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是宪法学基础理论中的经典议题。近年来，该议题再度成为焦点。2021年，张翔教授、陈景辉教授、李海平教授等学者围绕“部门法是否是宪法的具体化”展开了一场“批评与再批评”。[1]此后，“具体化关系是否成立”成为该领域研究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在理论上，“部门法是宪法的具体化”这一命题（可简称为“宪法具体化命题”）可作强弱两种解读。强主张认为，所有部门法归根结底都是宪法的具体化；弱主张则较为缓和，认为至少某些部门法或其部分规范构成对宪法的具体化。二者可分别称为具体化关系的“全称命题”和“特称命题”。在宪法学界，至少在特称命题的意义上，具体化关系属于通说甚至是常识。[2]陈景辉教授所挑战的正是这样一种“学科常识”。他指出，如果“具体化关系”成立，那么部门法将会不可避免地“沦为”宪法的实施细则。[3]以之为开端，学界围绕该议题展开了持续且深入的讨论。[4]

然而，各方对处于争论核心的“宪法的具体化”究竟何指，其实并未形成共识。张翔教授最初将其阐述为：“宪法是最高法，是一切立法的依据，立法是在宪法约束下在法秩序的各个领域的规范展开。”[5]陈景辉教授则认为，这无异于将宪法理解为部门法的总则、将宪法学视为部门法学的总论，“即部门法主要是将宪法的规定具体化，发挥实施细则的功能”[6]。他借此批评道，这种“总则式具体化”将使部门法受到宪法的“统治”而丧失自身独立性。张翔教授则回应称，宪法学者从未有过这种“囊括四海、并吞八方的野心”[7]。李海平教授进一步澄清道，宪法学者真正认同的是“框架秩序意义上的具体化，即宪法确立了立法权的边界范围，在此范围内立法具有形成自由”[8]。也就是说，宪法学者主张的具体化是一种“框架式具体化”，而非“总则式具体化”，它承认甚至强调部门法的独立性。因此，其认为陈景辉教授对“总则式具体化”的指责是为自己的学术批评树立了一个“稻草人”。[9]然而，这一区分却不为陈景辉教授所接受，他补充道，无论是框架秩序还是形成自由的说法，都“仍然是在承认宪法是法律总则之后获得的……因此，部门法的理论讨论和实践操作，仍会受到法律总则、法学总论地位的拘束”[10]。换言之，框架式具体化与总则式具体化没有本质区别，框架式具体化并不构成有效辩护。

以上交锋令人困惑：如果陈景辉教授对“部门法享有形成自由故依然是独立的”这一辩护依然不满意，那么他所设想的宪法与部门法关系究竟是何种面貌？一个合理的推测是：部门法根本不应受到来自宪法的任何内容约束。然而，这又非其本意，因为他明确承认合宪性审查的正当性，同意可以依据宪法推翻部门法的特定内容。[11]于是，一个问题随之浮现：既然陈景辉教授与张翔教授等学者同样主张部门法内容应受宪法约束，那么陈景辉教授所明确反对的“具体化关系”究竟指什么？澄清这一点，或许是理解学界在此问题上分歧的关键，也是有效推进相关研究的前提。

在此背景下，本文的核心任务在于厘清“具体化关系”的确切含义，进而回答宪法具体化命题能否成立。围绕这一目标，文章结构安排如下：首先，第二部分将梳理当前“具体化之争”在方法论和实质主张两方面的理论成果，为后续讨论奠定基础。其次，第三、四部分将集中探讨“具体化关系”的可能意涵。为避免“总则式具体化”“框架式具体化”等修辞表述可能带来的含混，本文将转向更为中性与确切的描述方式，分别从“严格意义”和“比喻意义”两个层面，对具体化关系作出不同解读。本文认为，陈景辉教授的批评主要针对严格意义上的具体化关系，许多宪法学者的主张则更接近比喻意义上的具体化关系，而陈景辉教授并未清晰阐明其观点与后一种理解之间的实质差异。最后，在厘清上述分歧的基础上，第五部分将提出对宪法与部门法关系的整体性理解，并尝试阐明这一理解对于推进宪法教义学的意义。

二、具体化之争：理论总结与再出发

“具体化”之争凸显了宪法与部门法关系理论的复杂性。本部分将首先整理围绕“具体化”产生的多重表述，对其定位作出基本的说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方法论层面反思该争论，尝试从中提炼出宪法与部门法关系研究赖以展开的基本前提，并审视现有讨论在遵循与调和这些原则时所存在的不足。

（一）“具体化”的定位：从形式到实质

“具体化”被认为是宪法与部门法关系的一种可能形态。然而，正如人们对何谓“具体化”存在不同理解一样，“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具体指什么，同样存在争议。其中，一个尤为明显的误解是，未意识到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本身存在层次之分。部分表述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它的内在层次。例如，张翔教授将具体化、合宪性解释和合宪性审查三者并列作为宪法与部门法的三重关系，但实际上，与后两种关系相并列的应该是“合宪性立法”这种同样偏重形式性的关系，而非“具体化”这种看似更具实质性的关系。

本文认为，若某一表述旨在回答“何为合宪性”，则其指向宪法与部门法的实质关系；若其关注点在于“如何实现合宪”，则属于形式关系。典型的形式关系包括合宪性立法、合宪性解释与合宪性审查，此即张翔教授、李海平教授所称的“宪法与部门法的三重关系”。虽然对于第一重关系，他们使用的表述是“部门法对宪法的具体化”，而非“合宪性立法”或“法律的合宪性制定”，但其论述重点显然不在于探讨“具体化”是否构成对“合宪性”实质含义的准确说明。所谓“三重关系”，只是宪法与部门法的实质关系在不同环节中的体现而已，其本身并不代表特定的实质关系。因此，在形式层面承认“宪法应约束立法”，并不意味着必须在实质层面接受“立法是宪法的具体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景辉教授的批评至少促使学界意识到，“具体化”作为宪法约束立法的一种可能要求，并非必然或唯一的选项。

在实质关系层面，蒋德海教授曾区分“不抵触”与“为依据”。[12]所谓“不抵触”，是指部门法只要不抵触宪法即合宪，此时部门法拥有较大的立法空间；而所谓“为依据”，是指部门法不仅不能与宪法抵触，还要保证自身内容具有宪法依据才是合宪的，此时部门法的立法空间受到严格限制。陈景辉教授和张翔教授的论争与此有相近之处。陈景辉教授提出，宪法与部门法在逻辑上仅可能存在两种关系：一是“内容上的关系”，即部门法在内容上必须贯彻宪法要求，体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规范约束；二是“效力上的关系”，即部门法如违反宪法则将丧失效力，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规范控制。[13]在他看来，只有效力上的关系是成立的，即宪法是创设部门法的授权规范，部门法内容只要不超出宪法的授权范围即可。而宪法学者所主张的具体化关系其实是内容上的关系，这种关系主张宪法是部门法的框架秩序、是一切立法的依据。[14]由此可见，“部门法是宪法的具体化”代表了一种实质关系立场，而“宪法是部门法的授权规范”则构成其竞争性观点。合宪性立法、合宪性解释与合宪性审查，则是在形式层面确保法律“具体化宪法”或“符合宪法授权”的程序机制。

（二）方法论二原则：部门独立与内容关联

在实质性介入“具体化之争”之前，可先尝试从既有论争中提炼出方法论层面的启示，以明确后续讨论的基本前提。简言之，具体化之争提醒学界在讨论宪法和部门法关系时不应忽视“概念的维度”：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中某一条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部门法中某一条文之间的具体关系，更是“宪法”和“部门法”这两个概念之间一般性的关系。学界之所以在宪法与部门法关系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者们持有的宪法概念和部门法概念相去甚远。路平新博士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认为“宪法与部门法关系之争，根源在于宪法本体论即‘宪法是什么’”[15]。姜峰教授和翟小波教授等学者在宪法和部门法关系上的见解，依赖的正是他们持有的“结构宪法观”“中立宪法观”等个性化宪法概念立场。

的确，如果仅聚焦于个别条文之间的关系，所得结论容易局限于局部情境，并可能与对于相关概念的通常理解相抵牾。因此，引入概念的维度具有合理性。然而，由于概念讨论较为抽象，有关争论也容易因各方认知前提不同而难以形成有效对话。不仅如此，由于几乎每位学者在宪法概念的问题上都有各自的见解，以宪法概念为中心的讨论也容易被视为个人理论偏好的展示，从而削弱其理论说服力。鉴于此，诉诸宪法概念的宪法和部门法关系研究，只有证明其所依托的乃是那些坚实且具有广泛共识的观念前提，相关结论才可能具有充分说服力。这些前提应是当前关于宪法与部门法关系的认知中具有基础性、近乎自明的原则，并构成相关研究的出发点。本文认为，此类原则至少包括以下两项。

第一，部门独立原则，即宪法和其他部门法在法律部门归属上相互独立，宪法不能被还原为民法、刑法等其他部门法，其他部门法也不能被还原为宪法。前述“具体化之争”很大程度上正是由部门独立原则所引发，陈景辉教授正是主张具体化关系破坏了这一原则。这一批评是容易被理解的：由于“具体化”有很强的“类型相同—抽象程度不同”的暗示，因此，一种自然的推论就是，如果宪法和部门法之间存在具体化关系，那么它们之间就是同一部门法内部的详略关系。如此一来，要么宪法被还原为其他部门法，要么其他部门法被还原为宪法，部门独立原则势必遭到突破。

第二，内容关联原则，即宪法和其他部门法虽然相互独立，但并非毫无关联，二者至少会通过合宪性审查构建起内容上的某种联系。这一点几乎为所有学者所肯定，即便否定具体化关系的陈景辉教授，也承认这一点。

既有的“具体化之争”虽然同时顾及了上述两项原则，但在若干关键问题上仍有不足。首先，对于具体化关系是否违反部门独立原则，陈景辉教授的批评并不充分。当宪法学者提出在宪法框架秩序下“部门法享有形成自由故依然是独立的”之时，陈景辉教授仅以框架式具体化“仍然是在承认宪法是法律总则之后获得的”作为反驳，略显武断。究竟是具体化关系本身无法与部门独立原则相容，还是学界对“具体化”的理解存在偏差，这一点仍有待澄清。其次，在否定具体化关系之后，陈景辉教授并未就宪法与部门法如何体现内容关联原则提供完整的替代性说明。他支持在合宪性审查中通过“授权关系”来推翻部门法的特定内容，但这与框架式具体化主张的“宪法确立了立法权的边界范围，在此范围内立法具有形成自由”究竟有无实质区别？部门法不得超出的“授权范围”，不正是这里的“框架边界”吗？如果从具体化到授权的话语转换并不带来实践层面的差异，那么相关批评的理论意义便值得怀疑。

上述问题均指向对“具体化关系”本身的理解。下文将首先阐述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具体化关系，其性质确与授权关系根本不同；进而分析一种比喻意义上的具体化关系，其未必与授权关系截然对立，而是可能被诠释为某种特定的授权关系。至于这两种具体化关系是否成立，则均有待进一步分析。

三、严格意义上的具体化：抽象具体关系及其批判

严格意义上的具体化，是指严格遵循“具体化”一词的字面含义所建立的关系。在这种理解下，部门法被视为“具体的宪法”，是抽象宪法规范在具体领域中的展开。例如，有学者将这种关系称为“我国现行宪法体制下作为根本法的宪法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之间的‘抽象与具体’式的二元关系”[16]。换言之，宪法和部门法调整的是相同的对象，只不过宪法进行抽象和简略的规定，而部门法则进行具体和详尽的规定。举例而言，对于《宪法》第37条第1款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若将该条款解释为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包括国家、个人在内的任何主体的侵犯时，就可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238条规定的非法拘禁罪视作《宪法》第37条人身自由条款的具体化。此时，“具体化”体现在：《刑法》第238条将《宪法》上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具体展开为“不受非法拘禁”和“不得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等构成要件，同时还为侵犯人身自由的情形配置了相应刑罚。

然而，这种严格意义上的具体化关系建立在一系列关于宪法性质的前提预设之上。倘若不接受这些预设，该关系便难以成立。例如，若坚持宪法属于公法，其义务主体仅指向国家，那么宪法人身自由条款便无法直接约束私人行为，前述将非法拘禁罪视为其具体化的推论也就失去了基础。鉴于“所有部门法都是宪法具体化”（全称命题）与“部分部门法是宪法具体化”（特称命题）所依赖的宪法预设有所不同，下文将分别展开分析。

（一）对全称命题的批判：客观价值秩序理论的“空心”

全称命题主张所有部门法归根结底都是宪法的具体化。这必然预设宪法具有极其广泛的调整范围，足以覆盖所有部门法领域。有学者将此种宪法观称为“全能宪法观”或“全面宪法观”，认为在这种宪法观下，“部门法皆由其出，与之有相似的基因、共同的目的、交叠的调整对象，它们都是宪法的‘具体化’”[17]。但宪法真的可能如此“全面”吗？传统理解的回答是否定的：宪法仅约束国家权力，故至少私法不可能构成对宪法的具体化。将宪法理解为内容全面之法的观点，通常以“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理论”为支撑。该理论认为，宪法基本权利条款蕴含着可辐射至所有法律领域的客观价值。作为全部社会生活的价值，宪法自然可以作为所有部门法的“总则”或“抽象框架”。在此模式下，部门法被视为在宪法价值框架内进行“具体化”的“分则”，其“形成自由”也被理解为总则范围内的裁量空间。若在此意义上理解“框架式具体化”，那么陈景辉教授认为其与“总则式具体化”并无实质区别的批评，便是合理的。

然而，问题在于：基本权利真的能作为价值吗？基本权利作为价值，真的意味着宪法具有全面性、部门法是宪法的具体化吗？仔细分析会发现，其中存在需要审视的论证跳跃。首先，“基本权利作为价值”可能意指“基本权利包含或反映某种价值评价”。就此而言，它无非主张每个基本权利条款都承载着特定的价值取向。这一判断固然可以成立，却与宪法具体化命题并无直接关联。基本权利具有价值属性，民法、刑法等部门法规范同样如此。其次，“基本权利作为价值”也可能意指“基本权利反映的是抽象全面的价值评价”，即试图将基本权利反映的价值评价从专门针对国家扩展为同时针对私人。在这一理解下，基本权利在内容辐射面上得到了极大扩展，从而为宪法具体化命题提供了初步的理由。然而，这一观点已受到诸多学者的批评。例如，李海平教授认为，将基本权利从防御权扩展解释为客观价值的做法，在理论定位、理论逻辑和理论效用上都存在明显的问题。[18]于飞教授也指出，“基本权利并非仅是主观的、个别的权利，更是一种客观的价值体系”的说法并不是一种论证，无法据此轻易实现对基本权利的扩展。[19]

上述批评是中肯的。基本权利在性质上属于制宪者认可并实证化的宪法权利。作为实证化的权利，它具有明确的主体指向，因而反映的也只是特定的价值评价，而不可能“自动地”扩展主体指向。只不过因其外观抽象，故而在解释确定“主体指向”究竟是谁时需要借助价值判断而已。因此，“解释基本权利需要价值判断”与“基本权利反映的是全面的价值评价”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前者是对基本权利解释方法的认识，后者则是基本权利解释所形成的实质结论。作为一个解释理论，基本权利价值理论本身没有为解释结论提供理由。在德国，这一理由来自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法律实践，客观价值秩序是由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通过裁决建构并发展而成的具有实践品性的概念。[20]可见，该理论的本质是域外法律实践的产物，它无法替代本国的法教义学论证。在借鉴域外理论时，应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立足中国实际。在不加入宪法解释所需要的特定规范信念（该信念本身需证成）的前提下，将基本权利反映的价值评价从专门针对国家转变为包括一切对象这一做法存在着明显的逻辑跳跃，因而也无法为宪法具体化命题提供支撑。

（二）对特称命题的批判：具体化关系对宪法部门法独立性的否定

前面的讨论既是批判，也为成功的论证指明方向：通过实质性的宪法解释，将我国宪法解释为内容全面的宪法。在此理解下，证成特称命题似乎更为容易，因为只需证明至少存在一个宪法规范与某个部门法规范具有同类调整对象即可。下文将论证，即使这种较弱的主张也同样难以成立。

作为一种解释理论，宪法具体化理论涉及价值论证，而任何价值论证都以尊重概念的使用为前提。当判断部门法是否构成对宪法的具体化时，至少需要先对什么是“宪法”有基本的认识。笔者曾论证，宪法的“根本法性质”要求它在规范性质上只能是“授权立法规范”[21]。而如果宪法仅是授权立法规范，就不可能与调整其他关系的部门法存在内容重叠，也就不可能与其成立具体化关系。事实上，这正是陈景辉教授否定宪法与部门法存在具体化关系的主要理由。他提出，宪法是以授权为内容的二阶规则，而其他部门法则是调整具体事项的一阶规则。更准确地说，宪法是鉴别法律有效与否的“承认规则”。[22]由于宪法与部门法代表两种性质不同的共识，二者不可能是具体化关系。[23]

此处将依据“部门独立原则”给出一个更加简洁的归谬论证。该论证着眼的不是宪法的根本法性质，而是其部门法独立性。所谓法律的独立性，是指根据某一分类标准，一种法律得以与其他法律区别开来。其中，最为常见的分类是基于法律渊源形式的分类和基于法律内容特征的分类。前者产生诸如成文法、判例法和习惯法等分类结果，后者则包括部门法分类理论和领域法分类理论等。当谈论宪法的独立性时，理论上既可以采取内容特征的标准，也可以采取渊源形式的标准。例如，可以将“载于《宪法》之中”也视为一种特定的渊源形式。如此一来，宪法就凭借其渊源形式独立于其他法律。然而，在“宪法和部门法的关系”这一特定语境中，由于“部门法”本身是一种内容分类，所以也就同样只能在内容特征和部门法的意义上理解宪法的独立性，否则就可能得出“具有独立渊源形式的宪法在内容上并不独立于其他部门法”的结论。

宪法的部门法独立性要求其内容独立于其他部门法。然而，宪法具体化命题成立的前提，恰恰是宪法与相关部门法在内容上具有“同质性”。这便产生了一个悖论：承认具体化，即意味着否定独立性。在存在具体化关系的宪法规范和部门法规范（如民法）之间，要么该宪法规范成为“居于最高效力位阶的民法规范”，要么该民法规范成为“居于一般效力位阶的宪法规范”。此时，两种规范构成的其实是同一部门法的内部关系。这种内部关系同样由位阶层级不同的法律所构成，其与作为最高法的宪法和其他部门法所构成的外部关系差别在于，部门法内部关系在阶层关系之外还附加了内容上的具体化关系。例如，同为行政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等不同层级的行政法之间，就明显体现了这种“阶层+具体化”的复合关系。我们可以将同一部门法中上下位法之间的关系称为“同属关系”，而将不同部门法中上下位法之间的关系称为“异属关系”。按照这一区分，宪法作为独立部门法，虽然是所有其他部门法的上位法，但它与其他部门法之间存在的不是前述行政法意义上的同属关系，而是异属关系。异属关系由上位法对下位法的授权而建立，它们之间是纯粹的效力阶层关系，而不包括内容具体化关系。因此，如果学者是在这种严格意义上主张宪法和部门法成立具体化关系，那么无论是将宪法比喻为法律总则还是框架秩序，这种具体化关系均无法成立。[24]

四、作为比喻的具体化：内容形成关系及其重构

尽管严格意义上的具体化关系难以成立，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界围绕“具体化”提出的各种主张全然失效。事实上，许多支持该关系的学者未必主张部门法“真的就是具体的宪法”，而可能只是在比喻意义上使用“具体化”一词。其核心观点在于，当部门法按照宪法要求形成自身内容时，它们“看起来就像是在对宪法进行具体化”。下文将首先阐明此类“比喻具体化关系”主张为何具有合理性，进而分析这种关系与宪法概念可能存在的张力，并提出相应的修正思路。

（一）内容形成关系的本质及其初步辩护

否定宪法与部门法之间存在严格的具体化关系，并非否定它们之间存在内容关联，而只是反对以“同一部门法内部的上下位法关系”来说明这种内容关联。一般认为，宪法对部门法的内容影响，可通过“边界控制”与“内容形成”两种功能来理解。[25]“边界控制”是一种消极约束，指宪法为部门法设定不可逾越的规范界限（如不得侵犯基本权利）;“内容形成”则是一种积极约束，指宪法要求立法者考量特定国家目标与权利保障标准，并以此为依据，通过法律形成具体的制度内容。简言之，前者要求法律“不得违反什么”，后者则要求法律“应当去做什么”。在两种关系中，边界控制关系得到多数学者的肯定，它与陈景辉教授所主张的授权关系基本一致。而内容形成关系则存在争议，它看起来与“具体化关系”较为接近。之所以是“接近”而非等同，是因为在该关系中，宪法不是“在调整法律所调整的行为，而是在调整法律本身”[26]。由于这种间接调整不可避免地会在语词使用上涉及部门法所调整的那些行为，所以二者在外观上可能呈现出类似抽象和具体的关系特点。这就是比喻意义上的具体化关系。

这里以《宪法》第130条规定的“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为例，说明严格具体化关系与比喻具体化关系的区别。与《宪法》第130条规定直接相关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11条规定的“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以及第14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等内容。如何界定二者关系，取决于如何解释《宪法》第130条的内容。如果认为该条款直接规定了被告人的获得辩护权，那么它就是一个写在《宪法》中的刑事诉讼法条款，《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即构成对该条款的细化。这就是前文否定过的严格具体化关系。如果认为该条款并不是在直接规定被告人权利，而是一个针对部门法立法者的条款，即法律必须保护被告人的获得辩护权，或起码是法律不得剥夺被告人的获得辩护权。那么，此时《宪法》调整《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调整被告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二者之间并非具体化关系，只是由于内容具有关联，而“就像是具体化”。

诸如此类的关系在我国《宪法》条文中并不少见。学界有时未必使用“具体化”一词，而是将其描述为“部门法落实宪法要求”“部门法履行宪法委托”等。这些说法的本质是相同的，即宪法对部门法内容提出了积极要求，这些积极要求条款也常常被形象地称为“宪法委托条款”。例如，《宪法》第59条第3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法律规定”；第97条第2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法律规定”。这些条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以下简称《选举法》）之间构成“委托关系”，后者为宪法相应内容的具体化。这种委托关系显然不是严格的具体化关系，因为上述《宪法》条款本身并没有对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作出任何实质性规定，不存在可供细化的内容。

那么，这种“宪法积极约束部门法内容”意义上的比喻具体化关系成立吗？张翔教授等学者支持该关系存在，并以此作为“部门宪法学”的基础。但反对的声音同样显著。例如，姜峰教授指出，具体立法事项涉及实体性的利益竞争，“因而，一部正常的宪法，不能在其制定之时既已包含未来利益竞争的实体结果”[27]。陈景辉教授也主张，宪法代表的是社群成员关于如何解决具体价值分歧的二阶共识，而那些被积极要求的部门法内容，则基本上都属于有关具体议题的一阶共识。这些一阶共识应当由民主机关通过立法形成，而不应该出现在宪法中。[28]

宪法真的不能对部门法内容作出积极规定吗？笔者并不这么认为。这是因为，消极规定和积极规定的说法本就是相对的。从逻辑上说，积极指示某种情形也可表述为消极禁止其他情形；消极禁止某种情形也可表述为积极指示其他情形。又由于宪法规定往往较为抽象，所以在多数情形中，将宪法积极指示法律形成某些内容，表述为法律不得违反宪法设定的某些目标，并不会产生太大差异。例如，《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完全可以将其理解为对“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不相适应”的计划生育措施的禁止。因此，即便反对宪法直接作出积极规定，此类规范意图仍可借由“禁止违反某种目标”的消极形式得以体现。实际上，上述批评更适合被理解为对内容形成适用范围的限制，而非对该关系本身的全盘否定。这就是本文对比喻具体化关系作出的初步澄清和辩护。仍需注意的是，如下文将指出的，内容形成关系仍可能在两个方面与“宪法”的概念发生张力，因而有必要依据宪法的概念对其进行重构，方可能获得证立。

（二）规范性质的重构：设置授权条件而非施加立法义务

如前文所言，在宪法和部门法关系研究中必须重视概念维度。无论是具体化关系还是内容形成关系，其能否成立，最终都取决于我们所理解的宪法概念。在宪法概念问题上，学界尚无定论。笔者支持一种基于功能的宪法概念界定，即宪法是在法体系中发挥“法效力判准”功能的特定法律类型，其规范性质为授权立法规范。依此视角，内容形成关系若欲成立，其规范本质必须能被纳入授权立法的框架之中。不少学者也正是在授权或效力层面理解“具体化”的。[29]

然而，将内容形成关系解释为授权关系存在直观上的困难。宪法的授权立法规范性质可以很好地解释其对部门法的边界控制功能，即通过为部门法立法设定“授权条件”，使其内容不超出宪法的授权范围。[30]但内容形成关系作为一种宪法对部门法的积极调整，似乎意味着部门法立法者必须按照宪法要求行事，因此只能产生于“立法义务规范”。王锴教授就在宪法委托的意义上理解立法对宪法的具体化，并认为立法机关负有“尽到宪法中的立法委托的义务”[31]。不过，未必要对内容形成关系作这样的解读。宪法对部门法的内容形成要求，同样可以被解释为授权立法必须满足的“条件”。下面将以《宪法》第25条、第59条和第97条为例，为将内容形成关系重构为授权立法关系提供一般性的解释方案。

《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为国家设定了“推行计划生育”的立法义务。但由于宪法作为授权立法规范，只会在授权制定法律时设置“授权条件”，仅当符合该条件时有关法律才有效。因此，应将该条款解释为：当立法机关试图就生育政策进行立法时，必须满足“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这一条件。当生育政策与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不相适应时，有关立法将是无效的。所有看似属于施加立法义务的宪法条款，实际上都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如果想要进一步实现宪法的体系化，还可以将该条款解释为对宪法上生育自由权的实质限定。具体而言，公民自由权包括生育的自由，而国家就计划生育政策进行立法，则会对公民的生育形成一定程度的限制。《宪法》第25条的规定则意味着计划生育立法并不当然侵犯公民的生育自由。它可以被理解为立法机关限制公民生育自由时的“授权条件”，要求立法机关在通过生育政策限制公民生育自由时，必须满足“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这一条件，否则有关法律将因侵犯公民生育自由而无效。此时，授权条件的体系地位在于标示基本权利的内在界限。如此一来，大量规定“国家目标”或“国家任务”的宪法条款，均可被体系化地解释为立法机关在相关领域行使权力时所必须遵循的“实质条件”，从而被有机整合进以基本权利保障为核心的宪法规范秩序之中。

前文已经论述过，《宪法》第59条第3款、第97条第2款与《选举法》之间构成所谓“宪法委托关系”。对于这种宪法委托关系的实质，一种理解认为，宪法委托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立法的方式规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这自然包含“宪法授权”的一面；但作出如此规定则意味着这里面还存在“施加立法义务”的面向，即要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适时制定相关法律。有学者将这种情形称为基本权利的“内容形成保留”。[32]然而，一旦结合宪法的授权立法规范性质，这一理解可能性即需要被排除。问题在于，宪法本就是以概括方式授予立法权限的，不需要将所有可立法的事项都逐条列出，如果这两个条款的存在不意味着设定立法义务，那么其规范意义何在？最直接的回答是，它构成无关立法作为义务的一般“法律保留”。本文认同这一理解，但它未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宪法是关于立法的授权规范，而“法律保留”在传统上一般被认为是对于法规、规章制定权限的限制（特定事项只能由法律规定，而不能由法规、规章等制定），那么，应当如何在宪法作为授权立法规范的概念限定下解释此种“法律保留”?

本文认为，作为宪法现象的“法律保留”，并不是宪法对法规和规章制定权限的限制，而同样应被理解为宪法在特定事项上为立法设置的“授权条件”。不同于前面对生育政策内容的实质限制，即相关立法必须满足“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条件，“法律保留”对应的是对立法机关的形式性限制，即关于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的事项“不得转授权法规或规章制定”。如前所述，宪法对立法权的授予采取的是一种概括方式。因此，立法机关完全可以在符合其他宪法授权条件的前提下就代表事项进行自由立法，这里的自由立法范围不仅包括代表事项的实质内容，也包括转授其他主体进行相应立法。而《宪法》第59条和第97条正是作为形式层面的授权条件，否定了法律将相关事项制定权转授予其他机关的可能性。一旦违背这一宪法授权条件，有关法律将是无效的。

综上所述，根据对宪法的授权立法规范的解读，在宪法中，不仅典型的边界控制条款是作为宪法授权立法的“条件”存在的，内容形成条款同样也是有效立法需要满足的“授权条件”。内容形成关系并非宪法要求立法者履行其作为义务制定特定内容的法律，而只是从反面规定“立法若不符合宪法的这些要求则无效”。其中，大部分内容形成规定都是在实质上限制立法者的自由形成权限，少部分“法律保留”式内容形成规定则是在形式上限制立法者将特定事项的立法权转授给其他主体。

（三）规范要求的重构：符合授权范围而非细化宪法

在宪法对部门法内容的具体要求上，若将宪法理解为授权立法规范，则宪法对于部门法的要求就只是“部门法立法应当符合宪法授权”。和前文所述顾虑相似，相较于“边界控制”,“内容形成”明显具有“按照宪法的积极指示作出立法”的意涵，似乎不会简单地满足于部门法在宪法划定的范围内自由作出选择。陈景辉教授正是在此意义上指出，“宪法学者不会仅满足于在宪法授权范围内的选择，还进一步要求深入部门法内部并评估选择理由，这种类型的具体化当然缺乏根据”[33]。此处的关键在于厘清“选择理由”的含义。所谓“部门法的选择理由”，是立法者在多个同样符合宪法授权的可能选择中，基于某种价值或政策考量，认定某一选择“更优”。那么，内容形成要求是否意味着宪法在评估此种“选择理由”？相信多数宪法学者会反对这一点，并且认为这正是“宪法框架秩序”的本意：“宪法只是为立法提供了边界，立法只要不违反这个边界就是立法裁量的空间”[34]。这是否表明陈景辉教授的批评只是在攻击一个不存在的“稻草人”?

笔者认为并非如此。尽管鲜有学者会直接主张宪法应为部门法指示何者“更优”，但一种近似的逻辑可能以更隐蔽的方式运作。“基于宪法的解释”这一概念，在一种特定的理解下，就是在要求“在许多都符合宪法的解释结果之间进行选择”[35]。此即依据宪法“评估部门法的选择理由”。笔者曾批判过这一概念，认为宪法本身仅能设定“合宪性”这一效力门槛，其评估标准只能是“部门法是否符合宪法授权”。所谓“最合宪”的诉求，已超出宪法授权规范的判断范围，而引入了政治道德或政策性考量。宪法无法进一步评估立法者在授权范围内的“选择理由”，后者应交由民主过程、专业判断或道德讨论来决定。[36]

由此可见，无论是“边界控制”还是“内容形成”，在规范本质上均可归结为宪法为部门法立法设定的授权条件。部门法立法欲产生法律效力，其必须满足的规范要求即“符合宪法授权”。之所以产生“内容形成”“具体化”等易于引发误解的表述，根源在于部分宪法条款的语言在表面上给人以“宪法设定立法作为义务”或“宪法要求自身内容被细化”的印象。一旦置于“宪法作为授权规范”的规范性概念下进行严格审视，这些印象便可被澄清、重构，其可能导致的越界解释也应得到理论上的自觉抵制。

五、阶层构造而非具体化：宪法与部门法关系的范式变革

基于“部门独立原则”，前文否定了严格意义上具体化关系的可能性。进而，依据宪法作为“授权立法规范”这一性质，也对比喻意义上的具体化关系（“内容形成关系”）进行了理论重构。无论是“部门独立原则”还是“授权立法规范”，均是通过引入“宪法的概念”这一维度，为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设定了实质性的规范约束。这种概念自觉是“具体化之争”留下的重要方法论启示，但其本身亦不免引发争议。李海平教授认为，围绕现行宪法的教义学探讨应区别于一般性的概念反思，后者往往带有理想化色彩，更接近于法理学或政治哲学论域。[37]在“宪法是否为法律总则”的问题上，有学者主张“这一问题本身正是规范性的，由一国宪法在实定法层面进行规范”[38]。针对上述争议，本部分旨在阐明：在宪法与部门法关系研究中引入概念维度，并不会混淆法教义学与法哲学的界限；相反，它恰恰是构建严谨教义学体系的前提。下文将首先澄清本研究坚持法教义学而非法政策学的基本立场，继而论证为何必须用“阶层构造关系”取代“具体化关系”。

（一）基本立场辨明：法教义学视野下的宪法概念

对于宪法概念的理解，存在两种可能路径：一是在法教义学的语境中理解宪法的概念，探讨一国现行有效的宪法与部门法之间的实定关系；二是在法政策学的语境中理解宪法的概念，构想一部理想的宪法应如何设计其与部门法的规范关联。由于本文的论述并非直接从《宪法》文本展开，而是以“宪法的概念”为出发点，或易被误解为具有“超实在法”色彩，从而滑向法政策学的讨论。然而，这是一种误解。下文将通过澄清“宪法的概念”本身的性质，以说明本文的论证虽以概念分析为起点，但其根本立场仍在法教义学的框架之内。

第一，“宪法”具有实在性：其指向现行有效的法律，而非某种理想范本。有学者指出：“在法教义学上部门法是否是宪法具体化是一回事，在法理学上则是另一回事。”[39]然而，这属于一种误解。宪法概念研究并非在探讨一部理想的宪法应如何，其研究对象始终是一国现行有效的实在法。我们讨论的是“一部特定国家、特定时期真实存在的法律”，它不是道德、社会习惯或上帝命令，“即使存在某部比宪法实在法更好的‘宪法’，但它仍然不是真正的法律”[40]。

第二，“宪法”具有实质性：其识别标准在于特定规范属性，而非单纯的文件名称（《宪法》）。宪法概念研究争论的不是一个国家是否存在一部《宪法》，而是什么样的法律才可算作“宪法”。前者是一个事实问题，后者则是一个理论问题。“如拉德布鲁赫所指出的，‘私法’和‘公法’不是实证法的概念，在逻辑上先于法律经验而存在，具有先验性。《民法通则》以实证法定夺私法与公法的区分标准，实属立法的僭越。”[41]宪法与《宪法》的关系也同样如此。若认为法律文件名称可以决定其规范属性，便意味着同一规范可以随着外在称谓的变化而随时改变其法律性质，这显然难以成立。尤其是在承认英国存在宪法的前提下，英国的情形更构成一个明确的反例。

第三，“宪法”具有规范性：其由“宪法的概念”所标定。根据推论主义的理解，概念由规范所辖制。[42]某部法律之所以被称为“宪法”，并非因为它呈现了某种本质，而是因为我们接受了一套许可将其归入此类的规范。宪法的概念正是为“实在宪法”设定了这样一套识别性规范，指明何种法律可以被称为宪法。此种意义上的“规范性”，解释了为何我们认为宪法未必就是《宪法》，而是需要一套独立的界定规范，却同时主张所识别出的宪法依然是一种实在法，而非理想法律。

根据上述界定，在法教义学视野下，宪法就是由“宪法的概念”所界定，并因而具备特定规范属性的实在法类型。由此，当依据宪法概念主张其与部门法构成某种特定关系时，并非在法政策学意义上倡导应当如何制定一部理想的宪法，而是在阐明：任何一部被称为“宪法”的实在法，其与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必然呈现出某种规定性的规范构造。许多对本文结论的潜在批评都源自此种概念层面的误解，并主要体现为对“宪法”和《宪法》的混同。其逻辑大致如下：一方面，宪法的概念仅为现实中的宪法提供了若干“必要属性”，但实在宪法除具有这些必要属性之外，还可拥有某些“偶然属性”；另一方面，其他部门法也未必不能拥有这些宪法必然具有的属性。由此，批评者就可得出：那些具有偶然属性的特定宪法规范与部门法规范之间，或那些具有宪法必然属性的特定部门法规范与宪法规范之间，仍可能成立严格的具体化关系。

具体而言，第一种批评认为，宪法虽然必然包含调整立法活动的规范，但也可能包含调整非立法活动的规范，后者便可能与其他部门法存在具体化关系。如王锴教授指出：“宪法中并非每个条款都要通过立法来转化，有些条款本身就可以直接适用。”[43]因此，诸如行政法和组织法等典型的公法就是宪法中同为公法部分的具体化。这一观点有很强的解释力，许多国家的《宪法》看似都支持这一判断。例如，我国《宪法》第36条第2款规定，“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该规范不仅调整立法活动，而且还约束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与个人的行为。然而，一国《宪法》中究竟规定的是何种法律规范，这是需要解释的。例如，我国《宪法》第36条对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完全可以解释为“要求立法机关不得制定那些允许‘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的法律”这一授权立法规范形式。当然，解释后得到的可能的确是某些行政法、组织法乃至私法规范，但这也仅仅意味着《宪法》中可能存在某些“非宪法”（其他部门法），而不能证明“宪法”与其他部门法存在具体化关系。

第二种批评则主张，尽管宪法必然包含调整立法活动的规范，但这并不排除其他部门法也可能含有同类规范，因而二者之间仍可能存在具体化关系。此处主要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等法律。有学者指出，这些“宪法性法律与宪法调整的对象基本相同……只不过宪法是宏观调整，宪法性法律是微观调整”[44]。黄明涛教授将此类法律称为“宪制性人大立法”，认为其属于“真正的立法具体化”[45]。然而，这同样存在混淆“宪法”与《宪法》的问题：如果《立法法》的确是作为“法效力判准”存在的，那么虽然其并未被规定在《宪法》中，但依然是宪法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宪法与部门法”中的“部门法”。这就是王锴教授所说的，宪法性法律对宪法典的“具体化”[46]。此处涉及的是宪法的渊源问题（《立法法》是否为宪法渊源），而非宪法的概念问题。在宪法部门内部，因调整对象一致，不同位阶的规范之间自然可存在具体化关系。

以上两种批评的问题都在于，误把“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直接等同于“《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第一种批评以《宪法》中可能存在非授权立法规范为由主张具体化关系成立，但其所举情形支持的其实是“《宪法》中的部分非宪法规范与其他部门法构成具体化关系”。第二种批评以《宪法》之外可能存在授权立法规范为由主张具体化关系成立，但其所举情形其实支持的是“《宪法》外的部分宪法规范与《宪法》中的宪法规范构成具体化关系”。这两种情况本身都有可能成立，但均与宪法具体化命题无关。

（二）为何必须区分阶层关系与具体化关系——宪法教义学的角度

笔者一直强调，宪法和部门法之间只存在基于授权立法关系产生的阶层构造关系，而不存在专属于同一部门法内部的内容具体化关系。那么，这一结论的意义何在？对于宪法教义学而言，任何理论主张最终都必须回归宪法解释与适用的具体场景，即在合宪性审查实践中经受检验。在这一场景下，“部门法应当符合宪法授权范围”（阶层关系的主张）与“部门法在宪法边界内享有形成自由”（具体化关系的主张）是否真的具有实质差异？本文认为，差异确实存在，但揭示这种差异需建立在对宪法解释与适用原理更加深入的把握之上，而这又要求我们先在一般层面更细致地阐明“何为法律的正确解释和适用”。

一方面，法律的解释与适用并非脱离具体情境的抽象观察，而是要针对特定行为是否合法作出个案判断，亦即展开法律推理。另一方面，之所以强调“正确”，是因为对于一个有效的法律推理而言，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关于行为是否合法的结论，还要求支撑结论的理由本身正确。而一般认为，仅通过理解法律的语义是无法获得法律推理所应依据的全部理由的，其只是正确推理的一个必要而不充分条件。[47]在法律理由之外，正确推理应当依据的理由既包括数学规则、自然规律等科学理由，也包括价值理由。价值理由常以“目的解释”的形态出现在法律方法论学说中。在价值理由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法律的价值”，即法律的正当性依据。如果认同对法律推理性质的这一理解，那么进一步的推论将是：如果所有法律的价值相同，则只需确定该价值为何；但如果不同法律承载不同价值，则正确进行法律推理就必须以对法律作出基于价值的类型划分为前提。否则，若在依据A法推理时援引了B法的价值，便会造成法律推理错误。

由此，便可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宪法和其他部门法之间并非同属关系，而是异属关系。这意味着，在依据宪法审查部门法时，不应当以待审查部门法之特定价值作为宪法解释的价值导向，而应当以宪法自身的特定价值作为宪法解释的价值依据。若不在概念上彻底否定宪法和部门法之间的内部具体化关系，便无法明确宪法解释在价值层面的独立规定性，从而与部门法解释区分开来。就此而言，所谓“符合法律的宪法解释”和“以宪就法”[48]，应理解为在宪法价值的规导下“容纳”或“许可”部门法的自由选择，而非将部门法价值作为宪法解释的主导因素。否则就极有可能模糊宪法和部门法的边界并虚化宪法的控制。由此可见，无论是采取“部门法应当符合宪法授权”还是“部门法在宪法边界范围内具有形成自由”的表述，其本身不是关键。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将宪法看作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独立部门法，从而在宪法解释时持守其特有的价值立场。

那么，宪法是否真的有自身的特定价值？宪法的专门价值是什么？[49]这并非本文所能完整处理的问题。简要而言，与陈景辉教授和姜峰教授等学者的观点相近，本文坚持的“宪法作为法效力判准”概念立场，预设的是宪法的民主价值和法治价值。宪法并不用于压制日常立法中的多数决民主，而是作为“民主的条件”为多数决规则提供道德正当性。[50]必须是那种即使日常政治中的多数代表都反对，但根据民主价值却依然有理由支持的价值，才会被写入宪法中。其他事项则应该留给日常政治去解决，而不应由宪法越俎代庖。[51]就此而言，合宪性审查的目的就在于补足部门法立法本身可能存在的民主正当性缺漏。宪法解释也应当依循与此相适应的价值原则展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内在价值融贯的宪法教义学体系。具体到我国宪法中究竟体现何种民主和法治价值，则仍有待深究。[52]

六、结语

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是一种建立在实在法事实基础之上的规定性关系。它会对所有宣称自身属于宪法与部门法互动的情形形成规范性指引。正因如此，它才受到学界如此的关注和重视。研究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必须重视概念维度，仅依据《宪法》某一条文的字面含义便推导出特定的宪法与部门法关系，此种研究路径尤须审慎对待。从概念上讲，现代宪法，无论其是否成文化、成典化，都至少是一国法律体系中的最高法。只要坚持这一点，则宪法与其他法律之间必然呈现为上下位阶关系。“具体化之争”的关键在于：此种上下位阶关系能否同时被称为“下位法对上位法的具体化”，从而得出“部门法是宪法的具体化”这一结论。

本文的结论与理由很简单：并非所有上下位法律之间都在内容上呈现出具体化关系，只有具有同类内容的法律，即同一部门法内部的上下位法律之间才具有这种具体化关系。因此，作为不同于民法、刑法的独立部门法，宪法与这些部门法之间存在的仅仅是通过授权立法方式建立起的效力阶层关系，而不附带具体化关系。由于宪法的概念未必等同于“载于《宪法》中的法律”，所以这一结论并不否定以下两种可能性：第一，在《宪法》外部也可能存在宪法，这些传统上被称作“宪法性法律”的法律，与“载于《宪法》中的宪法”由于都属于宪法部门，所以在它们之间完全可能成立内部具体化关系；第二，《宪法》内部不一定都是宪法，基于现实考量，某些直接调整社会关系的部门法规范亦可能被写入《宪法》，这些规范与其他部门法之间也可能成立内部具体化关系。只不过这是其他部门法而非宪法内部的具体化关系。鉴于此，所谓“部门宪法”，究竟是指向部门法的宪法，还是根本就是写在《宪法》中的部门法，这一问题仍有待分析。[53]

此外，本文亦论及：不少学者并不在意部门法是否严格构成宪法的具体化，而是观察到部分《宪法》条款与部门法之间存在内容上的紧密关联，其形态非常“像是”部门法在对宪法作出具体化。这指的就是部门法除不能超出宪法的边界控制外，还必须落实宪法的委托、贯彻宪法在内容形成方面的要求。此类内容形成关系在理论上可能成立，但仍需依据宪法的概念加以规范性重构。基于“宪法作为法效力判准”这一概念立场，本文提出宪法在构造部门法时应遵循三项元规则：其一，宪法构造部门法的规范依据是授权立法规范；其二，宪法构造部门法的方式仅限于使部门法“符合宪法授权”；其三，宪法构造部门法的价值导向是民主。在此框架下，无论是消极的边界控制还是积极的内容形成，均可理解为部门法立法欲产生效力所必须满足的“授权条件”。

近年来，在加强宪法实施的背景下，宪法与部门法的互动越发紧密。在此过程中，虽常见“宪法不应过度限制部门法”“部门法应保持自主性”等审慎主张，但单纯的立场宣示缺乏理论约束力，难以真正划清规范边界。反对宪法和部门法存在具体化关系，本质上是要提醒：宪法有其自身的价值功能，合宪性审查的意义不是深入部门法内部帮助“发展部门法”（这是日常立法的意义），而是在社会变迁中不断审视与夯实部门法的民主正当性基础。在判准宪法观下，宪法的角色在于确保部门法立法价值竞争的框架合乎民主和法治，而非代替民主过程去判定竞争的结果。部门法作为宪法框架下的一阶事项，并非在“准确全面对标宪法价值体系而遵守和具体化总章程”[54]，宪法也不像学者所断言的那样，“既为各部门法的内容设定基准，也为其提供价值依归”[55]。宪法与其他部门法有各自逻辑，若将二者关系误解为具体化，那么这看似是在加强宪法对部门法的辐射影响，实则却是宪法的概念被各部门法所消解：宪法将不再具备与民法、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相提并论”的资格，而仅仅成为各个部门法中有最高效力部分之形式集合。宪法将丧失自身内容特点而彻底“渊源化”，仅作为各部门法的“最高渊源”而存在。

【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研究”（25AFX002）

[1]参见张翔：《宪法与部门法的三重关系》，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第26-33页；陈景辉：《宪法的性质：法律总则还是法律环境？——从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出发》，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2期，第285-304页；李海平：《部门法宪法具体化的正当性及类型——与陈景辉教授商榷》，载《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4期，第127-141页。

[2]参见许崇德主编：《宪法学（中国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8页；《宪法学》编写组编：《宪法学》（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0页；张翔、林来梵等：《行宪以法，驭法以宪：再谈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载《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2期，第1-21页。

[3]宪法学界一般不称部门法为宪法的“实施细则”，但有学者将其称为“宪法实施法”，参见郑贤君：《作为宪法实施法的民法——兼议龙卫球教授所谓的“民法典制定的宪法陷阱”》，载《法学评论》2016年第1期，第1页；张力：《民法典“现实宪法”功能的丧失与宪法实施法功能的展开》，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1期，第105页。

[4]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如王锴：《法律位阶判断标准的反思与运用》，载《中国法学》2022年第2期，第8-13页；黄明涛：《形式主义宪法观及其修正——从“宪制性人大立法”说起》，载《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3期，第157-160页；翟小波：《中立的，还是全面的？——一个关于宪法性质的理论》，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2年第4期，第13-26页；路平新：《论宪法与部门法关系背后的三种“宪法”以宪法本体论问题为线索》，载《中外法学》2023年第5期，第1345-1363页；陈明辉：《中国宪法的根本法性质：一个本土化的理论建构》，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4年第5期，第92-110页；许瑞超：《宪法和一般法律的关系构造》，载《中国法学》2025年第6期，第184-203页；杨洪斌：《“立法具体化”的规范意涵与实践困境》，载《荆楚法学》2026年第2期，第116-126页。

[5]张翔：《宪法与部门法的三重关系》，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第27页。

[6]陈景辉：《宪法的性质：法律总则还是法律环境？——从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出发》，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2期，第288页。

[7]张翔：《具体法治中的宪法与部门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399页。

[8]李海平：《部门法宪法具体化的正当性及类型——与陈景辉教授商榷》，载《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4期，第135页。

[9]参见李海平：《部门法宪法具体化的正当性及类型——与陈景辉教授商榷》，载《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4期，第130页。

[10]陈景辉：《宪法的性质：法律总则还是法律环境？——从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出发》，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2期，第288页。

[11]参见陈景辉：《宪法的性质：法律总则还是法律环境？——从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出发》，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2期，第299页。

[12]参见蒋德海：《从宪法“不抵触”原则透视宪法与其他法的关系》，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13页。

[13]参见陈景辉：《宪法的性质：法律总则还是法律环境？——从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出发》，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2期，第289页。

[14]凯尔森在讨论基础规范与实在法的关系时也曾做出“效力基础关系”与“效力内容关系”的区分。参见[奥]汉斯·凯尔森：《纯粹法学说》（第2版），雷磊译，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242-246页。

[15]路平新：《论宪法与部门法关系背后的三种“宪法”以宪法本体论问题为线索》，载《中外法学》2023年第5期，第1345页。

[16]莫纪宏：《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制度分工”的几个尺度探寻》，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备案审查制度研究中心编：《备案审查研究》第1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11页。

[17]姜峰：《宪法的结构性与公共审议功能——兼对全能论宪法观的反思》，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6期，第98页。

[18]参见李海平：《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理论的反思与重构》，载《中外法学》2020年第4期，第1062-1080页。

[19]参见于飞：《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区分及宪法对民法的影响》，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5期，第56页。

[20]参见王进文：《基本权国家保护义务的疏释与展开——理论溯源、规范实践与本土化建构》，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4期，第106页。

[21]参见刘亦艾：《立法为何应当根据宪法？》，载《法学家》2023年第2期，第156-158页。

[22]关于一阶规则与二阶规则的说明，See H. L. 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91-99.

[23]参见陈景辉：《宪法的性质：法律总则还是法律环境？——从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出发》，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2期，第303页。

[24]需要注意的是，不可将部门法独立性混同于学科门类意义上的独立性。宪法固然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学学科，但其并非仅在此种学科建制的意义上区别于其他部门法。

[25]参见张翔：《宪法与部门法的三重关系》，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第28-29页；张翔：《立法中的宪法教义学——兼论与社科法学的沟通》，载《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4期，第102-103页。

[26]王锴：《合宪性、合法性、适当性审查的区别与联系》，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第13页。

[27]姜峰：《宪法的结构性与公共审议功能——兼对全能论宪法观的反思》，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6期，第99页。

[28]参见陈景辉：《宪法的性质：法律总则还是法律环境？——从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出发》，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2期，第303页。

[29]参见[德]马丁·博罗夫斯基：《论梅克尔的法律层级学说》，王晖译，载张龑编译：《法治国作为中道：汉斯·凯尔森法哲学与公法学论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237页。国内学者如冯威、王锴等，参见冯威：《法律渊源的冗余与宪法的自我指涉——从宪法渊源回归宪法原则规范与宪法解释》，载《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3期，第144-145页；王锴：《法律位阶判断标准的反思与运用》，载《中国法学》2022年第2期，第11页。

[30]参见刘亦艾：《立法为何应当根据宪法？》，载《法学家》2023年第2期，第151页。

[31]参见王锴：《立法具体化是宪法实施的方式吗》，载《法学论坛》2024年第1期，第18页。

[32]参见陈鹏：《中国宪法上基本权利法律保留的生成与构造》，载《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2期，第129页。

[33]陈景辉：《宪法的性质：法律总则还是法律环境？——从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出发》，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2期，第299-300页。

[34]王锴：《宪法与民法的关系论纲》，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第48页。

[35]王锴：《合宪性解释之反思》，载《法学家》2015年第1期，第47页。

[36]参见刘亦艾、林来梵：《反思“基于宪法的解释”概念》，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4年第4期，第19-21页。

[37]参见李海平：《部门法宪法具体化的正当性及类型——与陈景辉教授商榷》，载《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4期，第136页。

[38]王荣国：《法理学能回答宪法的性质吗？——与陈景辉教授商榷》，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2年第4期，第46页。

[39]李海平：《部门法宪法具体化的正当性及类型——与陈景辉教授商榷》，载《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4期，第136- 137页。

[40]陈景辉：《宪法的性质：法律总则还是法律环境？——从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出发》，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2期，第287页。

[41]朱庆育：《民法总论》（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

[42]参见范立波：《概念分析、还原论与法哲学的做法》，载舒国滢主编：《法理——法哲学、法学方法论与人工智能》总第12辑，商务出版社2022年版，第127-130页。

[43]王锴：《合宪性解释之反思》，载《法学家》2015年第1期，第50页。

[44]马岭：《宪法性法律的性质界定》，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30页。

[45]参见黄明涛：《形式主义宪法观及其修正——从“宪制性人大立法”说起》，载《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3期，第157页。

[46]参见王锴：《论宪法渊源》，载《法治社会》2023年第4期，第58页。

[47]See Joseph Raz, Ethics in the Public Domain: Essays in the Morality of Law and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09; Adam Perry, Law’s Boundaries, 26 Legal Theory 103, 103(2020); Ronald Dworkin, Justice in Rob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

[48]参见杜强强：《符合法律的宪法解释与宪法发展》，载《中国法学》2022年第1期，第119-136页。

[49]事实上，这就是所谓的“立宪主义价值”。近年来，关于各部门法专门价值的讨论已成为部门法哲学研究的重点问题。参见陈景辉：《法典化与法体系的内部构成》，载《中外法学》2022年第5期，第1180-1200页；张峰铭：《反思“提取公因式”：论法典总则的建构方法》，载《现代法学》2024年第1期，第202页；曾立城、雷磊：《学术争鸣与中国法理学的发展》，载《法学评论》2024年第1期，第53页。相对而言，在“立宪主义价值”的问题上，目前的成果还较为薄弱。

[50]See Ronald Dworkin, Freedom’s Law: The Moral Reading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5-35.

[51]参见翟小波：《中立的，还是全面的？——一个关于宪法性质的理论》，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2年第4期，第13-26页。

[52]对“我们的宪法”所蕴含价值的部分探索，可参见林来梵、谭尹豪：《中国宪法何以属于“我们”?》，载《人权》2025年第5期，第129-147页。

[53]有关讨论，可参见上官丕亮：《部门宪法的实质》，载《法学论坛》2022年第5期，第46-54页。

[54]段沁：《论“总章程”宪法观》，载《法学评论》2026年第1期，第50页。

[55]许瑞超：《宪法和一般法律的关系构造》，载《中国法学》2025年第6期，第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