主要针对法规等法律之下的规范,对法律的审查主要通过对法律草案的合宪性控制、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进行法律修改和法律清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另行通过决定确认法律的合宪性等方式来实现,缺乏法定的事后监督机制。[56]《立法法》和《监督法》明确了特定法规、司法解释等违反宪法或同宪法相抵触时应当如何处理的规则。《决定》第2条和第4条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的范围,这与《立法法》《监督法》规定的范围高度重合,容易导致以合法性审查为主的备案审查阻滞合宪性审查程序的启动,在尽量避免进行合宪性判断的思维惯性下也容易使审查机构在实践中倾向于以合法性判断取代合宪性判断,而非启动合宪性审查。虽然经由备案审查也能在相当程度上维护法治体系统一和为勃兴中的合宪性审查积累经验,但如果过分依赖备案审查来塑造合宪性审查的具体形态,将可能导致备案审查过分挤压其他审查程序、审查形式和审查方法的发展空间,最终使中国式的合宪性审查制度有所失衡。[57]
四、实现两种审查协同融贯的体系化方略
在加强宪法监督中实现两种审查的衔接和协同发力,必须在充分认识两种审查制度的功能指向、完善方向、既有制度资源等要素的前提下展开。构建两种审查合理衔接的机制必须区分两种审查的审查对象,在审查机构方面实现分离,完善合宪性问题提请机制,并以宪法解释为备案审查的发展提供助益。
(一)合理区隔两种审查的审查对象
我国《宪法》规定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在同宪法和其他上位法相抵触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予以撤销,从维护法治体系统一的整体性要求和宪法规定的特点来说,如此规定有其合理性。虽然部分规范可能同时存在合宪性和合法性问题,但如果完全不加区分,最终会影响不同审查制度的衔接。就此而言,应当在立法中明确两种审查制度的区分。
1. 在《立法法》中明确合宪性审查的范围
在《立法法》中单列一条: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如果存在合宪性问题或者同宪法相抵触,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审查。如此规定的优势在于:首先,可以对接《宪法》第5条和《立法法》第98条的规定;其次,可以将合宪性问题单独列明,在制度上明确合宪性审查;最后,能明确合宪性审查的范围,以审查范围的差异区分两种审查制度。
需要明确的是,《决定》规定的审查范围不包括法律,但合宪性审查制度的核心是对法律的审查,[58]“一个法律效力的唯一理由就是该法曾在宪法规定的方式下创立。”[59]否认对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必要性会构成宪法监督的“天衣之缝”,因为大量法律之下的规范性文件依据法律制定,如果法律本身的合宪性存疑但不受审查将使合宪性审查的效果大打折扣。并且从理论上而言,宪法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法律是人民代表意志的体现,否认法律接受合宪性审查的必要性无疑是认为代理人高于委托人,议员高于人民;当人民与其代表的意见不同之时,人民的意志应当高于其代表的意志。[60]
《立法法》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撤销其常委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但未规定如何处理不合宪的法律,“不适当”是合理性方面的要求,是同合宪性并列的审查标准。合宪性审查的依据只能是宪法,宪法规范大多有意采用较宽泛的表达,这种有着“开放性”宪法规范的宪法可以被视为一种“框架秩序”,[61]这决定了在合宪性审查中存在适当性要求,如在对征收征用权之行使是否合宪的审查中,此种审查“应围绕目的的必要性、手段的相称性与程序的正当性展开”[62],这是适当性要求的审查方式和步骤;在基本权利保障方面亦是如此,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特定情形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这一权利的实现程度应当结合经济发展、生活成本、公民的生活能力等要素综合判断国家所给予的物质帮助是否适当。但合宪性审查中的适当性判断不能脱离宪法文本规定含义的可能射程,只能依据宪法文本展开,而狭义上的适当性审查更多考虑“法外”因素,如人们的道德观念、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政治伦理等,在适用过程中需要更强的说理论证。如果将合宪性审查置于适当性审查之中,将不利于构建体系化的审查标准,也不利于突出合宪性审查的特征,更会造成审查标准过于宽泛,难以有效推进合宪性审查。就此而言,明确法律的合宪性审查标准有助于在审查范围层面推进合宪性审查。并且,是否可以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目前并无规定,理论上并不能排除全国人大的立法存在与宪法相抵触的可能性,“法律只能为自己证明权力,但绝不能证明其有效性”[63],为了保障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维护宪法的最高法地位,也有必要对其进行合宪性审查,只是这种审查在处理结果方面更具特殊性,因为全国人大的地位和权威高于其常委会,不可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多只能向全国人大提出建议,由全国人大自行决定,全国人大如果认为相关法律存在合宪性问题,采取何种处理措施系其裁量权,即便采用修改法律、以新法取代旧法等方式处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合宪性审查有效运行的要求。
2. 对司法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审查规则予以明确
2015年修订的《立法法》首次在附则部分明确了如何对司法解释进行备案,但未规定能否对其进行审查,2023年的《立法法》延续这一规定。2006年的《监督法》第32条规定相关主体认为司法解释与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或审查要求,但未明确如果存在合宪性疑问是否可以提请审查。《决定》以及新修订的《监督法》进一步完善了关于司法解释合宪性审查的规定,不仅在原《监督法》的基础上规定司法解释如果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或者存在合宪性、合法性问题,相关主体可以提出审查建议或审查要求,还规定审查机构经审查认为司法解释存在合宪性、合法性问题,而“两高”不予修改或者废止时应当如何处理的规则,这也蕴含了立法机关认为司法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存在合宪性问题的可能性。
需要明确的是,虽然《立法法》规定的审查主体和处理方式与《监督法》规定的对司法解释的处理规则高度类似,但两部法律历经多次修改,并未将二者合并,可见在立法者看来二者存在差异,所规范的是不同的活动。因此,对于司法解释的合宪性审查之规定可保留在《监督法》之中,具体方案可以参照上述法规等规范的规定方式,将合宪性问题或与宪法相抵触的要求单独规定。对于《监督法》第39条规定的规范性文件,可以进一步完善为“如果有合宪性疑问,则应由审查机关层报至省级人大常委会,由省级人大常委会依照《立法法》的规定提出合宪性审查要求”。当然,在条件成熟时制定专门的有关合宪性审查的法律,则可以对合宪性审查的范围作出专门规定。
(二)实现审查机构的适当分离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成立后,学界对该机构推进合宪性审查寄予了厚望,如有观点认为设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是我国宪法监督的实质性迈进,“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可能是撬动中国宪法实施监督的‘阿基米德支点’。”[64]但从备案审查工作报告等权威文件公布的案例来看,并无典型的合宪性审查案例,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备案审查与合宪性审查的机构并未严格分离,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具体工作由法工委承担,法工委的每一个内设机构、工作班子,也都是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工作班子。[65]审查机构不加区分不利于推进合宪性审查。法工委是常委会的工作机构,与专委会的性质不同,且相关法律已经明确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合宪性审查方面的职权,但实践中法工委处理了相当数量的涉宪性问题,部分年份的审查报告还专列“积极稳妥处理合宪性、涉宪性问题”的章节,这为推进合宪性审查奠定了必要基础。合宪性审查是基于宪法而对下位规范是否合宪进行的控制,备案审查是依据宪法、上位法等要求和规定对下位规范的政治性、合宪性合法性、合理性等方面的监督,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包括宪法在内的上位法且针对法律规范的控制活动,是基于规范适用的规范控制型监督。[66]从功能、实践经验、规范适用等角度看,法工委可以承担部分合宪性审查职责。但“在现代政治逻辑中,宪法是基于人民意志的决断而形成的,既是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同时也是每个人必须遵循的共同意志”。[67]宪法实施和合宪性审查也应当贯彻民主要求,这也是我国的合宪性审查立足于代议机关的民主性和民主集中制的缘由,不可因相关机构能承担特定职责而推出其承担特定职责具有完全的正当性和合宪性,也不意味着与我国国家机构体系的组织原理能完全共融。因此,基于党领导下不同国家机关协作配合的要求,必须在坚持集中型合宪性审查的基础上确保两种审查能通力合作,这也决定了有必要实现具体审查机构的分离与融合。
1. 在同一具体审查机构阶段,以增强说理区分两种审查
在备案审查室依旧承担合宪性审查具体工作的形势下,可以在说理中区分合法性和合宪性问题。对于合法性问题,直接依据上位法进行审查,并阐明上位法依据。同时,在说理时实现差异化,对于争议大、社会普遍关注、涉及面广的事项应当进行更为充分的说理论证,如此有助于以充分的说理阐明事实、得出结论,使审查意见更容易被接受,进而提升审查结论和审查机构的权威性;对于争议不大的审查事项可以简化说理,这可以减少工作负担,集中力量解决重大、疑难问题。对于合宪性问题,依据宪法作出审查。此时虽然由备案审查室提供审查研究意见,但对于涉及宪法层面的争议,经审查研究认定为合宪性问题,则应当依据宪法作出结论。并且,备案审查室应当注重运用合适的方法对宪法进行阐释,并将对于宪法的阐释作为审查研究意见的依据,如此可以在审查依据和说理方面区分两种审查,并以说理层面的宪法阐释为正式的宪法解释积累经验。
2. 具体审查机构的分离与融合
在条件成熟之时,可以在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之下设立合宪性审查室,这就能以具体审查机构的分离来确保两种审查的区分。具体路径可以考虑:
第一,在合宪性审查室中吸纳备案审查室的工作人员。其优势在于:一则符合审慎改革的要求,充分运用既有制度资源、发挥原有人员在经验等方面的优势是我国改革过程中的有益经验,也是我国法学知识生成的独特路径;[68]二则能以审查人员的融合实现两种审查制度衔接的目标,如果完全分离不利于对同一审查事项兼顾各方面的要求,也无法发挥备案审查人员的专业技能,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在坚持党对重大涉宪议题进行总体政治把关的前提下,应当解决人大内部专业审查能力的匹配问题”,[69]适当融合是提升专业审查能力的必要路径;三则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落实《决定》第4条关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以及其他专委会、法工委应召开联合审查会议的要求,目前实践中尚未召开过联合审查会议,[70]通过审查人员的部分融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落实上述规定。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关于召开联合审查会议的要求为审查机构的适当融合提供了指引和要求。
第二,合宪性审查室中吸纳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委员。我国的合宪性审查权由代议机关行使,虽可借助其他审查机构的审查技艺和经验提供助益,但必须保证审查机构的民主性,防止其他审查机构以科层制为基础的运作模式对合宪性审查应具有的民主性造成冲击,这也是一部民主的宪法保障自身权威和民主性的题中之义,[71]因为如果对于立法的纠错不是由人民或其代表进行,人民因此就丧失了本可以从以常规方式纠正错误的过程中获得的政治实践、道德教育和激励,也会矮化人民的道德能力和钝化人民的道德责任感。[72]且从实现良善治理的角度看,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方式进行决策能带来更明智和更佳的治理效果。[73]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成员由主席团在代表中提名,全国人大以会议的方式表决通过,从人员身份和产生方式来看,专委会的成员具有较强的民主性,在具体承担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机构中引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委员有助于实现专业性和民主性的协调。
(三)明确对合宪性问题审查的转化程序
合宪性审查的启动依赖于“案源”,否则即便审查机构有能力、有动力也无法启动审查程序。对于此问题,有论者主张激活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审查权”,并以此为路径充分发挥普通公民在启动审查上的作用。[74]从审查监督制度设计、审查方式、审查内容等要素而言,由备案审查主体提请合宪性审查同样不乏实践意义,甚至在加强宪法监督和推进合宪性审查方面更有价值。
1. 明确提请合宪性审查的主体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完整和终极性的合宪性审查权,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成立后改变了原来由各专委会承担合宪性审查职责的状况,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应当是我国唯一和专门协助开展合宪性审查的机构。[75]因此,其他机构发现的合宪性问题应当交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审查,提交合宪性审查申请的机构应当是享有备案审查权的机构。明确合宪性问题提请审查机制有助于激活合宪性审查,也能在相当程度上破解合法性审查吸纳乃至阻滞合宪性审查的弊端。
我国备案审查机构呈现出分散的特点,基于提升合宪性审查实效、合理配置合宪性审查机构工作任务等考量,不可能所有的备案审查机构均能提请合宪性审查,就实现衔接和既有规定来看,下列机构应有权提请合宪性审查。第一,按照《立法法》《决定》等规定,法工委、有权提出审查要求的审查主体可以直接提出合宪性审查要求,法工委对自己发现或在处理审查要求过程中发现的合宪性问题,应当提出合宪性审查申请。当然,这依然建立在审查机构分离的基础上,否则提出申请并无意义。第二,对于《立法法》规定享有要求审查权之外的地方审查机构,可参照《决定》第6条的规定,由相关审查机构层报国务院、“两高”、国监委,由接受报送的审查机构提出合宪性审查要求,其功能在于通过层报不仅能发挥过滤器的作用,还能在本机构系统内部经由请示汇报和反馈程序形成对规范性文件理解的共识,最终也有助于法律实施和对宪法的理解。第三,党内规范的合宪性审查,由于党内规范不由国家机构审查,因此在党内规范有合宪性疑问时,可以通过衔接联动机制由中央办公厅协同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对存疑的党内规范进行审查,如果相关党内规范存在合宪性问题,应当由中央办公厅在结合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决定。
2. 构建审查意见的衔接机制
需要明确的是,此处的审查意见并非仅指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的意见,还应当包括在提请审查中,备案审查机构对于被审查规范存在的合宪性问题的理解和阐释,因为备案审查机构认为被审查规范存在合宪性问题,必然涉及对宪法、宪法问题和涉宪性问题的理解,虽然这些机构不具有宪法解释权和合宪性审查权,但不同审查机构的参与、协商、对话和商谈对于提升合宪性审查机构的审查水平、发挥合宪性审查制度功能来说具有必要性,这一方式有助于触及各层面的社会问题,对于及时反映、汇聚不同主体的价值需求、精准把握社会发展动态、实现深度审议和审查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76]也正是基于商谈的交往理性使得一种对有效性主张的取向成为可能。[77]对于不同审查机构的意见,基于机构性质、职权行使方式和功能适当等方面的考虑,合宪性审查机构在审查标准上应当有所不同。
其一,对法工委的意见,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应当进行全面审查,采用严格的审查标准。原因在于两个机构在功能上类似,且法工委的审查意见未经层报过程中的审查,更有必要进行严格的审查;此外,法工委的审查范围较广,其地位较高,审查意见构成了事实上的终局性结论,一旦出错,会折损备案审查制度的权威性。
其二,对于其他机构的提请,可以采用适度宽松的审查标准。原因在于这些机构为法律适用的一线机关,在处理特定案件过程中要全面掌握相关事实并穷尽可能被适用的规则,于此情形下,法律适用机关对特定规范在适用中出现的问题可能把握得更准。[78]此外,人大的判断不能代替其他机构的判断,因此,对于法工委之外的机构的提请审查,采用较为宽松的审查标准,充分尊重其他审查机构的职权和意见。但对于涉及面广、社会普遍关注、违宪违法性质严重的事项,应当全面审查。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审查后即便认为不存在合宪性问题,也应当对备案审查机构的审查活动产生影响;如果认为仅存在合法性问题,则应当阐明理由,从事实、规范含义、立法意旨等方面进行分析,以供备案审查机构参考。
(四)以合宪性审查的推进提升备案审查质量
备案审查能为合宪性审查的启动提供动力和契机,也能为合宪性审查的推进提供审查技艺准备和实践借鉴,而合宪性审查的发展也能为备案审查提供支撑,“没有宪法实施制度层面的发展,就难以实现备案审查制度效能的实质性跃升。”“随着审查难度更大、影响力更大的合宪性审查不断的推进,影响和阻碍合法性审查开展的各种主客观因素也将被逐步破解。”[79]因此,必须以合宪性审查为备案审查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支撑。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职责包括“开展宪法解释、推进合宪性审查”,从实践来看,宪法含义与宪法适用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界限,但宪法含义可以因其所适用的环境变化而合法地改变,[80]宪法得以实施的前提是其能被正确理解并根据实践需要进行解释,就此而言,合宪性审查推进和发展的过程也是宪法解释制度得以激活的过程。并且,在宪法解释中,如果解释中要求有关机关依照解释意旨采取一定作为,就相当于对该机关的一项宪法委托,对这种解释的执行是以适当方式实现解释意旨所要求的法律状态。[81]基于合宪性审查与宪法解释的关系以及法律(宪法)解释对于审查活动的意义,有必要从宪法解释对备案审查的引领作用和提升审查质效等层面展开,这也是《决定》第5条规定的“在备案审查工作中落实健全宪法解释工作程序的要求,准确把握和阐明宪法有关规定和精神,回应社会有关方面对涉宪问题的关切”的内在要求,作为备案审查依据的相关规范是否合宪、不同的审查依据是否相融洽也需要宪法解释和合宪性审查发挥作用。[82]从法律适用的角度看,法律解释是“为个案之法律效力的判断,而萃取法律,以发现其大前提,同时将该个案事实涵摄于大前提中之概念或归属于其类型,以确认小前提之存在的活动”。[83]合宪性审查的有效运行无法脱离宪法解释,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不负责个案审理,但应当在具体的合宪性审查中进行解释,因为如果脱离具体的审查活动,宪法解释将失去针对性,所形成的抽象解释条文会面临再次被解释的可能。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未进行正式的宪法解释时,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对于宪法的解释虽不具备正式的法律效力,但依托于审查机构的性质和地位,这种解释也具备权威性,对于其他机构的备案审查活动以及遵守和实施宪法具有政治上和实质上的影响力,从功能上看类似于德国法上的“宪法导向的解释”所具有的辐射效力。[84]是故,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合宪性审查过程中可以进行充分的宪法阐释说理,使这种说理能为在备案审查中处理涉宪问题、重大违法问题提供支撑,从而实现在备案审查中推进合宪性审查。而备案审查机构在面临宪法争议或处理涉宪问题之时,应当将自己对于宪法的理解列明,供合宪性审查机构参考,无论合宪性审查机构最终是否认同备案审查机构的理解,备案审查机构的意见也为合宪性审查机构相关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不同的考虑方案。此外,对于有必要作出正式宪法解释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应当依法提出宪法解释的议案。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活处于“休眠”状态的宪法解释条款,即便是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合宪性审查中对宪法涵义的阐明,也能对备案审查机构的说理论证、理解宪法含义、实现经由备案审查的法治统合等产生积极意义。这种经由开展宪法解释促进备案审查制度发展、提升备案审查实效的做法,也是实现两种审查衔接的有效方式。
结语
《决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的备案审查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两种审查的关系在《决定》中也得到了初步明确,因此必须注重两种审查的协调发展。区分两种审查并在必要时实现衔接是推进合宪性审查和强化宪法监督的可行路径。通过明确两种审查制度的关系,确定二者衔接的具体场域和判断标准有助于找准两种审查制度衔接的难点、明确破解此难点的路径,这不仅可以推进合宪性审查,也有助于实现备案审查的跨越式发展,最终有助于构建更为系统、科学、有效的审查监督体系。当然,如何借助实践推进合宪性审查、完善合宪性审查机制、通过实践区分合宪性审查与备案审查、确保两种审查制度能实现优势互补,还有待更为丰富的实践探索和对实践的深入解读。因此,在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和推进审查实践的过程中,应当逐步明确两种审查的区别,尤其是在对涉宪问题的审查中,有必要明确被审查规范所涉及的合宪性和合法性问题,通过严密的说理论证解决争议,这不仅可以实现通过实践区分两种审查,还能为在备案审查中推进合宪性审查和为进一步完善合宪性审查制度积累经验;此外,可以适时发布在同一审查中如何处理两种审查的关系以及实现两种审查衔接的案例,为备案审查机构处理类似问题提供参考。
【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完善宪法监督制度视域下的备案审查联合审查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5BFX114)
[1] 李飞:《推进宪法实施和监督,提高新时代立法工作水平》,《中国人大》2019年第4期。
[2] 习近平:《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2022年12月19日),载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2025年版,第270页。
[3] 栗战书:《在第二十七次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人大》2021年第24期。
[4] 赵乐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人民日报》2025年3月15日第1版。
[5]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导读》,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22-23页。
[6] 参见《宪法学》编写组:《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39页。
[7] 张翔:《宪法程序法:国家权力配置的视角》,《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1期。
[8] 参见严冬峰:《〈备案审查决定〉的出台背景和主要内容解读》,《中国法律评论》2024年第1期。
[9]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理论与实务》,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5页。
[10] 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四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0页。
[11] 如有学者认为地方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医保定点零售药店不得出售日用品等非药品”,如果在形式上以法规乃至法律的方式进行创设,就可能存在进行合法性乃至合宪性审查的必要。参见杜吾青:《备案审查实践中从业限制措施的合法性审查标准》,《法学》2024年第8期。
[12] 刘松山:《备案审查在宪法监督中的定位、完善重点及合宪合法性检讨》,《政治与法律》2024年第3期。
[13] 参见苗连营:《合宪性审查的制度雏形及其展开》,《法学评论》2018年第6期。
[14] 参见《备案审查教程》编写组编:《备案审查教程》,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5年版,第212页。
[15] 参见朱宁宁:《备案审查进行时——〈法治日报〉新时代备案审查报道集萃》,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2年版,第61-62页。
[16] 参见李松锋:《备案审查中的政治性审查》,《中外法学》2023年第5期。
[17] 即便是美国式由不同法院分散审查的模式,也经由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对下级法院所具有的强制约束力(即遵循先例原则)来保障全国有关宪法判决的一致性。See Andrea Buratti, Western Constitutionalism. History, Institutions, Comparative Law, Springer,2019, p.51.
[18] 有学者甚至认为全国人大专委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都是全国人大的下设机关,二者的地位是平行的。参见周叶中、李炳辉:《宪法政治: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441页。
[19] 参见《彭真传》编写组:《彭真传》(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487页。
[20] 参见[德]尼可拉斯·鲁曼:《社会中的法》,李君韬译,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518-519页。
[21] 参见李忠夏:《合宪性审查制度的中国道路与功能展开》,《法学研究》2019年第6期。
[22] 参见秦前红编著:《备案审查、合宪性审查诸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2年版,第95-96页。
[23] 参见朱学磊:《论合宪性审查对象的规范性标准》,《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5年第5期。
[24] 参见张翔:《“合宪性审查时代”的宪法学:基础与前瞻》,《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2期。
[25] 参见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2023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4年第一号。
[26] [日]芦部信喜:《宪法》,林来梵、凌维慈、龙绚丽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02页。
[27] 周航:《党内法规推进宪法实施的逻辑理路——以中央党内法规为对象的考察》,《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28] 从域外经验看,审查机关对于具有高度争议性的议题在作出审查后,可能会引起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冲突。如对堕胎问题,里根总统就认为政治机关(political branches)应有权推翻法院的决定。See Richard J. Elli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2015, p.523.
[29] 参见秦前红:《党政联合制定党内法规的规范路径研究》,《政法论坛》2023年第2期。
[30] 陈运生:《法律冲突解决的进路与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8页。
[31] 参见王理万:《备案审查的国家治理功能》,《法学研究》2024年第3期。
[32] 王锴:《合宪性、合法性、适当性审查的区别与联系》,《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
[33]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75页。
[34] 参见莫纪宏:《依宪立法原则与合宪性审查》,《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
[35] 参见周航:《备案审查联合审查机制的体系化展开》,《环球法律评论》2025年第4期。
[36] 参见[德]福尔克尔·埃平、塞巴斯蒂安·伦茨、菲利普·莱德克:《基本权利》,张冬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89-91页。
[37] 参见[日]阿部照哉等:《宪法》(上),周宗宪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2-403页。
[38] 参见郭海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备案审查意见与宪法解释衔接的制度空间》,《政治与法律》2026年第5期。
[39] See H. L. 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p.81-99.
[40] 参见[奥]凯尔森:《纯粹法理论》,张书友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88页。
[41] 参见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77-80页。
[42] 参见[美]托马斯·索维尔:《观念的冲突》,夏维勇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3年版,第4-7页。
[43] [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
[44] 法学教材编辑部《宪法学》编写组:《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页。
[45]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物权法学习问答》,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46] 参见王锴:《宪法与民法的关系论纲》,《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
[47] 蔡定剑:《中国宪法实施的私法化之路》,《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48] 陈景辉:《宪法的性质:法律总则还是法律环境?从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出发》,《中外法学》2021年第2期。
[49] 参见[奥]凯尔森:《纯粹法理论》,张书友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
[50] 参见强世功:《立法者的法理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71-172页。
[51]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编著:《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案例选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3页。
[52] 参见张勇主编:《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案例选编(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4年版,第65-67页。
[53] 参见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2024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5年第一号。
[54] 参见张勇主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理解与适用》,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4年版,第59-60页。
[55] 林来梵:《宪法学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471页。
[56] 参见邢斌文:《论法律草案审议过程中的合宪性控制》,《清华法学》2017年第1期。
[57] 参见黄明涛:《具体合宪性审查的必要性及其制度空间》,《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5期。
[58] 参见门中敬:《我国合宪性审查的法理困境及其排除》,《政法论坛》2021年第4期。
[59] [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35页。
[60] See Alexander Hamilton, James Madison, John Jay, The Federalist Papers, Penguin Group Inc.,1961, p.466.
[61] 参见[德]托马斯·M. J.默勒斯:《法学方法论》,杜志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526页。
[62] 参见陈嘉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宪法逻辑》,《政法论坛》2026年第3期。
[63] [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96页。
[64] 参见叶海波:《设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法治分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65] 参见梁鹰:《备案审查制度若干问题探讨》,《地方立法研究》2019年第6期。
[66] 参见钱坤:《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地位的历史变迁与体系展开》,《法学研究》2022年第3期。
[67] 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206页。
[68] 参见江必新:《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成》,《法学》2026年第8期。
[69] 王也:《宪法实施情况报告制度的规范效力研究》,《政法论坛》2026年第4期。
[70] 张勇主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理解与适用》,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4年版,第41页。
[71]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认为:“当最高法院在基本民主权利的范围内活动时,其行为的合法性及其在政府民主体制中的位置几乎无法撼动。”这也说明审查机构组织的民主性,审查活动方式或活动范围的民主性,对于确保审查机构和审查结论的权威性具有重要意义。参见[美]罗伯特·达尔:《美国宪法的民主批判》,钱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2页。
[72] 参见[美]迈克尔·J.佩里:《慎言违宪》,郑磊、石肖雪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4-35页。
[73] 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民主是可能的吗?:新型政治辩论的诸原则》,鲁楠、王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5页。
[74] 参见陈道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研究》,《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7期。
[75] 参见胡锦光:《论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中不同主体的职能定位》,《法学家》2020年第5期。
[76] 参见许育典:《宪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169页。
[77] 参见[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页。
[78] 如在行政执法监督中,执法监督机构就发现执法机关适用的地方性法规与已经生效的法律相抵触。参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编:《行政执法监督案例精编(一)》,法律出版社2026年版,第15页。
[79] 林彦:《备案审查的制度变迁及其原因》,《环球法律评论》2024年第4期。
[80] See Jeffrey Goldsworthy, Raz on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22 Law and Philosophy 167,178(2002).
[81] 参见吴庚:《宪法的解释与适用》,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434-435页。
[82] 参见屠振宇:《〈民法典〉实施后强制婚检的合宪性争议》,《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4年第1期。
[83] 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283页。
[84] 参见[德]托马斯·M. J.默勒斯:《法学方法论》,杜志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6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