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

1913年是权利[*]概念的讨论转折点。这一年，韦斯利·纽科姆·霍菲尔德的论文“法律推理中应用的基本概念（Fundament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Legal Reasoning）”的第一部分在《耶鲁法律杂志》（Yale Law Journal）上发表。[1]该文发表后，立即对当时英美世界尚处于萌芽阶段的分析法哲学、社会学法理论或现实主义法理论的讨论产生了相当震撼的影响。在其同时代的人看来，对于至迟自19世纪以来就已经成为大西洋两岸法律体系思维基本概念的权利，霍菲尔德成功地证明了这一概念的模糊性，因此其最终不适合作为理论基础。[2]

霍菲尔德指出，自十九世纪以来，人们普遍将权利理解为绝对的、具有针对他人的排斥效力的、个体的自由或意志领域，此种理解本身就是矛盾的，因为从对“自由”的单纯承认中，并不必然产生一项权利。相反，权利与自由可以明确地分离，并且就相对人而言，它们归属于不同逻辑的对立概念与相关概念。[3]

“权利（Recht/right）”[﹡]在逻辑上的对立概念（Gegenbegriff/opposite）—— 也即欠缺权利——是“无权利（Nicht-Recht/no-right）”，“义务（Pflicht/duty）”的对立概念是“特权（Privileg/privilege）”[﹡]或者不受制于义务的“自由（Freiheit）”。同时，某人的权利和另一人的义务之间，以及某人的特权与另一人的“无权利（权利的内容是请求不行使自由）”之间，均存在着必要的相关性（Korrelation/correlative）。[4]由此可知，从单纯的特权或自由中不能推导出任何权利。这是因为，从自由中恰恰不能得出他人对自由享有人的某一作为或不作为的容忍义务，而仅仅是他人不享有阻止该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也即单纯的“无权利”。[5][﹡]假如人们遵循霍菲尔德的分析，就不可能从自由中推导出不被阻止行使这一自由的权利。[6]同时，这使得我们无法将法律秩序解释为一个由相关的权利与义务组成的无漏洞体系。相反，在权利之间存在着纯粹的自由“漏洞”，即对于相对人而言，既无对应的行为义务，也无对应的容忍义务。[7]

法律体系作为权利的体系，这一范式自启蒙运动以来，发展成为西方法哲学的关键思维样式之一，至今仍构成现代宪政国家、公民权利与人权保护、以及以自治为基础的私法构想的基石。至迟自霍菲尔德以来，该范式的可行性受到了质疑。[8]本文将探讨这一体系理解的哲学基础。[9]特别是，本文将讨论为什么权利的概念至今仍是法律思维的重要基本构造之一，尽管存在基础概念分析批判的可能性。是什么伦理内涵使这一概念尽管饱受批评，但仍然看起来比“义务”或“法律关系”等概念更适合作为现代法理论的基础？

乍看之下，这个问题似乎很容易作答。基于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的法律与道德哲学，在前批判自然法（vorkritischer Naturrecht）中仍然明显的、作为客观自然法从外部强加给人的他治义务的合理性（Rechtfertigung）的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的世界观被取代。他治义务被人的道德自治所取代，其主要体现在以自治意志与权利至上为基础的法理论中。[10]根据此种解释，康德的道德哲学导致了与前批判自然法的根本决裂，实现了自前康德义务体系到后康德权利体系的范式转变。康德成为现代权利理论的哲学奠基人，由于个体自治作为权利证立（Rechtsbegründung）基础的核心重要性，这一理论至今仍无可替代。[11]

但是，仔细观察之后，我们将会对这幅图景产生怀疑。一方面，这些疑问源于康德法哲学的争议性地位；[12]另一方面，源于一段时期以来对前康德的自然法思想家，尤其是对塞缪尔·冯·普芬道夫（1632-1694）的重新评价。[13]假如遵循这一趋势，那么，现代权利概念的发展与其说是相对于前批判自然法的范式转变，不如说是前批判自然法的进一步持续发展。普芬道夫成功地将自然法的道德哲学与受罗马法和共同法影响的内容相结合，形成了一个全面的体系，其精确性和丰富的细节优于同时代所有的法律论述，成为十八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法律和道德哲学著作之一，这并非毫无道理。[14]据此表明，普芬道夫早已确立了现代权利概念的基本要素，康德与后康德法哲学只是将其结合成为权利的现代概念。因此，可以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上理解霍菲尔德后来的批评：消解了在康德那里只是看似成功的权利概念与自由的综合（Synthese）；而在普芬道夫那里，这两者显然是分离的。

在此背景下，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二：一方面，在不低估康德更为重要的哲学上总体成就的前提下，公正地评价普芬道夫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通过批判性地分析康德的权利概念，对康德在权利问题上的具体贡献加以相对化。为此，首先应当更加详细地解释权利的概念（第一节）。在此基础上讨论普芬道夫（第二节）与康德（第三节）的具体理论成就。我们会发现，普芬道夫在许多方面比康德更接近于霍菲尔德的现代权利批判。因此，已经提出的问题依然存在：尽管存在这种批评，作为权利体系的法律体系的设想在规范上的持久吸引力究竟何在？总之，该答案最终将提供理解康德法哲学相对于其自然法前辈的真正现代内容的钥匙。

一、权利的概念

权利是现代法律思维的基本概念之一。作为被理解为整体法律秩序的客观法（objektives Recht）的相对概念，它是指赋予每个法律主体的可实现的法律地位。[15]权利因此一方面可以被解释为客观法律秩序的结果，[16]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被反过来解释为客观法的先决条件。根据第二种更为有力的解释，客观法律秩序是所有主观法（权利）的总和。[17]下文的讨论提出了两项初始问题：主观法（权利）与客观法，权利或义务，何者是第一性的（primär）？其次，假如答案是权利：那么，作为法律秩序的基础，其法律伦理的正当性（Legitimation）何在？

1. 在普芬道夫之前的权利理论：权利、义务与自由之间的开放关系

从历史上看，权利的核心地位自19世纪以来就已经得到承认，但这绝非不言自明。无论是古代的实践哲学或法学（Jurisprudence），还是古典罗马法，均未承认实体的个人权利。罗马法上的诉讼体系主要服务于个人利益的程序性执行，而没有提出个别诉讼类型背后的实体法权利问题，也没有将其归纳为一个总体的“权利”概念。[18]自罗马斯多葛学派（Stoa）以来，以及在中世纪，义务（𝜘𝛼𝜗𝜂𝜘𝜊𝜈）的概念最初发展成为基础伦理概念。[19]也即，权利概念的兴起只有在两个先决条件下才可能：一方面，它需要一个关于法律主体实体权利的构想，这一实体权利独立于程序上的可执行性，另一方面，将各项主观权利地位概括为主观“法（权利）”这一抽象的普遍概念。

对于实体请求权作为诉之基础的承认始于12世纪与13世纪的教会法学家（Dekretisten）与世俗法学家（Legisten），即分别参与评论《格拉提安教令集》（Decretum Gratiani）与《民法大全》（Corpus Iuris Civilis）的教会法学家与世俗法学家。[20]然而，直到近代早期，由此产生的教会法和共同法，与晚期经院学派的自然法学说相接触时，才在基于实体法律地位的体系性法律思维方面取得了突破。[21]17世纪初，格劳秀斯自该传统中采纳了自然的个体权利概念，即各个法律主体在道德上的正当要求（Forderung），并将其置于他的自然法体系的中心。[22]

格劳秀斯结合了发动战争的权利，将个人权利的概念界定为，使某人能够合法拥有或做某事的道德品质。[23]借鉴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的分类，格劳秀斯区分了“ius reale”与“ius personale”，也即对物权（dingliche Rechte）与对人权。同时，根据斯多葛学派对完全义务和不完全义务的区分，格劳秀斯再次区分了完全权利和不完全权利。前者的特点是无条件有效且可通过武力强制执行，而后者则缺乏这种权能（Befugnis）。格劳秀斯认为，完全权利包括三个子类别：对自己和对他人（如子女或奴隶）的权力（Macht）；物权（Sachenrechte），也即所有权与限制物权；最后是债权（obligatorische Rechte），表现为请求他人给付的权能。[24]

这种三分法尤为引人瞩目的是，格劳秀斯根据罗马法的概念界定，将第一种所谓的支配自身的权力描述为自由（Freiheit/libertas），既不被武力也不被制定法（Gesetz）阻止行动。[25]格劳秀斯认为，这种自由同时也是一种完全权利，其并非针对他人，而是针对自由享有人自己：由于行使自由的结果并不产生相应的第三方义务，而是对于该自由，人仅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负有义务。通过将自由理解为一种针对自己的权利的手段，格劳秀斯成功地将其归入了权利概念之中。由此，自由与权利在格劳秀斯看来原则上仍然是不可分割的。这一点也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出：格劳秀斯将包括自由在内的整个完全权利领域置于交换正义（格劳秀斯的术语：iustitia commutativa vel correctiva 或 iustitia expletiva）之下，相反，将分配正义（iustitia distributiva或iustitia attributiva）为不完全权利而保留。[26]

但是，此种构造暗含了一个前提：只有当权利与他人的义务相关联时，原则上才能够将其称为权利。这一原则也可以被称为权利的义务绑定性（Pflichtgebundenheit）。[27]将格劳秀斯的权利学说与稍后出现的霍布斯的国家理论加以对比，就会发现前者对于权利概念的根本意义。[28]与格劳秀斯一样，霍布斯也以法律主体的自然个体权利为出发点，但是，霍布斯以某种方式将这些权利激进化，这不仅遭到大多数同时代思想家的反对，而且至今在关于权利概念的讨论中仍会引发问题。如果说格劳秀斯的自然法仍然是“正确理性的规则与指令（Diktat）”，在他人权利未因使用武力而遭受侵害时，个人的自我防御权才从这种自然法中产生，[29]那么霍布斯自我保全（Selbsterhaltung）的自然权利则是一把锋利得多的剑。在霍布斯看来，自然法是“每个人都享有的自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自己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本性”，也即每个人都有使用自己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生命的自由，因此，从在“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中无限制地使用自由的权利出发，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有权享有一切。因此，霍布斯采用了与格劳秀斯完全不同的自然个人权利的概念。不同于格劳秀斯暗示权利的义务绑定性，以及个人权利范围的相互限定，霍布斯则明确地强调相反的情况：权利就是自由；只有在基于限制自由的法定命令上才会产生义务；因此，制定法与自然权利就像义务与自由一样是不相容的：“法律（Law），与权利的区别，就像是义务（Obligation）与自由的区别一样大；在同一个问题上，二者是不一致的。”[30]

因此，霍布斯既否定了自然权利的义务绑定性，也否定了个人的权利范围可相互限定的观点。根据霍布斯的权利理论，所有个人权利和权利领域的冲突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结果。[31]不同个体对同一事物的权利相互竞争，即使该事物实际上只能分配给一个人。乍看之下似乎很奇怪，但当人们摆脱权利的义务绑定性的先决条件时，这种权利的理解就会变得清晰：假如不与相应的义务绑定，那么所有人对于任何事物的权利都是可以想象的。根据“只有可能的，才是应当的（nur Mögliches auch gesollt sein kann）”原则，只有各种不相容的义务相互冲突，才会导致竞争权利之间的矛盾。[32]相反，假如将权利的概念与义务分离，则很容易出现对同一对象的几种相互竞争的权利。[33]但是，此种权利理解的代价是，权利概念失去了其道德正当性要素，即当发生冲突时，其不再能够实现在恰恰合理排除他人的前提下将某一对象分配给个人的要求。但是，这最终也是霍布斯理论的逻辑结果，据此，与格劳秀斯相反，自然状态中不存在道德（Moral）或正义（Gerechtigkeit）。[34]

随着格劳秀斯与霍布斯的理论对垒，未来关于权利概念的争论在1650年左右就已经奠定了基础。在规范层面第一性的是权利还是义务？权利是否必然与义务相绑定？权利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是什么？1670年左右，普芬道夫的主要著作问世时，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被解答。因此，与格劳秀斯和霍布斯不同，普芬道夫不再将权利概念，而是将义务置于其自然法体系的中心，这是自斯多葛学派和托马斯-阿奎那以来实践哲学的传统。[35]其后，洛克和英国的法律与国家哲学倾向于追随霍布斯，而托马修斯和沃尔夫的德国自然法学说则仍然保持普芬道夫的传统。[36]然而，在康德之后，这种法律体系构建可能性的自由显然消失了。大约在19世纪中叶，私法体系不再被解释为义务的体系，而是被解释为权利或法律关系的体系。[37]法律权利（Juristische Rechte）尽管与义务相绑定，但是在体系构造上优先于法律义务（Rechtspflichten）。因此，权利完全排挤了尽管不是作为道德上，而是作为法律基本概念上的义务。人们必须在1680年至1780年之间的自然法世纪中寻找权利思想变迁的观念史原因，这一世纪始于普芬道夫，止于康德。[38]

2. 在康德之后的权利理论：意志理论与利益理论

权利问题的第二个维度，在于权利概念的法律伦理证立以及内容填充（Ausfüllung），普芬道夫到康德这段时期的发展对此至关重要。自19世纪以来，权利概念的发展以一个核心争议为特征：意志理论与利益理论的争议。[39]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它绝不仅限于德国的法律思想；相反，几乎同时在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律哲学中也发生了相应的争论。[40]与德国不同，在盎格鲁-撒克逊法律思想中，直至今日这两种立场尚未被统一为一种调和性的结合理论（einer vermittelnden Kombinationstheorie），而是作为“选择理论（choice theory”）与“利益理论（interest theory）”不可调和地相互对立着，前者直到最近才由哈特（H.L.A. Hart）和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所主张，后者由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和尼尔-麦克考密克（Neil MacCormick）所主张。[41]

根据意志理论，权利被理解为对他人具有绝对排斥效力的个人意志力或意志领域。[42]在德国，这一概念界定自19世纪初就已形成。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 Savigny）将权利定义为“个人有权享有之权力（Macht）：其意志支配的领域，以及在我们同意下支配的领域”，[43] 伯纳德·温德沙伊德（Bernhard Windscheid）将其定义为“法律秩序赋予的意志力或意志支配”。[44] 大约在19世纪中叶，以这种方式理解的权利概念至少在私法领域占据了法律体系思维的中心，并优先于法律关系或法律制度（Rechtsinstitut）等其他概念。[45]萨维尼仍然将私法体系解释为一个法律关系体系；法律关系的概念——被理解为由法律决定的生活关系，“其中每项个人权利只代表一个特殊的、被抽象切割的方面，”[46]——仍然优先于权利的概念。然而，最迟在温德沙伊德那里，权利概念已经成为私法体系思维的核心，它作为划分个人和国家行动领域的模式，充分发挥了其规范潜力：“权利为每一个体分配了支配领域，在这个范围内，其意志对于其他个体而言就是法律（Gesetz）；假如个体在该支配领域内不被承认，其可以向权利的守护者——国家提起诉讼，国家就会帮助其恢复其权利。法律秩序就是权利的秩序。”[47]早在1910年，安德雷亚斯•冯•图尔（Andreas v. Tuhr）就将权利的功能界定为个体独有的、无涉国家的“支配领域”：“国家的利益仅限于确保个体意志可以在这一领域不受干扰地行使，以实现其自益的（eigennützig）或至少是自我设定的目的。”[48]

因此，意志理论不仅为将权利视为个体的自由领域提供了必要的合理性，也即，受法律保护的、在法律领域内的、对财货（Güter）的自由处分权力，而且还可以被纳入最低限度法治国（minimalistischer Rechtsstaat）的综合理论。[49]因为意志或自由领域的概念包含以下思想：个体的自由领域可以在个人自由或自治的基础上被正当化，并且基于自由思想可以被相互划分。法（Recht）的概念，被理解为所有个人权利的总和，在其理想形式中优先于国家组织；国家的任务原则上只有在保护先于它存在的个人权利时才是正当的（legitim），因此国家的任务既是明确界定的又是严格受限的。只有在私法领域，正当的国家行动（Staatshandeln）才有可能确保个人的法律地位，而不是通过再分配（Umverteilung）来建立分配正义。[50]总而言之，在意志理论的基础上，“私法社会”的形象跃然纸上，[51]其特点是公法与私法明确分离，最低限度的、反家长主义的国家理解，以及交换正义在私法领域的首要地位。

然而，自十九世纪以来，这种对权利和国家的理解在利益理论的基础上受到了断然的批判。在德国，鲁道夫·冯·耶林（Rudolph v. Jhering）特别反对承认个人意志力的独立道德价值：“没有任何权利是为其本身或为意志而存在的；每项权利都能在其促进生存（Dasein）或福祉（Wohlsein）的事实中，简言之，在效用（Nutzen）中找到其目的决定性（Zweckbestimmung）和合理性。……构成权利实质内容的不是意志或权力，而是效用。”[52]因此，权利的目的不是自我决定（Selbstbestimmung）的实现，而是以效用原则衡量的人类利益的实现。耶林认为，权利是“法律上受保护的利益”，[53]可以通过法律保护的附加形式标准（即通过相应的义务予以加强），将其与仅仅是事实上有利的权利反射（Rechtsreflexen）区分开来。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也认为，当一个人的利益构成对其他人施加义务的充分理由时，便存在权利：“当且仅当X可以拥有权利，并且……X的福祉（他的利益）的一个方面是要求其他人承担义务的充分理由时，X才享有一项权利。”[54]根据意志理论，权利概念是请求与义务的范围与界限的规范标准；反之，根据利益理论，权利概念的这一能力被明确剥夺了。根据利益理论，权利概念并不是以个人自治为基础的自我合理性与自我限制；相反，对于个人自治的承认只是保护个人利益的一种手段，但绝非唯一的手段。在拉兹对权利概念的界定中，除利益概念之外，权利概念只具有从属的、派生的规范性内容：“根据定义，权利不是基本的，而是从利益中派生出来的。……所有权利都以利益为基础。”[55]同样，通过要求法律承认值得保护的利益，耶林否认了任何前实证的（vorpositiv）权利的可能性。

类似于意志理论与个人主义、反家长主义的法律思想和国家思想之间的亲缘关系，利益理论与对个人主义权利概念的结果主义（konsequentialistisch）或功利主义（utilitaristisch）批判之间也存在着相应的深刻关系。[56]利益理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对自然法和自然个人权利最严厉的批判者之一——边沁，这绝非偶然。甚至在康德生前，边沁就批评了前实证的自然个人权利的假设，认为它是“高跷上的无稽之谈（nonsense upon stilts）”[57]，是形而上学的蒙昧主义，它掩盖了承认某些人类利益为权利背后的真正法律政治动机——即其效用性（Nützlichkeit）。这种批评在耶林参与创立的社会法学派和美国法律现实主义中继续存在，其最杰出的代表包括前文提到的霍菲尔德。[﹡]就像边沁对自然法的批判一样，霍菲尔德的分析认为，从单纯的自由中推导不出任何权利，其目的是摧毁权利概念的道德必然性这一易受意识形态影响的表象，并且揭示权利的证立过程为法律政策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据此，权利只是在表面上独立于分配主义和家长主义的考虑；实际上，权利的证立与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受制于政治和社会利益的支配。[58]这种批评在整个二十世纪被证明是如此强力，以至于上述个人权利理论和国家理论在今日几乎——至少以其纯粹的形式——不再被主张。[59]然而，意志理论与利益理论之间的争论绝非过时。相反，其结构至今仍影响着有关权利概念的争论。[60]

3. 当代法理论中的权利、义务、自由、意志与利益

目前关于权利、义务与自由关系的争论大多假设权利与义务相绑定，正如在格劳秀斯反对霍布斯的意义上。[61]但是，自每一项权利的义务绑定性中，决不能得出每一项义务的权利绑定性；因此，对应原则是不可逆推的。[62]相反，可以想象一种义务，并不对应义务受益人（Pflichtbegünstigen）的任何权利，仅仅导致第三人事实上受有利益。例如，在公法中一致认为，不存在公民对于当局（öffentliche Hand）的一般性规范执行请求权（Normbefolgungsanspruch）；或者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国家义务，其实现尽管在公共利益上是被命令的（geboten），但并不对应事实受益人的任何可诉公权利。[63]假如一方面，义务的范围超出了权利的范围，另一方面，权利在得到承认的情况下，往往在规范上优先于义务，并且不能通过义务来界定。权利的内容往往不能通过列举由其产生的义务而终局确定。相反，恰恰是基本权利就此而言具有“动态特征”，[64]因为在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它们可以导致新的义务不断出现。与特定权利相对应的义务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清单。权利是产生义务的原因，但并不与义务对等（äquivalent）。[65]

假如将自由的概念纳入其中，这种关系就会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针对霍布斯而坚持了权利的义务绑定性，以至于有必要区分权利与其他个人不与义务绑定的法律地位。另一方面，即使了解霍菲尔德的批判，也往往没有得出确切结果，而霍菲尔德的批判恰恰需要澄清这一点。因此，在权利的上位概念下，通常会区分不同的子类别，其通常包含三项基本元素：请求（Ansprüche），自由与能力（Kompetenzen）。[66]后者包括制度化的“法律上能为”（rechtlichen Könnens），例如形成权；前者包含本质上的，受义务绑定意义上的权利。[67]因此，将单纯的自由这一中间环节归入权利概念仍然存在问题。阿列克西将自由的概念界定为积极许可与消极许可的结合，即允许做或不做某事。[68]但是，这等同于上文讨论的霍菲尔德的自由概念，阿列克西甚至明确提及此点。[69]事实上，请求与自由的区别正好对应于霍菲尔德的权利与自由或特权的区别。然而，在这些先决条件下，很难理解为什么自由的概念却被“权利”的上位概念所包含，并且由此接受了霍菲尔德所反对的权利与自由之间的概念混淆，并导致错误的结论。

最后，如何解决意志理论与利益理论之间的冲突也是模棱两可的。与英国不同，德国自19世纪末以来发展出了一种结合理论。[70]然而，人们仍然提出了这一问题，将权利结合定义为“得到法律秩序承认和保护的，指向财货或利益的人类意志力”[71]，能否真正解决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之间的紧张关系。尽管这样的定义可能足以实现适用法律的实用目的。然而，当达到这两种理论的边界时，意志与利益之间的断裂总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从利益理论的角度来看，无法解释为什么权利的自我伤害性处分必须在不引发国家家长主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72]另一方面，从利益导向的角度来看，意志要素在结合理论中似乎是一个异质体。[73]因此，意志理论与利益理论之争的深层结构也继续对结合理论产生影响，但没有一方最终占上风。

4. 普芬道夫与康德的权利理论的起始问题

因此，权利的概念包含着一种内在的，至今仍未令人信服地解决的张力。在此背景下，我们应该对普芬道夫和康德的著作提出四个问题：

（1）承认权利的法律伦理基础为何（自治/意志/自由，或者他治/利益/义务）？

（2）权利的概念是否应当以与义务绑定而被定义？

（3）从权利概念的义务绑定性中得出的结论，是应当区分权利与自由吗？

（4）这一结果与自治在权利证立中的作用有何关联？

这四个问题都旨在分析普芬道夫和康德对现代权利理论的贡献。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乍看之下很简单。显然，普芬道夫的自然法学说实际上是以他治或者义务为核心的法律与道德观念的缩影，而康德以自由为基础的权利概念则驳斥并取代了这一构想。[74]但是，以下论述的目的是为了表明，在权利概念的证立方面所取得的其余理论成果，只有在第二眼，也即问题（2）至（4）的背景下才会显现出来。特别的困难在于，如果假定权利与义务相绑定为前提，并且其合理性同时基于个体自由的原则，那么第三个问题和第四个问题之间就会产生矛盾。这是因为，根据霍菲尔德的分析，第三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肯定的，因此，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将权利和自由的必要分离，与作为权利证立基础的自治思想相协调。在下文中，我们将探讨普芬道夫和康德的权利学说结构是否以及如何继续对当今解决这一问题产生影响。

二、开明专制主义中的权利理论：普芬道夫

17世纪是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思想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代。在自笛卡尔以来不断发展的机械二元论世界观的背景下，实践哲学也面临着对方法的新理解的挑战。此外，近代早期社会还发生了一些外部动荡，如三十年战争和开明专制主义民族国家的出现。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普芬道夫从1660年起开始撰写自然法著作，将格老秀斯创立的世俗自然法确立为实践哲学的主流范式，一直延续到18世纪。

1.普芬道夫的自然法体系

在近代自然法的问题背景下，普芬道夫的理论在不同方面呈现为一种统一的理论：作为价值客观主义与唯意志理论之间的哲学折衷，作为笛卡尔严谨性（cartesianische Strenge）与共同法概念多样性之间的方法论折衷，以及作为自然法理论与实践法学说之间的内容折衷。[75]普芬道夫是“向新事物开放，但不破坏传统，力求将两者结合起来的中介人”这一科学类型的缩影；他是一个“知识渊博、兴趣广泛的人”，因此他遭受了所有因其中介地位而被剥夺了原创性的高效人物（Geister）的命运：[76]被遗忘或者被误解。然而今天，人们大多忘记了普芬道夫的主要自然法著作，即1672年的《自然法与万民法》（De jure naturae et gentium libri octo），以及最重要的被视为教科书的《人和公民的自然法义务》（De officio hominis et civis），该书自1673年起以所有主要欧洲语言出版了80多个版本，可能是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之前一个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道德和法律哲学著作。[77]

普芬道夫将自然法的证立作为“文化哲学”[78]，这已经表明了它在古老的目的论自然观与现代思想之间的中介地位，后者一方面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为导向，另一方面以个人的自由意志为导向。普芬道夫的主要著作《自然法与万民法》的第一卷以四章开篇，首先论述普芬道夫所谓的“道德实体（entia moralia）”学说，即超越自然事物的理性人的道德品质，然后论述道德科学的精确性，最后论述道德行为的人的理性决定的自由。[79]不同于格劳秀斯和旧的宗教自然法，普芬道夫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笛卡尔哲学所导致的实然与应然（Sein und Sollen）、自然与自由之间的规范性漏洞。普芬道夫的自然法学的意义在于，它没有回避这种二分法，而是恰恰从人的自由及其固有的人类尊严出发，确定了人的规范决定性本质（die normativ maßgebliche Natur）。在这方面，普芬道夫预见到了康德思想。[80]

自由原则也是理解作为普芬道夫整个自然法理论出发点的合同概念的关键。这是因为，普芬道夫认为，只有通过自愿的自我拘束，也即，只有在合同的基础之上，正当支配才是可能的。由于根据自然法，合同制度或合同忠实的义务，被理解为是对所有社会状态下的所有人的绝对自然法义务，因而构成了所有其他法律关系的起点。[81]普芬道夫的论述最终流向了对共同法的详细的无创造性的汇编（Kompilation），其中沿用了在格劳秀斯那里已经作为基础的物（也即所有权与限制物权），出自于合同的给付负义务之物的债务，以及人（也即配偶、家庭成员、家庭常住客、共同体成员以及公民）的区分，与格劳秀斯不同的是，所有法律关系都不是以权利作为基础，而是以义务作为基础来解释和讨论的。[82]然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普芬道夫将所有这些法律关系追溯到一个统一的合同概念，并且由此首次构建了一个作为合同理论的、普遍的、一般的权利理论——这在当代语境中是一个革命性的成就，由此，普芬道夫被确立为现代欧洲大陆法律体系的奠基人。[83]

2. 普芬道夫所认为的权利：他治的义务体系的结果？

合同、自由意志、平等与人类尊严，这些价值观构成了普芬道夫自然法理论的基础。但这与现代法理论有何区别？尽管普芬道夫在法律和道德哲学方面取得了系统性的成就，但为什么他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遗忘了呢？一种较新的观点认为，这是因为普芬道夫与后来的学者不同，他仍然将自然法体系建构为一个义务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权利只具有次要意义。[84]普芬道夫没有成功地将个人的自由与个人的自治联系起来，并将其从意志的他治决定原因中分离。普芬道夫的合同概念不是基于自治，而是基于他治；合同的目的不是自由活动本身，而是在实质上“正确地”地行使自由，以服务于普遍效用（allgemeinen Nützlichkeit）。此外，义务体系，他治伦理与普芬道夫的其他体系要素，尤其是基于制度秩序的私法体系结构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内在关联。[85]在这些“范式”要素方面，普芬道夫与康德有着根本不同，因此，他与德国从康德经萨维尼到《民法典》的主流观念史发展脉络截然不同。[86]

假如允许普芬道夫自己发表意见，那么这种印象乍一看似乎得到了证实，尤其是在《人和公民的自然法义务》一书的理论简本中。在一共35章中，有14章明确提到了与某些生活关系相关的“义务”；相反，“权利”概念只出现过两次。因此，义务概念不仅构成了对自己和对上帝的义务的方法论起点，而且——这也是普芬道夫的学说与后来的权利理论的区别——没有进一步区分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构成了对他人的义务的基础。普芬道夫将普遍的、人人应尽的人道义务——例如在不造成自身损失的前提下促进他人利益的义务——与合同缔约人、所有权人、配偶或者公民的法律义务放在同一理论层面上对待。[87]在普芬道夫的构想中，权利只是在与义务绑定的整体秩序框架内发挥作用，而决不是个人的、构成体系的基础基本权利和基础防卫权。[88]

由此一来，在客观的、实质的正确性标准意义上的自然法，也就成为普芬道夫合同学说的衡量标准。在《人和公民的自然法义务》中，甚至在其更详尽的主要著作《自然法与万民法》中，许多地方都清楚地表明，尽管合同制度是以当事人的自由意志为基础，但其至少同样服务于整体社会效用的超越合同的目的。[89]合同的处理符合正确社会秩序的实质原则。普芬道夫没有成功地从实质的、内容上的合同正义中抽象出形式上的合同正义思想，根据后者，自由承担责任的合同已经并恰恰具有拘束力，而且应受到法律秩序的尊重，因为其是以自由负担责任的方式缔结的。[90]这一点在构成普芬道夫完整体系组成部分的两个分章节中尤为明显，但它们在当代的私法教科书中却完全不合时宜：一方面，关于“语言使用中的义务”，另一方面，是关于物的价值或者公平价格的讨论。[91]因此，总而言之，普芬道夫的合同学说明显叠加了多方面的他治与价值客观视角。

但是，这是否必然意味着，义务在分析顺序上优先于权利呢？假如细究普芬道夫对权利与义务概念的解释，吸引人眼球的并不是其统一的体系性色彩，相反，是其在自然法方面大体中立的分析精确性，这并不能明确决定义务概念的优先性，至少是在自然法基本义务的上层建筑之下，而且也与其他内容上的理论要素没有必然联系。最初的出发点是在道德实体（entia moralia）的语境中，将权利定义为，对于人或物行使有权支配或者请求所负义务的道德能力（moralisches Vermögen）：“它通常被理解为道德品质，我们以此正确地命令某人或支配某物，以及让某人对我们承担某种义务（Frequentissimum est, ut accipiatur proqualitate illa morali, qua recte vel personis imperamus, vel res tenemus, aut cujusvi aliquid nobis debetur）”。[92]普芬道夫不仅区分了主观法（权利）与客观法，而且区分了权利、权力（potestas）以及义务（obligatio），据此，其只是依据权利概念才将义务定义为一种道德必要性，例如给付、允许或容忍。[93]

在普芬道夫关于合同理论的论述中，其自然法学说中首要的义务性质也以一种显著的方式退居幕后，并开启了权利与义务之间几乎同等重要关系的视野。早在一开始，这两个概念就被表述为“相互依存（se mutuo consequuntur）”，以至于每一项义务都会立即产生一项他人相应的权利。[94]权利与义务的匹配性在关于它们在合同框架下的关系的进一步论述中得到了证实。没有对应的权利，就没有义务概念，因为没有人可以在合同中承担他人不能同时有权利（zu Recht）请求的义务；没有相应权利的义务是没有价值的：“没有相对应的权利，义务就不能被理解为义务。如果没人能依法向我请求什么，那我就不承担义务（Citra jus quippe obligationi respondens nulla intelligi potest obligatio. Et nihil debeo, si nemo jure me poscere quid potest.）”——“无对应权利的义务无效（Obligatio, cui ex adversum jus non respondet, inanis sit.）。”。[95]以制度秩序为基础的私法体系结构也强调了合同权利的核心地位。这是因为，从共同法沿袭而来的物与债之间的区分，只能被艰难地归入义务体系，因为与格劳秀斯一样，其最终是基于面向请求权人（Anspruchsstellerseite）的对人权或对物权之间的内在区别。因此，在自然法的基本义务体系之外，普芬道夫的学说最终展开为一个合同性个人权利的真正体系，随后可以很容易地从其义务体系包络（Umhüllung）中分离出来，并融入现代权利思维。[96]因此，不能认为，普芬道夫的义务体系、私法架构与权利概念作为强制的体系组成部分必然相互关联；就此而言将其称为“范式”似乎有问题。

相反，普芬道夫的体系在结构上具有可消解的折衷特性，这可能是其作为现代自治思想的转折点而具有影响力的原因，这一特性也出现在其他语境中。例如，它已经暗示了后来的意志理论的核心思想，即权利的功能在于，使个体可以自由处分其权利对象。[97]这同样适用于康德分离合法性（Legalität）与道德性（Moralität），这尽管在普芬道夫的著作中尚未实现，但已经通过对遵守法律的动机、法律领域对外部事实的限制以及其与完全权利领域的认同等基本的初步思考做好了准备。[98]后者尤其清楚地显示了内容分析的现代性与传统理论框架的结合，这对于是普芬道夫是典型的。一方面，普芬道夫继格劳秀斯之后，引入了完全与不完全权利的区分——替代了义务。[99]另一方面，与格劳秀斯相反，他不仅将完全权利置于交换正义（iustitia commutativa）之下，而且将其置于整个特殊正义（iustitia particularis）之下，其中不仅包含交换正义，也包括分配正义。[100]由此可见，普芬道夫认为，合同也应当根据分配正义的标准衡量——这一观点与康德对权利概念的理解是不相容的，这一点将在下文中说明，但这并不改变普芬道夫的自然法学说的指涉权利的事实结构。

3. 权利的义务绑定性以及权利与自由的分离

即使承认权利的法律伦理基础——第一个问题——在普芬道夫看来不在于个人自治或者自由意志，而在于他治或合乎义务性（Pflichtmäßigkeit），但这一答案与上文提出的后续问题(2)至(4)无关。然而，正是这些问题的答案必须用来衡量普芬道夫对权利、义务和自由之间关系的处理。

关于义务绑定性的第二个问题，普芬道夫认为权利与义务是相互关联的，至少在合同权利方面正是如此。[101]每项合同义务必然与他人的权利相联系，正如没有相应的义务就不可能有合同权利一样。就此而言，义务与权利相绑定，权利与义务相绑定。[102]此外，在普芬道夫的体系中，在合同权利的义务之外，还有不对应的义务，特别是支撑体系的绝对基本义务，其中除了合同忠实义务之外，还包括勿害他人（neminem laede）和平等对待要求。[103]总而言之，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与当代权利思想中的关系相似：适用的是权利的义务绑定性，但义务并不一定具有权利绑定性，[104]但需要注意的是，普芬道夫只是“拐弯抹角”地通过义务概念的推导，才得出了这一彻底现代的结论。

这立即提出了权利与自由之间的关系的第三个问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承认与义务相绑定的权利概念，在分析上就应当将各个主体的权利领域相互区分，由此就应当区分受义务保障的权利（pflichtbewehrten Rechten），以及其行使既无需容忍，也无需被禁止的纯粹自由。[105]普芬道夫在其与霍布斯的讨论中多次提到这个问题，但其出发点不是自由的概念，而是已经提及的“权力”（Macht/potestas）的道德性质。普芬道夫最初含糊地将其定义为合法地做某事的能力，但紧接着为与权利概念相区分，又补充道，与权利的概念相比，权力的特点是事实上存在，而无需考虑其理由，相反，权利的特征是有合理性的产生与行使。[106]以这种方式将权力概念定义为行动的事实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对应作为其基础的自由概念。在此基础上，普芬道夫指出，霍布斯假设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权利”，实际上根本不是一种权利，而仅仅是权力或者自由的行使，从其中并不能得出他人相应的义务。[107]这是因为，如果他人自己享有一项受义务保障的防御请求权，对他人的作为或不作为的受义务保障的权利的假设将会陷入矛盾：“然而，义务不能与抵抗权并存（Atqui cum jure resistendi obligatio simul stare non potest）。”。[108]另一方面，正如普芬道夫以共同使用牧场为例所表明的那样，仅仅是行使自由并不能被他人的不作为权利所限制，任何人都无权限制他人行使自由。[109]普芬道夫因此明确承认自由相互冲突的可能性，当任何一方都没有权利存在时，自由的冲突就会存在。因此，普芬道夫的理论已经非常清晰地勾勒出现代权利批判的所有要素，这些要素后来才被霍菲尔德以其完全爆炸性的方式所认识到：与义务绑定的权利概念，不同于不受义务绑定的自由；因此，不可能从自由中推导出权利，并且，也不可能将法律秩序表述为一个封闭的权利与义务的领域；最后，必须在单纯的个人自由之外，寻找证立权利的其他规范性来源。普芬道夫认为，只有当对自由的对象施加了容忍义务额外的“道德效果”时，权利才会从自由中产生。[110]然而，这种义务的基础不能是自由本身，而只能是制定法。[111]

假如格劳秀斯仍然以权利的义务绑定性与自由和自然法的和谐一致为起点，并且霍布斯将权利与自由作为制定法与义务的对立论题，破坏了此种统一性，[112]那么，普芬道夫则更进一步，与霍布斯的唯意志理论的基本假设存在内在相通：与霍布斯一样，普芬道夫也将制定法与义务相联系。[113]但是，权利与自由绝不是因此而同一的。相反，在以义务为基础的共同体秩序建立之前的自由，仅仅是权力。只有通过合同使其正当化，才能产生合法行使的自身自由，以及请求他人容忍的权利。因此，普芬道夫揭示了霍布斯基本思想的革命性爆发力，即，真正的人类权利恰恰在于任何义务制度建立之前的非规范性自由。[114]然而，这种放弃导致普芬道夫做了两件事：一方面，他提出了一种精确的权利分析理论，非常清晰地证明并避免了将权利与自由等同的“霍菲尔德式谬论（Hohfeldscher Fehlschluss）”[﹡]；另一方面，他提出了一种社会理论——在这方面又与霍布斯一脉相承——承认在一个由义务所组成（geordneten）的共同体之外，不可能有符合人类尊严的存在（menschenwürdige Existenz）。。[115]

最后，这也为关于权利概念与作为权利证立基础的自治之间的关系的第四个问题提供了答案：由于普芬道夫从未将权利证立建立在自治的思想之上，而总是建立在他治叠加的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因此从一开始就与假设权利与自由之间的分析性区别的权利概念不相矛盾。

三、权利作为个体自由的结果：康德

在18世纪，康德哲学带来了一场新的方法论根本变革，对现代科学认识的发展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这种“哥白尼式转向”[116]也对实践哲学产生了影响。正如在理论中一样，自康德以来，实践客观性只能从主体出发。道德的基础是理性本质（Wesen）的自治，其创造了普遍有效的平行于由因果法则决定的自然的自由法则。[117]自然与自由，“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分离，对于法权论（Rechtslehre）[﹡]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尤其是，在普芬道夫的著作中仍能部分看到的、依赖于人的经验本性的亚里士多德-目的论的自然法论证旧模式，至迟自康德以来显然已不再站得住脚。[118]1797年首次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中的权利概念，正好填补了这一正当性真空。[119]

1. 在自然法与批判性道德哲学之间的康德的权利概念

时至今日，评估康德的法权论仍然困难重重。[120]《道德形而上学》之所以令同时代的人失望，不仅因为它在内容上与自然法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还因为它未能阐明实证法与哲学法律科学之间的关系。[121]但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与其说是作者经常提到的“衰老”（Altersschwäche），[122]或在印刷过程中对重要部分的错误调换[123]，不如说是创作时的观念史环境。18世纪末，康德的法权论面临着必须与两种日益分化或分歧的论述相联系的难题：一方面是启蒙的自然法，在普芬道夫与托马修斯的影响下，自然法越来越局限于作为法律的正当对象领域之外的外部强制义务，[124]另一方面是道德哲学，通过绝对命令的激进内在化，道德哲学趋向于相反的方向。因此，康德面临的挑战是调和内在道德哲学与外在法律哲学。[125]

《道德形而上学》在解决该任务时，采用了一种现代性哲学话语特有的妙手：在合法性与道德性之间，以及外部与内部义务之间引入一条分界线，旨在通过权利与个人道德区分不同的义务模式，从而与康德哲学中的其他众多二分法（Dichotomien）和提取公因式（Ausklammerungen）并驾齐驱。[126]在这个意义上，康德的权利概念甚至建立在双重提取公因式的基础之上：一方面，通过作为实践法则可能性条件的意志自由这一超验公设，将道德世界从因果法则世界中分离出来；[127]另一方面，根据合法性与道德性，以及外部性与内部性的标准，在自由领域中进一步区分法律哲学与道德哲学。[128]因此，自然与理性、法律与道德、法律哲学与共同法交织在一起的古典自然法被一种新的法律哲学体系性理解所取代，这种理解以更高水平的概念严格性和论证严格性为前提，并将其与先验有效性的主张（Anspruch）[*]结合起来。[129]

要回答主张能否被实现的问题，应当区分康德体系证立中的三个层次：权利概念哲学基础的基本层次，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私法与公法两个层次。[130]假如人们首先转向权利证立的基础，则应当追问，康德是否真的成功地借助合法性/道德性以及内部性/外部性这对标准，以合乎逻辑的方式将哲学法权论与道德哲学领域区分开来。在康德的实践哲学中，提到的第一对对立面仅指法律行为或道德行为各自的驱动力（Triebfeder），即恣意的决定理由或对行为的诱因性动机。“假如不考虑行为的驱动力，仅仅考虑行动是否符合制定法，那被称为合法性（Legalität/Gesetzmäßigkeit）；但是，如果制定法中的义务观念同时是行为背后的驱动力，则被称为道德性（Moralität/Sittlichkeit）”。[131]假如仅以合法性或道德性标准为基础，则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唯一区别，就在于遵守各自义务所要求的方式：道德行为是出于义务（aus pflicht）的行为；而法律行为则仅仅是外在的合乎义务（pflichtgemäß）的行为，也可能基于其他动机，如爱好（Neigung）或自身效用（Eigennutz）。[132]需要强调的是，各自义务的内容并不重要。因此，如果仅仅取决于遵守义务的内在性质，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在理论上甚至可以是重合的。从康德道德哲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区分是一致的，因为它通过“从义务中自我约束的自由意志”原则，与《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并行地界定了道德领域。

但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种区分是否也是可行的呢？此处，我们看到了与18世纪“外在的”自然法之间的摩擦，这可能促使康德借助第二对标准——内在性与外在性——来明确其区别。在德性论（Tugendlehre）中，这与法律义务和德性义务之间的区别是一致的：“自由法则被称为道德法则，以区别于自然法则。只要其仅涉及单纯的外在行为，以及其合法性，其就应当被称为法律的（juridisch）；但如果其仍要求其（制定法）本身应成为行为的决定理由，则其系伦理的（ethisch），那么，人们就会说：符合前者的就是行为的合法性，符合后者的就是行为的道德性。”[133]“可以进行外部立法的制定法的缩影，被称为法权论”。[134]“德性义务与法律义务的本质区别在于：对于前者，外部强制在道德上是可能的，但后者仅以自由的自我强制为基础。”[135]但什么是外部行为，什么是外部立法，什么是外部强制？在第一段引文中，合法性/道德性和内在性/外在性的标准交织在一起，十分醒目。乍一看，康德似乎想预先假定外部性与合法性是对等的（Äquivalenz）。然而，事实清楚地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任何——法律的或道德的-——立法也只能纯粹“外部”或出于“错误的”原因而被遵循，所以谈论“外部立法”是毫无意义的。[136]

因此，外部性或内部性标准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对法律领域相对于道德领域的额外内容性划分的方法，尽管它超越了驱动力问题，但仍然与之相关。康德明确指出：“权利概念，首先只涉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外在实际关系，只要其行为能够作为事实（直接或间接地）对彼此产生影响；但是其次，其并不意味着恣意性与他人愿望...的关系，例如在仁慈或铁石心肠的行为中，而只是与他人的恣意性关系。再次……恣意性实质（Materie）……根本不在考虑之列，……而只是……形式”。[137]因此，康德的“外在”权利概念基于与道德相对的法律的规范领域的三重逐步限缩[138]：首先，康德预设了外部世界中涉及事件的相关性（Relevanz），尽管这一概念应当从最广义上理解，并且也包括经验的现象人（empirischen homo phaenomenon）的内在心理决定理由，只要其与法律相关。[139]其次，“严格的”权利只涉及“恣意性”，而不涉及“愿望”，——也即仅仅包括通过外部强制手段实施的完全的义务或权利，而不包括不完全的义务或权利。[140]最后，康德的权利概念只是外在的，因为其避免对个体的意志行使作出实质的、内容性评价，因此——正如下文所述——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家长主义。总而言之，康德的权利概念在三个方面与“外部的”领域相关：通过其规制对象（外部世界），义务方式（外部的可强制性），以及规制目的（外部的自由恣意）。[141]

将其与道德区分开来的最终决定性标准，在于“外部可强制性”的第二个层面，诚然，这一点对康德的意义与对托马修斯的意义根本不同，只有这样才能与道德哲学建立有意义的联系。托马修斯认为，法律总是强加外部义务，这些义务基于对他人强制的恐惧。[142]但是，二者对于康德恰恰并非必要。一方面，权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既可以在内部出自义务，也可以在外部根据义务而遵守；另一方面，康德并不一定将“强制”与身体或心理暴力相提并论。[143]相反，关键在于，当法律诫命提及外部世界的对象，包括任何内部心理过程，并将其作为遵守诫命的动力来源时，法律诫命才具有“外部可强制性”——但有一个重要例外：法律命题不能有效地规定，遵守诫命的驱动力应当完全在于出自义务的行为；换言之，法律不能（kann）——不只是：不被允许（darf）——使遵守道德成为一项法律义务。[144]这样的命令——因为其是他治的，而非自治的——不具有道德拘束力，并且因此在法律上只能再次是“外部”可强制。因此，康德的权利概念绝不排除任何形式的“良知强制”。[145]但是，其创造了必要的自由，使人不仅能够根据义务，而且可以自愿地出于义务（freiwillig aus Pflicht）而履行。从正面来看：康德意义上的法则，应当是道德上自我立法的人能够赋予自己的法律。当某人具有善良意志，则法律的设计就应当使其善良意志命令其遵守该法律。[146]因此，法律与道德共存的可能性恰恰建立在它们的分离之上：德性要求遵守法律义务，恰恰是因为法律不能要求德性。

权利概念的著名定义也应当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因此，权利是一个人的恣意与另一人的恣意按照一般自由的法则结合的条件的缩影”。[147]权利最初仅涉及恣意，即指向经验行为的现象人（homo phaenomenon）的欲求能力的恣意，而非本体人（homo noumenon）的恣意，也即实践理性。[148]因此，康德所说的自由法则与道德自治法则并不相通：权利并不是关于纯粹实践理性的自我立法，而是关于不受他人恣意的外在自由。但是，此处也考虑到了本体人，因为外在恣意在康德的法权论中的核心作用，除了通过对人的道德回应方面（即内在自由）的参照之外，别无其他解释方式。康德的实践哲学不仅发展了一个自由概念，而且发展了两个相互独立但又相互关联的自由概念：[149]一个是绝对命令中的内在自由，其涉及作为个人道德行为前提的自由意志；另一个是法权论中的外在自由，其要求为了内在自由而独立于他人的强制恣意。康德的权利概念不是从绝对命令中产生的，而是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分析命题从外在自由中产生的。[150]

2. 权利的道义正当性

只有区分法权论与道德哲学，才能用权利这一新的法学基本范畴取代义务的概念。因为只有从道德哲学中分离出来，才不再有必要在法律中追问“善好（Guten）”或者“应当”，并相应地使用义务概念成为哲学法权论的起点。只有如此才能创造理论真空，使权利概念成为法权论的一个新的基本范畴。[151]因此，康德为权利的现代理解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一事实在今天几乎无可争议。康德的法权论有时甚至被称为“权利哲学”；直至康德以后，权利的概念才独立于义务概念被理解。[152]

然而，乍一看，这一论题并未揭示什么。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并没有出现“权利”的概念，也没有对个人自然权利进行直接的哲学论证。总体而言，康德提及个人“权利”的频率并不比普芬道夫高。相反，康德的法权论最初是在基于自然法的基本义务的传统意义上展开的。[153]因此，该著作前面的法权论分类已经从“法律义务的一般分类”开始，其中包含了乌尔比安的三条法律规则：诚信生活（honeste vive）、勿害他人和各得其所（suum cuique tribue），并系统地将其与康德的权利证立、私法和公法三个体系部分深入联系起来。[154]更重要的是，康德在从自然状态向国家状态过渡的过程中——用康德的术语来说，就是从“私法”的自然状态，进入到“公法”的“公民状态”[155]——被一项重要的义务所掩护：康德假设，个人有义务建立一个国家，以便以法律形式保障在私法状态，也即前市民法时代仅暂时存在的个人权利。[156]

但是，与普芬道夫的自然法不同，康德的自然法不是基于尤其是诸如合同履行的义务等自然法下的基本义务，而是基于前国家的规范性权利，这些权利也优先于建立国家的义务。尽管康德的法权论的内容是自然法的传统，但它是一个重大的创新，因为它不仅假设了这些前国家权利——与霍布斯或洛克不同[157]——而且还在法律伦理的自由原则上使其确立，从而使它们成为以它们为基础的整个国家机器的基础和边界。[158]为此，有必要重温康德上述关于权利证立、私法和公法的三方总体构想。在迄今为止讨论的第一阶段——如我们所见——客观法是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分析命题建立起来的。但这一客观法原则与主观法（权利）的关系如何呢？答案可以在康德法权论的第二阶段找到。“私法”是适用于前自然状态的社会秩序的缩影。其体系源于紧随上述法律义务分类之后的“一般权利分类”，在其中康德首先区分了客观法与主观法（权利），以使后者被定位为“使他人负有义务的道德能力”，并且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先天权利，被称为“内在于你我的”权利，另一类是后天权利，或者“外在于你我的”权利。[159]

重要的是，康德在“内在于你我的”之下只包含了一种先天权利——外在自由[160]——，整个“外在于你我的”也是通过超验哲学的方式衍生出来的。与最初的表象相反，对康德而言，这不仅包括“占有”或者所有权，[161]而且通过对所有权概念的抽象概括，还包括作为先验（a priori）综合法律的自然私法的全部法律材料。[162]具体而言，这意味着康德不再像普芬道夫那样，只在平等契约的框架内承认对物权和对人权，也不再在单独的“义务章节”中排除婚姻、家庭和家庭共同体以及国家的支配关系，而是完全以权利概念为基础，将其分类为对物权，对人权以及物权性对人权（dinglich-persönliche Rechte）权，或者“有物权性质的对人权（auf dingliche Art persönliche Rechte）”权利。[163]后一类——“作为法律天空中的一个新现象”[164]——首次将三个家庭法的共同体[﹡]纳入其中，作为基础的是权利，而非义务，即将“自己以外的人视为自己的人”的权利。[165]因此，作为权利概念基础的外部自由原则成为整个前国家私法的核心正当性来源。

最后，这同样适用于第三层次的国家建立的公法。这是因为，康德认为，在先国家状态中获得的权利，最初只具有临时效力，只有在政治契约缔结之后，这些权利才能在国家状态中获得完全的正当性。[166]只有在国家状态中，与严格的权利概念相关的强制权能才会被得到公意支持的制定法所证明是合理的。[167]因此，“公法的假设”来自作为分析命题的自然私法，其——与关于内部自由的绝对命令平行——也可以被解释为积极的外部自由原则，与抵御他人恣意的消极层面并列：[168]“在与所有其他人不可避免的共存状态中，你将从这种状态[即自然私法]进入一种法律状态，即分配正义状态。”[169]但是，公法不应当从原则上改变前国家私法的内容，以及对交换正义原则的排他性取向——“私法的实质在两者中是相同的”。[170]因此，正当的国家任务从根本上说仅限于保护在前国家状态下通过一般法律强制手段获得的私人权利。[171]康德认为，最佳国家是以法律形式最大限度地实现公民外部自由的国家。因此，康德被正确地视为现代自由主义法治国的奠基人，是任何形式的国家家长主义的反对者。[172]在普芬道夫身上依然可见的专制主义福利国家的理想遭到了断然拒绝。[173]公民的外在自由必须作为一种权利受到保护，它同时决定了法律秩序的合理性、形式和界限。

无论人们是否遵循这一关于外在自由的合理性特征的论证，康德至少都为这一证明奠定了基础，即，如果权利构成法律秩序的规范合理性基础，就不能从结果主义或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证立，即不能从超越法律的目的或整体社会利益来证立。[174]这一思想直至今日仍构成意志理论的哲学核心。这是因为，结果主义，尤其是功利主义学说的一个特点，是只根据行为的后果或行为人的利益或所有人的最大共同利益来判断与道德相关的行为。[175]这样，权利的自由价值就会被行使权利的客观利益所吸收。然而，根据康德的法权论，这样的论证是站不住脚的；它从一开始就忽略了权利的规范性内在价值。诚然，结果主义可以从权利对整个社会的效用来解释权利的重要性。[176]但是，这种解释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即，权利的价值恰恰在于权利客体独立于外在的决定，并且，自由处分即使特别是在无用甚至有害的情况下也应受到尊重。以自由负责的方式伤害自己的可能性，是康德法权论中所固有的。它——正是由于外部自由与内部自由的关系——恰恰是自我负责地行使自由的缩影。[177]相反，从结果主义的角度来看，即使违背个人意愿，也没有内在的理论理由不保护个人利益，且不允许法律上的家长主义干预。[178]

康德的主要成就，也是至今关于权利概念的争论特点，就是将早期启蒙运动中仍然孤立的自然个人权利、外在自由、私法上的处分权和国家的正当范围等个别方面整合为一个关于权利和国家的综合规范理论。[179]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权利在辩论中的性质：普芬道夫认为权利只是合同理论在法律技术上的结果，没有独立的规范力量，而康德则赋予其完全的人权性质（menschenrechtlicher Charakter）。在康德那里，权利的形式本身成为法律和国家思想的规范本质。[180]因此，自然法的理念超越了其自身：在自由概念的基础上，康德不仅超越了古典-目的论的自然法，同时还从人的先验理性本性出发重新创立了自然法。无论人们是否认为这一思想是可行的，它都决定了关于权利概念的讨论，以及直到今天人们对其所抱有的政治和哲学期望。如果没有康德的直觉，即权利——如果存在的话——只能作为每个人基于自由的、与生俱来的权利而存在，那么法治国、人权和基本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就没有合理性基础。权利在现代法律、国家和道德论述中的核心地位，即使是对这一概念的合理批判也不能再被取消。

3. 义务绑定性，权利与自由的统一以及霍菲尔德式谬论

霍布斯将权利视作个体自由的结果，但是未将其视为与义务相绑定的、并且欠缺规范性排他效力，而普芬道夫则几乎颠倒了这一状态，将权利与义务，而非是权利与自由视为必然同属一体，[181]而康德则在其基于规范-自由的权利概念的基础上，首次实现了权利、义务与自由的完全统一。之所以能够实现此点，是因为通过假定自由受到他人自由的内在限制，自由的概念具有了规范性，这样一来，个人的自由领域似乎与专门分配给他们的权利和义务领域相一致，因而可以无漏洞地相互划分。[182]

因此，开头提出的四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在康德看来，承认权利的法律伦理理由——即第一个问题——并非来自于在权利概念之前的他治义务学说或者利益学说，而是源自于权利概念所立基的自由本身的规范价值。康德的权利概念的基础，实际上是一个乍看起来似乎自成一体的规范体系或者“法律范式”，以权利享有者的自治、处分与恣意自由为基础，并且与普芬道夫的自然法有着根本不同，后者尽管与自由相关，但是以义务为基础，而且是他治的，总而言之并没有完全的规范整合。[183]权利概念的规范性要求的根本区别，也影响到对于权利的义务绑定性的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与霍布斯相反，普芬道夫的义务绑定似乎仅仅是理解权利概念的实际需要的分析结果，其方式是排除冲突义务的可能性，而在康德那里，它发展成为一种体系必然性：权利应当与义务绑定，因为他人的自由对所有权利的内在限制保证了各自法律领域的排他性，以及相应的不作为义务和容忍义务的存在。因此，康德明确将“相应的义务”[184]作为权利概念的先决条件，甚至从义务的排他性或领域性中得出义务不可能冲突的逻辑结果：“因为……两个对立的规则不可能同时是必要的，但如果按照其中一个规则行事是义务，那么按照相反的规则行事不仅不是义务，甚至是违背义务的：因此，义务和责任的碰撞是不可想象的（obligationes non colliduntur）”。[185]第三和第四个问题也可以按照这个体系来解决。因为康德恰恰将自由的原则视为证立权利的（rechtsbegründend），并将个人的权利与自由领域视为一致，那么，尽管他承认义务绑定性，但显然没有必要将权利与自由区分开来。因此，与普芬道夫相反，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必须是否定的，这样，在相反的条件下，康德也不会出现与作为第四个问题主题的外在自由或自治相矛盾的情况。

然而，康德的权利体系只有在一个先决条件下才是可行的：即权利与自由在法律支持下的等同实际上是合理的。否则，第三个问题“权利与自由的必然分离”就应当得到肯定的回答——其结果必然是与第四个问题中权利证立的自由基础相矛盾。行文至此，我们应该已经清楚，康德的权利证立是基于上述意义上的霍菲尔德式谬论，尤其在这关键点上。康德试图从外在自由的概念中推导出与义务绑定的权利，或者运用外在自由的概念，从而在规范上有效、明确地划分个人的自由或权利范围。但是，这两者都是不可能的，当我们再次审视康德的权利概念及其根据普遍法则对所有人的恣意加以兼容的标准时，就会明白这一点。尽管正如绝对命令一样，这一表述不能因其形式主义而被视为空洞，因为它至少意味着对法律规定内容的内容上的三个最低要求：它们必须普遍、平等且相互有关（wechselbezüglich）地适用于所有人。[186]因此，康德的权利概念非常适合排除不承认所有人享有平等自由权利的法律结构：“法律自由就是平等自由。法律不承认特殊待遇（Privilegien）[﹡]；因此，权利和义务关系中的当事人原则上必须是可以互换的。”[187]康德的权利状态的理想状态是由权利平等的自由人组成的市民的“私法社会”， 他们通过自由承担责任的方式缔结合同，在适用交换正义原则的情况下相互接触，或在受到损害时相互赔偿。[188]

但这具体意味着什么呢？即使一方合同当事人没有权利平等的机会实际自由决定合同的缔结和内容，形式上的合同正义是否仍应受到保护？[189]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仅符合康德的权利概念，而且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甚至有必要采取有利于弱势一方的保护措施，以使其有权利平等的机会参与私法交易，并使其能够首先使用康德意义上的自由。[190]在此无需对此类实质性保障措施的可允许性加以结论性讨论，但已经从其可能性中得出，康德的权利概念绝非规定法律秩序的特定形式，而是与一系列法律安排相容的波段（Bandbreite），其包括最低限度国家干预（例如保护未成年人和无行为能力人）的极端自由的私法社会，也包括国家干预权能极大（为平等使用自由创造条件）的“社会”特征更为明显的社会宪法，足够为平等的自由使用创造先决条件。[191]康德权利概念的这种规范开放性因其所依据的正义形式之间的关系而得到进一步强调。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康德那里，私法从根本上说只受制于交换正义（iustitia commutativa vel correctiva）。[192]但是，根据公法原则，国家有义务遵循分配正义，[193]因此，即使在不考虑根据分配正义的标准事先分配平等参与权的情况下，是否有可能保障分配正义这一有争议的问题上，分配正义也凌驾于交换正义之上。[194]总之，仅仅先验地从自由概念中推导出权利与自由的明确、无漏洞的相互界限，康德式权利概念的这一主张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仅仅是因为自由概念不包含两者相互限制的明确标准。[195]相反，即使对康德而言，自由也只有在其界限通过构成性的至少是略带分配性的国家决定，而被赋予规范性的隐含条件下才会成为一种权利。康德也认为，任何权利都不是从单纯事实上的自由中产生的。

就此而言，康德的法权论应该受到批判，因为它没有揭示权利概念的这一规范性隐藏条件，或者说，根据其自身的主张，它根本无法揭示这一隐藏条件。康德的权利概念的要点恰恰在于其排他性，它将权利证立的效力转移到个人自由上，并在此基础上似乎解决了自然法的正当性问题。然而，这种方法最终并不奏效，这不仅表现在实际无用的后果上，如前面提到的否认义务冲突的存在，还表现在相应的分析缩略中，例如矛盾地在权利与自由之间交替使用许可法则（Erlaubnisgesetzes）与许可的概念，在规范逻辑上对应未被保障的自由。[196]康德在上述勿害他人的基本义务的背景下，最接近于洞察自由冲突的可能的不可解决性，他指出，履行这一义务甚至可能迫使我们完全离开人类社会，为了不伤害任何人——“你是否也必须放弃与他人的一切交往，避免与任何人为伍”[197]——以便最终从人类共存的必然性中得出：根据分配正义原则建立一个国家的义务。[198]然而，鉴于康德的法权论主张，这些方法都失去了意义，因为康德的法权论与无涉权利的空间和受规范保障的个人权利领域之外不可避免的损害后果并不相容。

4. 康德的权利概念的继受与结果

康德的法权论为权利理论造成了困境。一方面，从自由概念推导出相互限制的权利和义务领域的设想在结论上显然是不可行的。但另一方面，与此相关的规范性主张，即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证明受义务保障的（pflichtbewehrt）权利，仍然没有受到影响，并成为整个后康德法权发展的特点，尤其是意志理论的出现。这导致了一种矛盾的继受史：一方面，康德的智力成果自19世纪以来在概念和体系上对法律思维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以至于普芬道夫等早期的体系设想被遗忘。另一方面，康德概念外表之下往往隐藏着非常不同的、他治的正当性模式。[199]

首先，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康德确实对19世纪的法律体系构造在内容上产生了决定性影响。[200]1800年左右尤其是在私法中出现的法律“体系问题”的基本问题，除了已经讨论过的作为法律秩序基本概念的权利，和意志理论或利益理论的问题之外，首先是私法与公法的分离，以及私法法律材料在潘德克顿体系新形式中的编排问题，与古典法学阶梯体系不同的是，该体系并非仅以物，债与人的三种类别为基础，而是通过前置总则编，并将继承法排除在物权法之外，扩充为五编。[201]现在看来，将所有这些发展归因于康德法权思维的影响是有道理的，因为其赋予权利以中心地位，以先国家的私法的自然法基础，以及新的物权性对人权的类别为基础，具有部分相应的规范结构。但仔细观察，情况则更为复杂，康德的法权论在观念史方面的因果关系很少能得到证实。例如，正如我们所见，权利在后康德时期并没有立即成为私法的指导概念，而是到了19世纪中叶才如此。[202]同样值得怀疑的是康德对在1800年前后变得越来越重要的私法与公法分离的影响。这种对比在《道德形而上学》问世前几十年就已成为彼时体系辩论的特点，因此很难想象康德晚期的“私法的自然起源的清晰自然法学说”为何对其实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03]最后，潘德克顿体系的产生也是追溯到共同法与自然法传统的结合，而不是康德自由哲学在观念史上的胜利。[204]

因此，与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对康德法权论富有成果的继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19世纪以来，德国法学对康德法权论的矛盾继受几乎被解释为一种思想史遗产的“偏离”，这并非毫无道理。[205]然而，这只是硬币的一面，因为无论康德权利理念在内容上的可实现性多么有限，与之相关的规范性主张（Normative Anspruch）仍然惊人地有效，其规范性主张认为权利不仅具有分析-事实的，而且也具有规范上合理性的意义，该意义不能建立在他治的义务秩序之上，而只能建立在权利享有人的自我设限的自由之上。这一思想不仅是意志理论以及有效的宪法基本权利保障与法治国保障的基础，而且还可以解释公法与私法的二元论在法律理论中的持久存在，以及现代私法论述的特点，即以形式自由为基础的“私法社会”的可能性的信念。[206]尽管自19世纪以来，私法中的实际价值组成已经被无数的他治价值所渗透，后者又因为分配或家长主义推动的法律设立与法律创制行为而倍增，但这一设想仍然是一种模范。[207]言过其实地说，康德的自由理想与今日的教义学私法相遇，后者的价值组成更符合普芬道夫的规范折中主义，而不是康德所假定的规范统一性。人们之所以通常认识不到这一点，是因为康德法权论具有非凡的规范力量。但恰恰是这种视觉上的错觉——康德相信纯粹自由能够证立权利——导致了霍菲尔德式谬论的可能性。没有康德，就不会存在后者。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看一下开头提到的当前权利概念讨论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在接受不与权利绑定的义务同时承认权利的义务绑定性、权利与自由相分离的敷衍实施、意志理论与利益理论之间充其量以虚假的和平告终的冲突，承认权利所实际依据的他治价值组成，与康德规范理想之间的矛盾昭然若揭。因此，承认权利的义务绑定性，尽管符合自普芬道夫以来通行的，并且在康德处也是作为基础的权利概念的理解。但是，康德的权利概念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始终承认权利与义务是一致的，即只有在相应的权利基础上才能产生完全义务。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现代法律理论偏离了康德的学说，因为它也承认不与权利绑定的义务，但并没有放弃法律思维应以权利概念而非义务概念为基础的主张。[208]这也适用于权利与自由的分离，这在现代法律理论中得到了贯彻，但在概念上却模糊不清，因为它阻碍了康德的主张，即自由仍有可能具有证立权利的效力。最后，意志学说与利益学说之间的争论仍然指向道义论伦理学与结果主义伦理学之间的对立，因此，康德法权论的实质正当化效果在这一背景下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而这种不同的法律实践则将众所周知的所有人的利益，而非自由意志，作为法律和社会秩序的真正目的。

关于权利理论，康德的法权论究竟是被视为“范式转换”，是与前批判自然法相比的革命性创新，还是继承了自然法的传统，因而普芬道夫及其同时代的人才应当被视为现代权利理论的真正创始者？行文至此，真相可能就在中间。一方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普芬道夫已经在自然法基本义务的层面下发展出了一种有区别的权利理论。即使在旧的福利国家，权利与义务之间也存在着看似现代的关联。但是，直到康德那里，权利的概念才通过与自由的规范性联系而激进化，以至于其优先于义务的地位现在看来是体系所必需的。然而，这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丧失了分离权利与自由的洞察力，其今天仍以霍菲尔德式谬论的形式成为法律思想的特征。因此，在普芬道夫与康德之间，可能既没有思想史上的根本性断裂，也没有一脉相承的连续性。一方面，普芬道夫发展了权利的基本分析结构，并为康德的法哲学奠定了基础，而康德的法哲学在许多情况下仍具有自然法的特征。另一方面，将法律体系构建为一个以自由为基础的权利体系，无疑是康德的功劳，尽管必要地排除他治判断存在种种困难。因此，康德创造了现代性典范的法理论。

展望：权利作为现代的法律范式

本文的目的是将权利理论从普芬道夫到康德的发展，解释为权利思维变化的标准（Gradmesser），这种变化不仅仅涉及在概念上认可权利。相反，从普芬道夫到康德的转变的核心是一些不太明显的东西：权利的意义是，作为社会秩序的规范基础，将社会性的应为（Gesollte）的普遍性，与在个人恣意的行使中的特殊性加以识别，从而主张通过将后者绝对化以消除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矛盾。[209]这种矛盾，即个人理性与不再被视为必要的、而是作为可以塑造的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是哲学现代性的基本问题，直到康德才通过将法律体系重构为以主观法（权利）为基础的私法体系，给出了典范的现代答案。这最终清楚地表明了为什么康德对权利概念理论的贡献至今仍然无可替代，尽管对其规范上可证立性存在种种疑问：它是现代性哲学话语不可还原的基本组成。因此，无论普芬道夫是否是更好的法学家，甚至是比康德更好的法理论家，都无法回到普芬道夫那里。

然而，哈贝马斯认为，康德哲学的特殊现代性在于，它没有将“理性内部的差异、文化内部的形式划分，这些领域的划分在总体上作为一种分裂”，因此简单地忽略了主体性原则及其内在的自我意识的结构是否足以作为规范取向的来源”的问题。[210]这个问题也是权利理论所面临的。这是因为，整合以个人恣意为基础的整个体系要付出高昂代价：因为不可能在先验法律理论和经验法律科学之间加以调解；[211]因为法理论中的他治的、分配的以及家长主义的价值评价的外部压制；[212]最后是因为当在康德基础上建立现行法的他治内容被证明是不可能时，转向了法律实证主义。[213]无论康德的权利概念是否复兴，权利理论也将因此应当在未来处理康德遗产中有问题的一面，并可能在此过程中回到普芬道夫权利理论的分析基础上来。

【注释】

[*] 译者注：在德语中，“Recht”一词兼具权利与法的两层含义，一般加上“objektiv”和“subjektiv”的前缀以表区分，汉语译作通常对译为“客观法”与“主观权利”。但是既然在汉语中“法”与“权利”并非一词，直接将“subjektives Recht”意译为“权利”即可，无须保留“主观”的冗余前缀。原文特别强调“主观”前缀之处，译文翻译为“主观法（权利）”。

[1] Hohfeld, Some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 23 Yale L.J. 16 ff. (1913).

译者注：中译本参见[美]韦斯利·霍菲尔德：《司法推理中应用的基本法律概念》（修订译本），张书友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37-90页。

[2] 相关总结，参见Singer, The Legal Rights Debate in Analytical Jurisprudence from Bentham to Hohfeld, 1982 Wis. L. Rev. 975 (986 ff.); Alexy, Theorie der Grundrechte, 3. Aufl. 1996, S. 187 ff。

译者注：辛格（Singer）的论文是理解本文的重要前提。辛格指出：霍菲尔德纠正了“从自由推导出权利”的逻辑错误，但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全面拒绝了自由主义法学家所采取的涉己行为元理论（meta-theory of self-regarding acts）。为了化解行动自由与安全（security）之间的矛盾，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上半叶，古典分析法学家试图通过涉己行为元理论指导立法者在行动自由和安全之间做出抉择，以此描述和论证法律规则、化解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并正当化现行法律体系。根据涉己主义元理论，公民只有在不伤害他人的范围内才享有行动自由，但是这无法合理解释“法律上无可救济的损害（damnum absque iniuria）”问题，不能从损害事实中推导出权利被侵害。相反，霍菲尔德将法律上的自由（legal liberty）定义为自在地（freedom）伤害他人。一个人合法享有自由时，相对人便对其没有合法权利，也就不具有安全。自由不再局限于防止他人受到伤害的必要范围。而在自由的相互冲突中，结果不是由法律规则决定，而是由权力斗争决定的，国家在此保持中立。权利是由一种根本冲突的政治和法律理论所正当化的。法律决定不是由权利的内在逻辑所正当化的，因为权利本身包含着自由行动和安全之间的冲突原则。立法者经由潜在的政策和道德考量之后，在自由和安全之间做出抉择，规则因此被证成。必须在个案中独立运用功利主义计算以证成特定规则的合理性，不能寄希望于一种抽象的非冲突的权利理论。总之，霍菲尔德揭示了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基本矛盾，是法律现实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3] Hohfeld, 23 Yale L. J. 16, 30 ff. (1913). 霍菲尔德的相关性图表系借鉴自阿列克西，参见Alexy, Theorie der Grundrechte (Fn. 2), S. 188。

[﹡] 译者注：霍菲尔德术语中的“权利（right）”只对应德国民法理论体系中的“请求权（Anspruchsrecht/claim）”，所有权等权利并非纯粹的权利类型，可能是请求权、自由、权力（power）和豁免（immunity）等组合成的权利束（bundle of rights）。Hohfeld, Some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 23 Yale L.J. 32. (1913); Marietta Auer, Der privatrechtliche Diskurs der Moderne,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4, S. 56, 120ff.

[﹡] 译者注：“特权”在字面上一般指：特别的、特殊的权利或权力，不同于“privilege”一词在霍菲尔德术语中的特殊含义“无义务”，需要加以甄别。

[4] Hohfeld, 23 Yale L. J. 16, 30 ff. (1913).

[5] Hohfeld, 23 Yale L. J. 16, 33 (1913).

[﹡] 译者注：这就是著名的小虾沙拉问题（the Shrimp Salad Problem）：“如果ABCD皆为小虾沙拉的主人，他们可对我说：‘你想吃沙拉尽可以吃；我们许可你吃，但并不保证不干预你。’那么我享有特权，我若成功地吃到沙拉，并不侵犯任何人的权利；同样一目了然的是，若某甲紧紧攥住盘子使我吃不到沙拉，他也不曾侵犯我的任何权利。”参见[美]韦斯利·霍菲尔德：《司法推理中应用的基本法律概念》（修订译本），张书友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60-62页；王涌：《私权的分析与建构——民法的分析法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79页。

[6] Singer, 1982 Wis. L. Rev. 975 (1056); Alexy, Theorie der Grundrechte (Fn. 2), S. 205.

[7] 基本文献，参见Singer, 1982 Wis. L. Rev. 975 (1025 ff.)，尤其是关于在法律上无可救济的损害（damnum absque iniuria）的问题，也即由于欠缺赔偿请求权而不能获赔的损害，这往往是法律秩序——例如在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情况下——所允许的。

[8] 关于这一体系构想自十九世纪以来的发展，参见下文（一，2.）。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可参见 Kelsen, Reine Rechtslehre, 2.Aufl. 1960, S. 130：“人们通常将作为主观法（subjektives Recht）的权限（Berechtigung）与法律义务（Rechtspflicht）相对，并将其置于首要位置。人们在法律领域中谈论权利与义务，而非在道德领域中那样讨论义务与权利，在道德领域中更多地强调义务而非权利。在法（Recht）的阐释中，权限具有如此突出的位置，以至于义务几乎消失在它的背后，甚至与形成法律秩序的规范体系使用同一语词：‘Recht’。”译者注：原文省略了标注着重号的部分。

[9] 关于人权思想发展的大量文献无法在此讨论；例如参见Oestreich, Geschichte der Menschenrechte und Grundfreiheiten im Umriß, 2.Aufl. 1978; Garber, Vom „ius connatum“ zum „Menschenrecht“, in: Brandt (Hrsg.), Rechtsphilosophie der Aufklärung, 1982, S. 107 ff.

[10] 在这个意义上，尤其是Ikadatsu, Der Paradigmawechsel in der Privatrechtstheorie und die Neukonstruktion der Vertragstheorie in seinem Rahmen – Pufendorf, Wolff, Kant und Savigny, 2002, S. 1 ff., 76 ff.; 此外，Hruschka, Kants Rechtsphilosophieals Philosophie des subjektiven Rechts, JZ 2004, 1085; Unberath, Die Bindung an den Vertrag – Zur Bedeutung Kants für die neuere Diskussion um die Grundlagen des Privatrechts, in: Byrd/Joerden (Hrsg.), Festschrift für Joachim Hruschka, 2005,S. 719 ff.; 同一作者, Die Vertragsverletzung, 2007, S. 32 ff.

[11] 这种对于康德思想的继受尤其体现在英美“权利理论（rights theory）”中；例如参见Weinrib, The Idea of Private Law, 1995以及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1971. 最近的德国法哲学文献值得一提的是：Gutmann, Paternalismus – eine Tradition deutschen Rechtsdenkens?, ZRG Germ. Abt. 122 (2005), 150 (164 ff.); 同一作者, Zur philosophischen Kritik des Rechtspaternalismus, in: Schroth u.a. (Hrsg.), Patientenautonomie am Beispiel der Lebendorganspende, 2006, 189 (216 ff.); 同一作者, Iustitia contrahentium. Zu den gerechtigkeitstheoretischen Grundlagen des deutschen Schuldvertragsrechts. Habilitationsschrift, Manuskript, München 2006, unter 2.1.1.; Ikadatsu, Paradigmawechsel (Fn. 10), S. 76 ff.; Hruschka, JZ 2004, 1085; Unberath, in: Festschrift Hruschka (Fn. 10), S. 719; 同一作者, Die Vertragsverletzung (Fn. 10), S. 32 f.

[12] 详情见下文脚注122。

[13] 详细论述参见：Denzer, Moralphilosophie und Naturrecht bei Samuel Pufendorf, 1972, S. 7 ff. und passim; Welzel, Naturrecht und materiale Gerechtigkeit, 4.Aufl. 1962, S. 130 ff.; 对此的批判性文献，参见Krieger, The Politics of Discretion, 1965, S. 1 ff.

[14] 因此尤其是Luig，Zur Übersetzung, in: Pufendorf, Über die Pflicht des Menschen und des Bürgers nach dem Gesetz der Natur, hrsg. v. K. Luig, 1994, S. 215 (217);Denzer, Moralphilosophie und Naturrecht (Fn. 13), S. 7 ff.

[15] 基本文献，Kelsen, Reine Rechtslehre (Fn. 8), S. 131; 进一步Hruschka, JZ 2004,1085.

[16] 例如Schuppe, Der Begriff des subjektiven Rechts, 1887, S. 22; Aicher, Das Eigentum als subjektives Recht, 1975, S. 17 ff.

[17] 基本文献，Windscheid, Die Actio des römischen Civilrechts vom Standpunktedes heutigen Rechts, 1856, S. 3; 现今文献例如：Hruschka, JZ 2004, 1085.

[18] 就此例如Gordley, The Philosophical Origins of Modern Contract Doctrine, 1991, S. 2 ff.; 30 ff.; Heepe, Das Recht eines jeden auf alles, ARSP 92 (2006), 534.

[19] 基本文献尤其是Cicero, De officiis. 就此例如Regenbogen/Meyer (Hrsg.),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schen Begriffe, 1998, S. 493 (“Pflicht”词条).

[20] 就此见Tuck, Natural Rights Theories, 1979, S. 13 ff.; 进一步Heepe, ARSP 92 (2006), 534; Wagner, Rudolph von Jherings Theorie des subjektiven Rechts und der berechtigenden Reflexwirkungen, AcP 193 (1993), 319 (320).

[21] 就此见Seelmann, Die Denkfigur des „subjektiven Rechts“ in der spanischen Spätscholastik, in: ate/Niewöhner (Hrsg.), Spaniens Beitrag zum politischen Denken in Europa um 1600, 1994, S. 141 ff.; Böckenförde, Geschichte der Rechts- und Staatsphilosophie, 2002, S. 326 ff.; Tuck, Natural Rights Theories (Fn. 20), S. 46 ff.

[22] 格劳秀斯在自然权利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一种跨越时间的、跨越教派的、有效的法律与道德秩序，从而革命性地改变了同一时代的实践哲学。让-巴贝拉克（Jean Barbeyrac）在为普芬道夫的《自然法与万民法》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已经如此评论。例如参见英文版本：Pufendorf, Of the Law of Nature and Nations. Eight Books, 4.Aufl., London 1729, S. 1 (79). 也参见Tuck, Natural Rights Theories (Fn. 20), S. 174 ff.; Heepe, ARSP 92 (2006), 534 (535); Wolf, Große Rechtsdenker der deutschen Geistesgeschichte, 4.Aufl. 1963, S. 253 ff.

[23] Grotius, De jure belli ac pacis libri tres, 1625, 引用自英译本R. Tuck (Hrsg.), 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 2005, I.1.4, S. 138:“权利是附着于人身上的道德品质，使人能够公正地享有或做某事。”

[24] Grotius, De jure belli ac pacis (Fn. 23), I.1.5, S. 138 f.

[25] Grotius, De jure belli ac pacis (Fn. 23), I.1.5, S. 138 m. Fn. 23:“自由是一种自然能力，它使每个人可以做他想做之事，除非强力或法律禁止。（Libertas est naturalis Facultas ejus, quod cuique facere libet, nisi quid Vi, aut Jure, prohibetur.）”

[26] Grotius, De jure belli ac pacis (Fn. 23), I.1.8, S. 142 ff.

[27] Heepe, ARSP 92 (2006), 534 (539 f.).译者注：格劳秀斯以义务作为其自然法体系的核心，因此，先有义务而后才有权利；Gebundenheit一词的原意是拘束性，而此处则强调权利与义务的相互关联，因此译为“权利的义务绑定性”。

[28] Hobbes, Leviathan, 1651, hrsg. v. R. Tuck, 1996.

[29] Grotius, De jure belli ac pacis (Fn. 23), I.1.10.1, S. 150.

[30] 全部引用自Hobbes, Leviathan (Fn. 28), Kap. 14, S. 91.

[31] 就此见Heepe, ARSP 92 (2006), 534 (536 ff.).

[32] Heepe, ARSP 92 (2006), 534 (544 f.).

[33] Heepe, ARSP 92 (2006), 534 (545 ff.).

[34] Hobbes, Leviathan (Fn. 28), Kap. 13, S. 90.

[35] Ikadatsu, Paradigmawechsel (Fn. 10), S. 1 ff., 11 ff. 以及Unberath, Die Vertragsverletzung (Fn. 10), S. 56特别强调了在普芬道夫著作中的义务至上。

[36] 在洛克的著作中，权利概念至上尤为明显，尤其是在其著名的所有权理论中；参见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hrsg. v. P. Laslett, 1988, II.3, S. 285 ff. 关于Thomasius，例如参见Welzel, Naturrecht und materiale Gerechtigkeit (Fn. 13), S. 164 ff.; 对于Wolff: Luig, Die Pflichtenlehre des Privatrechts in der Naturrechtsphilosophie von Christian Wolff, in: Behrends/Diesselhorst (Hrsg.), Libertas. Grundrechtliche und rechtsstaatliche Gewährungen in Antike und Gegenwart, 1991, S. 209 (210, 260 f.).

[37] 这不仅是在德国（见下文脚注45），也是英美地区的“古典法律思想”的全面发展；就此例如参见Kennedy, Three Globalizations of Legal Thought: 1850–2000, in: Trubek/Santos (Hrsg.), The New Law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2006, S. 19 (21, 25 ff.).

[38] Tuck亦认为如此, Natural Rights Theories (Fn. 20), S. 2.

[39] 就此见Wagner, AcP 193 (1993), 319 (321 ff.); Gutmann, Iustitia contrahentium (Fn. 11), unter 2.1.1–2.1.4.

[40] 就此见Wagner, AcP 193 (1993), 319 (321); Gutmann, Iustitia contrahentium (Fn. 11), unter 2.1.3 m.w.N.

[41] 一方面见H.L.A. Hart, Essays on Bentham, 1982, S. 181 ff., insbes. 183; Dworkin,Taking Rights Seriously, 1977, S. 184 ff.; 另一方面见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1986, S. 165 ff.; MacCormick, Rights in Legislation, in: Hacker/Raz (Hrsg.), Law,Morality, and Society. Essays in Honour of H.L.A. Hart, 1977, 189 ff.; 就此见Wagner, AcP 193 (1993), 319 (321); Gutmann, Iustitia contrahentium (Fn. 11), unter 2.1.3.

[42] Gutmann, Iustitia contrahentium (Fn. 11), unter 2.1.3; Wagner, AcP 193 (1993), 319 (322).

[43] Savigny, System des heutigen römischen Rechts, Bd. 1, 1840, S. 7.

[44] Windscheid/Kipp, Lehrbuch des Pandektenrechts, Bd. 1, 9.Aufl. 1906, § 37, S. 156.

[45] 部分内容在普赫塔的著作中已经出现，但后来在温德沙伊德的著作中又有了更积极、外在的含义；就此参见Björne, Deutsche Rechtssysteme im 18. und 19.Jahrhundert, 1984, S. 146, 203 ff., 213 ff., 230 ff., 277.

[46] Savigny, System (Fn. 43), Bd. 1, S. 7; 就此也参见Hammen, Die Bedeutung Friedrich Carl v. Savignys für die allgemeinen dogmatischen Grundlagen des Deutschen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 1983, S. 24 ff.; Björne, Deutsche Rechtssysteme (Fn. 45), S. 154 ff.; Gutmann, Iustitia contrahentium (Fn. 11), unter 2.1.1, jeweils m.w.N.

[47] Windscheid, Die Actio des römischen Civilrechts (Fn. 17), S. 3 (Hervorhebung dort).

[48] v. Tuhr, Der Allgemeine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Bd. 1, 1910, § 1, S. 54.

[49] 这种后果首先体现在英美自由主义中，在该意义上尤其是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1974, S.IX, 51 ff. und passim.

[50] 特别参见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Fn. 49), S. 149 ff.; 卡纳里斯的论述也是基础性的，参见Canaris, Die Bedeutung der iustitia distributiva im deutschen Vertragsrecht, 1997, S. 35, 44 ff., 75 ff., 119.

[51] 基础文献，Böhm, Privatrechtsgesellschaft und Marktwirtschaft, Ordo 17 (1966), S. 75 ff. 最近，私法理论文献中愈发频繁地使用这一术语；例如参见Riesenhuber (Hrsg.), Privatrechtsgesellschaft, 2007, passim; Bydlinski, Das Privatrecht im Rechtssystem einer „Privatrechtsgesellschaft“, 1994, S. 62 ff.; Canaris, Verfassungs- und europarechtliche Aspekte der Vertragsfreiheit in der Privatrechtsgesellschaft, in: Badura/Scholz (Hrsg.), Festschrift für Peter Lerche, 1993, S. 873 ff.; ders., Die Bedeutung der iustitia distributiva (Fn. 50), S. 66; Zöllner, Die Privatrechtsgesellschaft im Gesetzes- und Richterstaat, 1996, S. 20 ff.

[52] v. Jhering, Geist des römischen Rechts auf den verschiedenen Stufen seiner Entwicklung, 3. Teil, 1. Abteilung, 5.Aufl. 1906, S. 350.

[53] v. Jhering, Geist des römischen Rechts (Fn. 52), 3. Teil, S. 339; 详见Wagner, AcP 193 (1993), 319 (322 ff.); Gutmann, Iustitia contrahentium (Fn. 11), unter 2.1.3.

[54]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Fn. 41), S. 166; dazu auch Gutmann, Iustitia contrahentium (Fn. 11), unter 2.1.3.

[55]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Fn. 41), S. 176, 191.

[56] 基本文献，Gutmann, in: Schroth u.a. (Hrsg.), Patientenautonomie (Fn. 11), S. 202 ff.; ders., Iustitia contrahentium (Fn. 11), unter 2.1.4.

[57] 引用自Zitat bei H.L.A. Hart, Introduction, in: Benth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hrsg. v. J. H. Burns/H.L.A. Hart, 1970, S.XXXV.

[﹡] 译者注：边沁只是拉开了权利批判观念史的序幕，这一历史从十九世纪的卡尔·马克思和二十世纪的霍菲尔德对权利概念的批判性解构，一直延伸至现代的权利利益理论。马克思将边沁的直觉（即对前国家权利的证立最终必然等同于不可接受的形而上学）与对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尖锐批评结合起来。霍菲尔德的批评距离利益理论仅一步之遥。利益理论不承认整个前实证的、以自治为基础的、理性法的个人权利的上层建筑（Überbau），拒绝不考虑潜在的利益关系和效用关系而根据字面上的意志原则证立权利，最终将导致权利概念的解构。Vgl. Marietta Auer, Der privatrechtliche Diskurs der Moderne,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4, S. 55ff.

[58] 从批判性法律研究运动的角度分析权利概念，见Kennedy, A Critique of Adjudication, 1997, S. 299 ff.; 关于观念史的影响，见Hohfelds Horwitz,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 1870–1960, 1992, S. 152 ff.

[59] 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通过“补充性实质标准”的局限性显而易见，例如见Canaris, Die Bedeutung der iustitia distributiva (Fn. 50), S. 51 ff., 75; 同一作者, Wandlungen des Schuldvertragsrechts – Tendenzen zu seiner „Materialisierung“, AcP 200 (2000), 273 (285 ff., 296 ff.). 此外众所周知的是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Fn. 49), insbes. S. 26 ff.

[60] Gutmann, in: Schroth u.a. (Hrsg.), Patientenautonomie (Fn. 11), S. 202 ff.; ders., Iustitia contrahentium (Fn. 11), unter 2.1.3. 这也适用于“结合理论”，其仍然明显基于这两种学说的要素，见下文脚注70。

[61] 例如见Hart, Essays on Bentham (Fn. 41), S. 164 ff.;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Fn. 41), S. 170 ff.; Kelsen, Reine Rechtslehre (Fn. 8), S. 130 ff.; 相反，有所批判者，Heepe, ARSP 92 (2006), 534 (538 ff.).

[62]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Fn. 41), S. 170 ff.; Heepe, ARSP 92 (2006), 534 (539).

[63] 例如见Scherzberg, in: Erichsen/Ehlers (Hrsg.),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13.Aufl. 2006, § 11, S. 332 ff. (338); ders., DVBl. 1988, 129 (132); Maurer,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16.Aufl. 2006, § 8 Rz. 6 ff., S. 166 f.; Forsthoff, Verwaltungsrecht, 10.Aufl. 1973, S. 185 ff., insbes. 188 f.

[64]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Fn. 41), S. 171.

[65]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Fn. 41), S. 170 ff.

[66] 例如见Alexy, Theorie der Grundrechte (Fn. 2), S. 171; Wagner, AcP 193 (1993), 319 (343); Hart, Essays on Bentham (Fn. 41), S. 164 ff. 相反，已经正确批判的是Bierling, Zur Kritik der juristischen Grundbegriffe, Teil 2, 1883, S. 49 ff.

[67] Alexy, Theorie der Grundrechte (Fn. 2), S. 171 ff., 211 ff. 狭义上的权利与请求符合《民法典》第194条中请求权概念的法律定义，即“请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

[68] Alexy, Theorie der Grundrechte (Fn. 2), S. 203 ff.

[69] 详细论述，参见Alexy, Theorie der Grundrechte (Fn. 2), S. 187 ff.

[70] 遵循此者，例如Regelsberger, Pandekten, Bd. 1, 1894, § 14, S. 74 f.; Enneccerus/Nipperdey,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1. Halbband, 15.Aufl. 1959, § 72, S. 428 f.; 近代以来见Larenz/Wolf,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8.Aufl. 1997, § 14 Rz. 10 ff., insbes. 18 f., S. 272 ff. 对于公权利的基本文献，见Jellinek, System der subjektiven öffentlichen Rechte, 2.Aufl. 1919, S. 44 f.; 新时代以来例如Maurer (Fn. 63), § 8 Rz. 2, S. 164.

[71] Jellinek, System der subjektiven öffentlichen Rechte (Fn. 70), S. 44.

[72] Gutmann, in: Schroth u.a. (Hrsg.), Patientenautonomie (Fn. 11), S. 203 f.; ders., Iustitia contrahentium (Fn. 11), unter 2.2.3.; 类似的，Canaris, Die Bedeutung der iustitia distributiva (Fn. 50), S. 44.

[73] Gutmann, Iustitia contrahentium (Fn. 11), unter 2.1.3.

[74] 尤其如此者，Ikadatsu, Paradigmawechsel (Fn. 10), S. 1 ff., 76 ff.

[75] 关于普芬道夫学说的历史前提与中介性质，详见Denzer, Moralphilosophie und Naturrecht (Fn. 13), S.VIIf., 2 ff., 7 ff.; 此外参见Krieger, The Politics of Discretion (Fn. 13), S. 266 ff.

[76] 引自Denzer, Moralphilosophie und Naturrecht (Fn. 13), S. 7, 13; 彼处还有莱布尼茨对普芬道夫的严厉批评：“一个不太懂法律，且完全不懂哲学的人。（Vir parum Jurisconsultus, minime Philosophus.）”

[77] 这里引用的普芬道夫著作，除非明确指出是英文版 (Fn. 22),，否则均按照以下版本：Pufendorf, De jure naturae et gentium libri octo, 1672, in: Schmidt-Biggemann/Böhling (Hrsg.), Gesammelte Werke, Band 4, 2 Teilbände, 1998; ders., Über die Pflicht des Menschen und des Bürgers nach dem Gesetz der Natur, hrsg. v. K. Luig, 1994. 对于继受历史，见Denzer, Moralphilosophie und Naturrecht (Fn. 13), S. 10 m.w.N. 78 W.

[78] Welzel, Die Naturrechtslehre Samuel Pufendorfs, 1958, S. 19.

[79] Pufendorf, De jure naturae (Fn. 77), I.1–4, S. 13 ff.; 对于方法论上的意义，见Denzer, Moralphilosophie und Naturrecht (Fn. 13), S. 35 ff., 239 f.; 批判者，Krieger, The Politics of Discretion (Fn. 13), S. 51 ff.

[80] 尤其是Welzel, Die Naturrechtslehre Samuel Pufendorfs (Fn. 78), S. 51 ff.; ders., Naturrecht und materiale Gerechtigkeit (Fn. 13), S. 163; 对此持批判态度者，Denzer, Ethik und Recht im deutschen Naturrecht der zweiten Hälfte des 17.Jahrhunderts, in: Blühdorn/Ritter (Hrsg.), Recht und Ethik. Zum Problem ihrer Beziehung im 19.Jahrhundert, 1970, S. 103 ff.; ders., Moralphilosophie und Naturrecht (Fn. 13), S. 245. 也详见下文脚注98，附有进一步论证。

[81] Pufendorf, De jure naturae (Fn. 77), III.4.1–2, S. 255 ff.; ders., Über die Pflicht des Menschen und des Bürgers (Fn. 77), I.9.1, S. 86; 就此Wyduckel, Der Vertragsgedanke bei Samuel Pufendorf in seiner Bedeutung für die Konstitution von Recht und Staat, in: Geyer/Goerlich (Hrsg.), Samuel Pufendorf und seine Wirkungen bis auf die heutige Zeit, 1996, S. 39 ff.; Nanz, Die Entstehung des allgemeinen Vertragsbegriffs im 16. bis

18.Jahrhundert, 1985, S. 149 ff.; Denzer, Moralphilosophie und Naturrecht (Fn. 13), S. 89, 132 ff.; 140; Dießelhorst, Zum Vermögensrechtssystem Samuel Pufendorfs, 1976, S. 25 f.; Ikadatsu, Paradigmawechsel (Fn. 10), S. 11.

[82] Pufendorf, De jure naturae (Fn. 77), IV-VIII, S. 305 ff., 与之对立，Grotius, De jure belli ac pacis (Fn. 23), II.1–12.

[83] 也与此相似者，Ikadatsu, Paradigmawechsel (Fn. 10), S. 49; Lipp, Die Bedeutung des Naturrechts für die Ausbildung der Allgemeinen Lehren des deutschen Privatrechts, Berlin 1980, S. 141 ff.

[84] Ikadatsu, Paradigmawechsel (Fn. 10), S. 1 ff., 10 ff.; 类似的也参见Denzer, Moralphilosophie und Naturrecht (Fn. 13), S. 86; Unberath, Die Vertragsverletzung (Fn. 10), S. 56.

[85] 就此见Ikadatsu, Paradigmawechsel (Fn. 10), S. 3, 12 ff. 基于Landau, Hegels Begründung des Vertragsrechts, in: Riedel (Hrsg.), Materialien zu Hegels Rechtsphilosophie, 1975, S. 176 ff.

[86] 例如lIkadatsu, Paradigmawechsel (Fn. 10), 尤其是S. 3; Schmidlin, Die beiden Vertragsmodelle des europäischen Zivilrechts: das naturrechtliche Modell der Versprechensübertragung und das pandektistische Modell der vereinigten Willenserklärungen, in: Zimmermann (Hrsg.), Rechtsgeschichte und Privatrechtsdogmatik, 1999, S. 187 (190 ff.); Landau, in: Riedel (Hrsg.), Materialien zu Hegels Rechtsphilosophie (Fn. 85), S. 189. 据此有两条发展脉络：一方面是康德-萨维尼-《德国民法典》，另一方面是格劳秀斯-普芬道夫-黑格尔-《法国民法典》。

[87] 人道义务与合同法在系统上是平等和互补的结论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参见Pufendorf, De jure naturae (Fn. 77), III.3–4, insbesondere III.4.1, S. 256:“因此，人道的法或仁爱的法，以及人们之间的契约相互补充彼此的义务和责任。（Sic igitur lex humanitatis sive caritatis, & pacta hominum inter se officia, & praestationes mutuo velut supplent.）”

[88] 尤其如此者，Denzer, Moralphilosophie und Naturrecht (Fn. 13), S. 86 ff., 132 ff.; Ikadatsu, Paradigmawechsel (Fn. 10), S. 12 f.

[89] 例如上述已经提及的Pufendorf的一个段落, De jure naturae (Fn. 77), III.4.1., S. 256, 在此，合同被描述为在普遍人道义务被拒绝的情况下调节共存的单纯手段，关于合同法的他治性塑造，参见Wyduckel, in: Geyer/Goerlich (Hrsg.), Samuel Pufendorf (Fn. 81), S. 39 (50 ff.); Denzer, Moralphilosophie und Naturrecht (Fn. 13), S. 89, 133, 145; Ikadatsu, Paradigmawechsel (Fn. 10), S. 12 ff.

[90] 就此而言正确的是，Ikadatsu, Paradigmawechsel (Fn. 10), S. 16 ff.

[91] Pufendorf, De jure naturae (Fn. 77), IV.1, S. 305 ff. bzw. ebd., V.1, S. 445 ff.; parallel ders., Über die Pflicht des Menschen und des Bürgers (Fn. 77), I.10, S. 97 ff. bzw. ebd., I.14, S. 116 ff.

[92] Pufendorf, De jure naturae (Fn. 77), I.1.20, S. 24; ähnlich auch ebd., I.6.6, S. 73; dazu Denzer, Moralphilosophie und Naturrecht (Fn. 13), S. 129 m.w.N.

[93] “义务是指，某人出于道德必要性而必须履行、接受或容忍某事。（Obligatio est per quam quis praestare aut admittere vel pati quid necessitate morali tenetur.）”Pufendorf, De jure naturae (Fn. 77), I.1.21, S. 25; 就此见Denzer, Moralphilosophie und Naturrecht (Fn. 13), S. 85.

[94] Pufendorf, De jure naturae (Fn. 77), III.5.1, S. 262; auch schon ebd., I.1.7, S. 16.

[95] Pufendorf, De jure naturae (Fn. 77), III.6.10, S. 279 sowie ebd., III.6.12, S. 282.

[96] 这一点在《自然法与万民法》第四至第六卷的组织结构中尤为明显。相反，Ikadatsu, Paradigmawechsel (Fn. 10), S. 95–97明确区分了法学阶梯体系与19世纪以来流行的潘德克顿体系（就此见三、4以及脚注201）。但是，这种对比似乎被夸大了，因为潘德克顿体系本身就是以法学阶梯体系为基础；基础文献见Schwarz, Zur Entstehung des modernen Pandektensystems, ZRG Rom. Abt. 42 (1921), 578 ff. 因此，应当正确地承认，普芬道夫的体系至今仍在欧洲私法编纂（包括德国《民法典》）的体系中延续；就此见Wieacker, 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 2.Aufl. 1967, S. 309, 373.

[97] Pufendorf, De jure naturae (Fn. 77), I.6.6, S. 74:“当某人放弃他的权利时……（quando quis suo juri renunciat…）”

[98] 就此见Pufendorf, De jure naturae (Fn. 77), I.7.4, I.7.7, I.8.2–3, S. 88, 90 f., 99 f. 在康德将合法性与道德性分离的预设意义上，尤其是Welzel, Die Naturrechtslehre Samuel Pufendorfs (Fn. 78), S. 55; ders., Naturrecht und materiale Gerechtigkeit (Fn. 13), S. 163; Wolf, Grotius, Pufendorf, Thomasius, 1927, S. 93; dagegen Denzer, in: Blühdorn/Ritter (Hrsg.), Recht und Ethik (Fn. 80), S. 103 ff.; ders., Moralphilosophie und Naturrecht (Fn. 13), S. 245, 其指出，普芬道夫只区分了自然法与道德神学，而没有区分合法性与道德性。然而，这里的观点过于狭隘。关于这一点，请参见三.1。

[99] Pufendorf, De jure naturae (Fn. 77), I.7.7–9, S. 90 ff.

[100] Pufendorf, De jure naturae (Fn. 77), I.7.8–9, S. 91 f. 因此，只有在不完全权利方面才会出现划分，而不完全权利应服从于亚里士多德的一般正义（iustitia generalis）。

[101] 就此见前文二、2，以及脚注94、95。

[102] 普芬道夫所讨论的一个看似不与义务绑定的权利的反例——国家的刑罚请求权，根据普芬道夫的观点，不对应犯罪者的任何义务——经仔细研究证明是有问题的，因为犯罪者毕竟有义务容忍国家的惩罚权力。参见Pufendorf, De jure naturae (Fn. 77), III.5.1, S. 262; 如同Heepe, ARSP 92 (2006), 534 (546); 另一方面，让-巴贝拉克早已在对普芬道夫的评论中指出; 参见英文版本，Pufendorf, Of the Law of Nature (Fn. 22), Anm. a) zu S. 259; 类似的，Hobbes, Leviathan (Fn. 28), Kap. 28, S. 214.

[103] Pufendorf, De jure naturae (Fn. 77), III.1 ff., S. 215 ff.

[104] 就此已见前文一、3，以及脚注62。

[105] 就此见Hohfeld, 23 Yale L. J. 16, 30 ff. (1913) 以及上文Fn. 1 ff.

[106] Pufendorf, De jure naturae (Fn. 77), I.1.19–20, S. 23 f.:“然而，‘权力（potestatis）’和‘权利（juris）’这两个词之间似乎存在某种区别，前者更强调现实的存在，权利则表明某物是合法/正当获得，并且当下正被合法/正当占有。（Videtur tamen inter vocabula potestatis & juris id discriminis intercedere, quod illa magis insinuet actualem praesentiam …. Jus autem … indicat recte eam fuisse adquisitam, & recte jam obtineri.）”(S. 24).就此也见Denzer, Moralphilosophie und Naturrecht (Fn. 13), S. 129 ff.

[107] Pufendorf, De jure naturae (Fn. 77), II.2.3, S. 117:“在此处，‘权利’一词并不是指行为的法律基础，而是指行为的能力。（Hoc loco per vocabulum juris non notari legem, juxta quam agendum sit, sed facultatem agendi.）” (删除重点).

[108] Pufendorf也明确表示, De jure naturae (Fn. 77), I.6.10, S. 76; 就此见Heepe, ARSP 92 (2006), 534 (544 ff.).

[109] Pufendorf, De jure naturae (Fn. 77), III.5.3, S. 263:“然而，两者都不拥有权利，因为他们各自的能力不会影响另一方。（Neuter tamen jus habuit, quod illa utriusque facultas alterum non afficit.）”

[110] Pufendorf, De jure naturae (Fn. 77), III.5.3, S. 263.

[111] Pufendorf, De jure naturae (Fn. 77), I.6.3, S. 71:“法律意味着锁链，使自然自由受到限制。（Lex … vinculum … notat, quo libertas naturalis constringitur.）”

[112] Hobbes, Leviathan (Fn. 28), Kap. 14, S. 91; 就此已见前文一.1，以及脚注30。

[113] 例如，这源于普芬道夫, De jure naturae (Fn. 77), I.6.1–9; S. 70 ff.; 深入的论述参见Denzer, Moralphilosophie und Naturrecht (Fn. 13), S. 132 ff.

[114] 这与通常对霍布斯的“国家主义”的解释恰恰相反，该解释主要关注的是国家“利维坦”绝对的、不可逆转的权力。

[﹡] 译者注：“霍菲尔德式谬论”其实是沿用肯尼迪（注释58：Kennedy 1997, S. 276）所使用的术语“hohfeldian error”，具有歧义。这一术语并非指霍菲尔德本人的错误结论，而是指霍菲尔德所揭示并批判的“从单纯的自由推导出（不被阻止行使这一自由的）权利”的错误思想。奥尔教授之后已避免使用这一歧义概念。Vgl. Marietta Auer, Der privatrechtliche Diskurs der Moderne,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4, S. 57f, Fn. 56.

[115] 霍布斯在《利维坦》第13章第89页中对自然状态作了著名的描述：“孤独，贫穷，龌龊，野蛮与短暂”；关于“利维坦”的状态，同上，第17章第120页。相似的，关于普芬道夫，见Denzer, Moralphilosophie und Naturrecht (Fn. 13), S. 31.

[116]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1781/1787, B XVff.; AA Bd.III, S. 11 ff.; 就此例如Höffe, Immanuel Kant, 4.Aufl. 1996, S. 30 ff., 44 ff. 康德的著作在下文中按照第一版与第二版的页码（分别为“A”或“B”引用），此外，还按照普鲁士科学院自1902年以来出版的学院文本版（“AA”）引用。

[117] Kant,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1785/1786, BA 1 ff., 52 ff.; AA Bd.IV, S. 393 ff., 421 ff.; 就此仅见Höffe, Immanuel Kant (Fn. 116), S. 170 ff.

[﹡] 译者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法权论（Rechtslehre）的形而上学初始依据”，第二部分是“德性论（Tugendlehre）的形而上学初始依据”。参见[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注释本）》，张荣、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汉语法学界更熟知的是第一部分，参见[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林荣远校，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Rechtslehre直译为“权利学说”，本译文沿用已有的“法权论”通译。

[118] 例如，康德本人在1786年对胡夫兰（Hufeland）的《关于自然法原则的尝试》一文中的评论中，载于: AA Bd.VIII, S. 125 ff.; zum Niedergang des Naturrechts seit Kant Wieacker, Privatrechtsgeschichte (Fn. 96), S. 351 f.; Welzel, Naturrecht und materiale Gerechtigkeit (Fn. 13), S. 162 ff.

[119] 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 Rechtslehre, 1797/1798, AB 33; AA Bd.VI, S. 230.

[120] 康德的法哲学在出版时曾引起争议，但最近已得到明确的重新评价。就基本性的解释，见Kersting, Wohlgeordnete Freiheit, 3.Aufl. 2007, S. 19 ff.; 进一步的文献，例如Unruh, Die Herrschaft der Vernunft, 1993, S. 14 f.; Küsters, Kants Rechtsphilosophie, 1988, S. 1 ff., 14 ff.; Ludwig, Kants Rechtslehre, 1988; Rosen, Kant’s Theory of Justice, 1993; Guyer, Kant on Freedom, Law, and Happiness, 2000; Flikschuh, Kant and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2000.

[121] 中肯的是Blühdorn, „Kantianer“ und Kant. Die Wende von der Rechtsmetaphysik zur „Wissenschaft“ vom positiven Recht, in: Kant-Studien 64 (1973), 363 (365 ff.). 众所周知，康德本人多年来一直以阿亨沃尔/普特的教科书《自然法要素》（Elementa iuris naturae，1750 年）为基础举办自然法讲座。自新康德主义以来，这种联系导致了对法学理论批判性的怀疑；例如，Ritter, Der Rechtsgedanke Kants nach den frühen Quellen, 1971, S. 14 ff., 339 ff., 与之相对，Busch, Die Entstehung der kritischen Rechtsphilosophie Kants 1762–1780, 1979, S. 70 ff.是正确的; Kaulbach, Studien zur späten Rechtsphilosophie Kants, 1982, S. 9 ff., 35 ff.; Unruh, Die Herrschaft der Vernunft (Fn. 120), S. 42 ff.

[122] 这一结论源自于叔本华，参见Schopenhauer, 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1819/1844, 1. Band, 4. Buch, § 62; 就此见Ludwig, Kants Rechtslehre (Fn. 120), S. 39 ff.; Petersen, Kants „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Rechtslehre“ – kritisches Spätwerk oder „Erzeugnis eines gewöhnlichen Erdensohnes“?, in: Heldrich u.a. (Hrsg.), Festschrift für Claus-Wilhelm Canaris, Bd. 2, 2007, S. 1243. 这里讨论的两位作者都曾受到一位当代著名学者的严厉批评，这或许是一种讽刺。关于普芬道夫和莱布尼茨，见上文脚注76。

[123] 就此见Ludwig, Kants Rechtslehre (Fn. 120), S. 49, 79 ff.

[124] 参见Thomasius, Fundamenta iuris naturae et gentium, 4.Aufl. 1718, I.4.61 ff., I.5.17 ff., S. 135 f., 149; zu Pufendorf vorstehend bei Fn. 98.

[125] 相似的，Kersting, Wohlgeordnete Freiheit (Fn. 120), S. 91 ff.

[126] 例如，理性与感性，自由与自然，本体与现象，内在与外在，先验与后验，分析与综合。关于康德哲学的这一特征，见Habermas, 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 1988, S. 30 ff.

[127]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Fn. 116), B XXVIIff.; AA Bd.III, S. 17 f.; ders.,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1788, A 4 ff.; AA Bd.V, S. 3 ff.; ders.,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Fn. 117), BA IV; AA Bd.IV, S. 387; 就此参见Allison, Kant on Freedom of the Will, in: Guyer (Hrsg.),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nt and Modern Philosophy, 2006, S. 381 ff.

[128] 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 Rechtslehre (Fn. 119), AB 6 f., 14 ff., 36; AA Bd.VI S. 214, 218 ff., 232; ders., Metaphysik der Sitten, Tugendlehre, 1797/1797, A 1, 7 ff.; AA Bd.VI S. 379, 382 f.

[*] 译者注：经询问作者，此处的“Anspruch”并非指《德国民法典》第194条意义上的“（请求他人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请求权”，而是康德哲学中的术语，意为“主张（Behauptung，Postulat）。

[129] 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 Rechtslehre (Fn. 119), AB 24, 44, 58; AA Bd.VI S. 224, 237, 246. 这一主张也可以解释康德为什么对实证法学不感兴趣，对于后者其只有嘲笑；同前AB 32; AA Bd.VI S. 230: “ 仅仅是经验主义的法权论是……一个头颅，它可能是美丽的，但多么可惜！它没有大脑”。

[130] 这种三分法的基础性文献，见Kersting, Wohlgeordnete Freiheit (Fn. 120), S. 79 ff., 177 ff., 253 ff.

[131] 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 Rechtslehre (Fn. 119), AB 14 f.; AA Bd.VI S. 219 (此处及下文中的着重号始终与原文相同).

[132] 康德已经如此,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Fn. 117), BA 8 ff., AA Bd.IV, S. 397 ff.

[133] 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 Rechtslehre (Fn. 119), AB 6; AA Bd.VI S. 214.

[134] 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 Rechtslehre (Fn. 119), AB 31; AA Bd.VI S. 229.

[135] 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 Tugendlehre (Fn. 128), A 9, AA Bd.VI S. 383.

[136] 康德首先以出自于道德的例子证明了此点，参见Kant,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Fn. 117), BA 9 ff., AA Bd.IV, S. 397 ff.

[137] 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 Rechtslehre (Fn. 119), AB 32 f.; AA Bd.VI S. 230.

[138] 就此例如见Kersting, Wohlgeordnete Freiheit (Fn. 120), S. 79 ff.; Rosen, Kant’s Theory of Justice (Fn. 120), S. 7 ff.

[139] 因此，与Ludwig, Kants Rechtslehre (Fn. 120), S. 86 ff.以及H.L.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2.Aufl. 1994, S. 172 f.,相反，内在性与外在性之间的分界线并不要求内在的——例如犯罪的——意图或动机在法律上的无关性，因为这些意图或动机也可以成为外部世界的原因。例如Rosen, Kant’s Theory of Justice (Fn. 120), S. 84 ff. 未考虑这一划分的其他方面，此外v.d. Pfordten, Rechtsethik, 2001, S. 365 ff.

[140] 因此，与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一样，康德将权利概念建立在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的区别之上。参见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 Rechtslehre (Fn. 119), AB 36 ff.; AA Bd.VI S. 232 ff.; dazu etwa Rosen, Kant’s Theory of Justice (Fn. 120), S. 89 ff., 103 ff.; Welzel, Naturrecht und materiale Gerechtigkeit (Fn. 13), S. 166.

[141] 直观的，Kersting, Wohlgeordnete Freiheit (Fn. 120), S. 79 ff.

[142] Thomasius, Fundamenta iuris naturae et gentium (Fn. 124), I.5.21, S.149: “与权利对应的义务总是外部的，它担心他人的强制（obligatio juri correspondens semper externa est, metuens coactionem aliorum hominum.）”。就此以及与康德之间的关系，正确的是Welzel, Naturrecht und materiale Gerechtigkeit(Fn. 13), S. 164 ff.

[143] 强制只是“自由的障碍或者阻力”；例如见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 Rechtslehre (Fn. 119), AB 35; AA Bd. VI S. 231;就此见Keil, Die Rechtsidee bei Kant, in: Bung u.a. (Hrsg.), Normativität und Rechtskritik,2007, 45 (51 ff.).

[144] 就此见Keil, Kants Demokratieverständnis und Ausländerwahlrechte heute,2006, S. 137;此外见Auer, Materialisierung, Flexibilisierung, Richterfreiheit, 2005,S. 147 mit Fn. 9, S. 168 mit Fn. 95.

[145] 就此，有说服力的，见Wieacker, Recht und Sittlichkeit, Zeitwende 40 (1969), 244(252); Keil (脚注144), S. 137.

[146] 康德认为，遵守法律是一种德性义务。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 Rechtslehre (Fn. 119), AB 16; AA Bd. VI S. 219 ff. 就此仅见Kersting, WohlgeordneteFreiheit (Fn. 120), S. 139 ff.

[147] 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 Rechtslehre (Fn. 119), AB 33; AA Bd. VI S. 230.

[148] 关于此种差别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 Rechtslehre (Fn. 119),AB 5 f.; AA Bd. VI S. 213 f.

[149] 就此例如Flikschuh, Kant and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S. 85 ff.; Rosen,Kant’s Theory of Justice, S. 44 ff.; Hruschka, JZ 2004, 1085 ff.

[150] 正确的是Kersting, Wohlgeordnete Freiheit (Fn. 120), S. 84 f.; ders., Sittengesetzund Rechtsgesetz, in: Brandt (Hrsg.), Rechtsphilosophie der Aufklärung, 1982,S. 148 (167); Flikschuh, Kant and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Fn. 120), S. 91 ff.; differenzierend Höffe, Der kategorische Rechtsimperativ, in: ders. (Hrsg.), Immanuel Kant,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Rechtslehre, 1999, S. 41 (52); ders., Kategorische Rechtsprinzipien, 1990, S. 51 ff.; ders., Kants Begründung des Rechtszwangs und der Kriminalstrafe, in: Brandt (Hrsg.), Rechtsphilosophie der Aufklärung, 1982, S. 335(342 ff.).

[151] 自康德以来，从义务体系向权利体系的“范式转换”这一论题的支持者通常均缺乏这一理由，例如Ikadatsu, Paradigmawechsel(Fn. 10), S. 76 ff.; Unberath, in: Festschrift Hruschka (Fn. 10), S. 719 ff. sowiedems., Die Vertragsverletzung (Fn. 10), S. 32 ff.

[152] Hruschka, JZ 2004, 1085; Ikadatsu, Paradigmawechsel (Fn. 10), S. 76 ff.

[153] 因此，Kersting, Kant über Recht, 2004, S. 199 ff.正确地将康德的法权论置于18世纪自然法学说的背景中，即从格劳秀斯到托马修斯的背景中。

[154] 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 Rechtslehre (Fn. 119), AB 43 f. 以及AB 155; AABd. VI S. 236 f., 306; 就此详见Kersting, Wohlgeordnete Freiheit (Fn. 120),S. 167 ff.; Pippin, Dividing and Deriving in Kant’s Rechtslehre, in: Höffe (Hrsg.), Immanuel Kant, 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Rechtslehre, 1999, S. 63 (66 ff.).

[155] 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 Rechtslehre (Fn. 119), AB 52; AA Bd. VI S. 242;就此见Buchda, Das Privatrecht Immanuel Kants, 1929, S. 9, 14 ff.; 近代例如Unruh, Die Herrschaft der Vernunft (Fn. 120), S. 100 f.康德不是将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对立，而是与国家状态对立，因此已经将自然状态视为前社会状态。这就导致通过简单的政治契约，而不是像普芬道夫那样通过双重契约，或者像霍布斯和卢梭那样通过包罗万象的社会契约来构建国家的基础。就此见Kersting, Wohlgeordnete Freiheit (Fn. 120), S. 269 ff.; Unruh, Die Herrschaft der Vernunft (Fn. 120), S. 110 ff.

[156] 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 Rechtslehre (Fn. 119), AB 73, A 157, B 156 f.; AABd. VI S. 256, 307.

[157] 关于霍布斯，见上文一、1以及脚注30；关于洛克，例如见Kersting, Wohlgeordnete Freiheit (Fn. 120), S. 254 ff.

[158] 关于康德的这一成就，参见Kersting, Wohlgeordnete Freiheit (Fn. 120),S. 253 ff.; Hruschka, JZ 2004, 1085 ff.

[159] 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 Rechtslehre (Fn. 119), AB 44 f.; AA Bd. VI S. 237.

[160] 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 Rechtslehre (Fn. 119), AB 45 ff.; AA Bd. VIS. 237 f.

[161] 首先是第一章，物权法（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 Rechtslehre (fn. 119), AB 80 ff.; AA vol. VI p. 260 ff.）。因为康德将整个“外在的我的和你的”均称为“占有”，显然可以将康德的论述主要理解为对洛克的劳动所有权的讨论；参见Locke,Two Treatises (Fn. 36), II.3, S. 285 ff.).但是，这并未触及问题的核心：康德更关注的是根据所有权模式将所有主观法（权利）表述为相互排斥的绝对权限领域。在这个意义上，例如Friedrich, Eigentum und Staatsbegründung in Kants „Metaphysik der Sitten“, 2004, S. 90.

[162] 此处无法详细介绍这一推导。康德认为，所谓法律上或只能用智力理解的“作为本体概念的占有”（possessionio noumenon），即对并非由权利人持续在物理上占有的物的合理权利，是一项先验的综合性法律规则，因为这种占有的可能性不能从单纯的标的持有中分析出来。因此，法律上的占有产生于实践理性的假设，即“对他人如此行事的方式，即外在的（可用的）他人的东西也可以成为自己的东西的方式，是一项法律义务。”从外部的“我的”与“你的”的法律必然性出发，其可能性以及“作为本体概念的占有”的必然性都是条件。参见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 Rechtslehre(Fn. 119), AB 59 ff.; AA Bd. VI S. 247 ff.; 就此Buchda, Das Privatrecht ImmanuelKants (Fn. 155), S. 28 ff.; Kersting, Wohlgeordnete Freiheit (Fn. 120), S. 196 ff.; ders., Politics,freedom, and order, in: Guyer (Hrsg.),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nt, 1992,S. 342 (348 ff.); Friedrich, Eigentum und Staatsbegründung (Fn. 161), S. 95 ff.; Flikschuh,Kant and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Fn. 120), S. 113 ff.; Ludwig, Kants Rechtslehre(Fn. 120), S. 110 ff.

[163] 概要见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 Rechtslehre (Fn. 119), AB 79; AA Bd. VI S. 259 f.; sodann ebd., AB 105 f., AA Bd. VI S. 276;关于康德的认识论范畴，见Buchda, Das Privatrecht Immanuel Kants (Fn. 155),S. 20 ff.

[164] 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 Rechtslehre (Fn. 119), B 163; AA Bd. VI S. 358;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Ludwig, Kants Rechtslehre (Fn. 120), S. 148:“异星（Stella Mirabilis）”.

[﹡] 译者注：指婚姻的权利（夫与妻）、父母的权利（父母与子女）、家庭成员的权利（主人与仆人）。

[165] 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 Rechtslehre (Fn. 119), B 163 f.; AA Bd. VI S. 358 f. Ikadatsu, Paradigmawechsel (Fn. 10), S. 93 ff.强调了物权性对人权作为家庭法中意志理论的基础的体系重要性；相反，正确有所保留的是Kersting, Wohlgeordnete Freiheit (Fn. 120),S. 240 ff.; Ludwig, Kants Rechtslehre (Fn. 120), S. 137 ff., Buchda, Das Privatrecht ImmanuelKants (Fn. 155), S. 56 ff.也参见下文三、4，脚注201。

[166] 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 Rechtslehre (Fn. 119), AB 74 ff.; AA Bd. VI S. 256 f.：临时外部的我的与你的。

[167] 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 Rechtslehre (Fn. 119), AB 73; AA Bd. VI S. 256. 此处明显受到卢梭的影响；参见Rousseau, Du contrat social, 1762, Kap. 6.

[168] 一语中的的，Hruschka, JZ 2004, 1085 f.

[169] 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 Rechtslehre (Fn. 119), A 157, B 156; AA Bd. VIS. 307.

[170] 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 Rechtslehre (Fn. 119), AB 156; AA Bd. VI S. 306.

[171] 关于市民状态的基本原则——自由、平等、独立——在此处已经可见：Kant, Über den Gemeinspruch, 1793, A 235; AA Bd. VIII, S. 290. 总体而言，文献中的主流观点可能是康德的法律哲学和国家哲学与温和的福利国家概念相容，尽管后者不能从康德的权利概念中引申为法律原则；例如，Gutmann, ZRG Germ. Abt. 122 (2005), 150 (166 f., 194); Kersting, WohlgeordneteFreiheit (Fn. 120), S. 50 ff.; 293 ff.; Unruh, Die Herrschaft der Vernunft (Fn. 120),S. 184 ff.; Höffe, in: Brandt (Hrsg.), Rechtsphilosophie der Aufklärung (Fn. 150),S. 348 f.; weitergehend Rosen, Kant’s Theory of Justice (Fn. 120), S. 173 ff.

[172] 就此仅见Hruschka, JZ 2004, 1085 f.; Gutmann, ZRG Germ. Abt. 122 (2005),150 (164 ff.); ders., in: Schroth u.a. (Hrsg.), Patientenautonomie (Fn. 11), S. 216 ff.

[173] Kant, Über den Gemeinspruch (Fn. 171), A 236; AA Bd. VIII S. 290 f.:“父权政府（imperium paternale）是可以想象的最大的专制主义。”就此仅见Kersting, Der Kontraktualismus im deutschen Naturrecht, in: Dann/Klippel(Hrsg.), Naturrecht – Spätaufklärung – Revolution, 1995, S. 90 (100); Gutmann, ZRG Germ. Abt. 122 (2005), 150 (164 ff.); ders., in: Schroth u.a. (Hrsg.), Patientenautonomie (Fn. 11), S. 215 ff.

[174] 关于结果主义的概念的基础文献，Anscombe, Moderne Moralphilosophie, in: Grewendorf/Meggle (Hrsg.), Seminar: Sprache und Ethik, 1975, S. 217(232);关于结果主义与权利概念的不相容性，已可见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Fn. 11), S. 22 ff.;此外，Gutmann, in: Schroth u.a. (Hrsg.), Patientenautonomie (Fn. 11), S. 202 ff., 215 ff.; ders., Iustitia contrahentium (Fn. 11), unter 2.1.3–4.

[175] Sidgwick, The Methods of Ethics, 7. Aufl. 1907, S. 411 ff.; 继此之后例如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Fn. 11), S. 22.

[176] 在该意义上，例如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Fn. 41), S. 186 ff.; Gutmann,in: Schroth u.a. (Hrsg.), Patientenautonomie (Fn. 11), S. 203.

[177] 正确的见Gutmann, in: Schroth u.a. (Hrsg.), Patientenautonomie (Fn. 11), S. 220;与此相似，Canaris, Die Bedeutung der iustitia distributiva (Fn. 50), S. 44; 相反，“道德目的论”的解释过于狭隘，据此，康德的权利概念不是用来界定恣意领域，而是为“道德上负责任的行为”开辟自由空间。例如Radbruch, Rechtsphilosophie, 3. Aufl. 1932,S. 42 ff.;批判者，见Kersting, Wohlgeordnete Freiheit (Fn. 120), S. 114 ff.; Gutmann, Iustitia contrahentium (Fn. 11), unter 2.1.1.

[178] Gutmann, in: Schroth u.a. (Hrsg.), Patientenautonomie (Fn. 11), S. 203, ders.,Iustitia contrahentium (Fn. 11), unter 2.1.3.

[179] 就此正确的，见Hruschka, JZ 2004, 1085 ff.

[180] 正确的是Hruschka, JZ 2004, 1085 f.; Römpp,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Freiheit, 2006, S. 47.

[181] 关于霍布斯，见上文一、1以及脚注30；关于普芬道夫，上文二、3以及脚注113。

[182] 这一结果直接源于康德的权利概念；Kant,Metaphysik der Sitten, Rechtslehre (Fn. 119), AB 33; AA Bd. VI S. 230.

[183] 尤其是Ikadatsu, Paradigmawechsel (Fn. 10), S. 84 f.

[184] 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 Rechtslehre (Fn. 119), AB 32; AA Bd. VI S. 230.

[185] 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 Rechtslehre (Fn. 119), AB 23 f.; AA Bd. VI S. 224;正确批判的例如Wood, Kant’s Doctrine of Right, in: Höffe (Hrsg.), Immanuel Kant, 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Rechtslehre, 1999, S. 19 (32).

[186] 正确的是，Kersting, Wohlgeordnete Freiheit (Fn. 120), S. 81 ff.; ders., in: Guyer(Hrsg.),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nt (Fn. 162), S. 345 ff.;与此相似，Ebbinghaus, Deutung und Missdeutung des kategorischen Imperativs, in: Oberer/Geismann(Hrsg.),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1, 1986, S. 279 ff.; Auer, Materialisierung (Fn. 144),S. 23 f. mit Fn. 42.

[﹡] 译者注：此处将Privileg的复数形式Privilegien翻译成“特殊待遇”，而非霍菲尔德术语中的“特权（自由、无义务）。”无论是在英德汉语中，“特权”的日常含义就是“特殊待遇”，难以直接联想到“无义务”。

[187] Kersting, Wohlgeordnete Freiheit (Fn. 120), S. 89.

[188] 对于私法社会的概念，前文脚注51有进一步的论证。

[189] 这是当前私法理论或合同理论讨论的最多的基本问题之一；例如参见Canaris, AcP 200 (2000), 273 (278 ff.,295 ff.); ders., Die Bedeutung der iustitia distributiva (Fn. 50), S. 47 ff.; Auer, Materialisierung(Fn. 144), S. 22 ff., insbes. 28 ff.;英美文献例如Kennedy,Distributive and Paternalist Motives in Contract and Tort Law, 41 Md. L.Rev. 563 ff. (1982).

[190] 已经如此者，例如BVerfGE 81, 242, 254 f.（商事代理人）；89, 214, 232 ff.（保证）；就此例如Canaris, AcP 200 (2000), 273 (286, 296); 批判者，Auer, Materialisierung(Fn. 144), S. 29 f.

[191] 关于其与康德的权利概念的兼容性，前文脚注171；关于“社会”与“自由”价值的不可分割性，Auer, Materialisierung(Fn. 144), S. 28 ff。

[192] 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 Rechtslehre (Fn. 119), AB 139, 154 ff.; AA Bd. VIS. 296 f., 306; 就此见前文三、2以及脚注170。

[193] 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 Rechtslehre (Fn. 119), AB 149 f., 154 ff.; AA Bd. VIS. 302 f., 306 f.

[194] 相反，Radbruch, Rechtsphilosophie (Fn. 177), S. 30; 也加以批判者，Auer, Materialisierung(Fn. 144), S. 38 f.;相反，赞成平等地对待两种正义形式者，Canaris, Die Bedeutung der iustitia distributiva (Fn. 50), S. 27 f.

[195] 这可能是霍菲尔德分析的最重要的结果；参见Singer,1982 Wis. L. Rev. 975 (1050 f.).

[196] 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 Rechtslehre (Fn. 119), AB 22, 58; AA Bd. VI S. 223,247;就此见Brandt, Das Erlaubnisgesetz, in: ders. (Hrsg.), Rechtsphilosophie der Aufklärung,1982, S. 233 (241 ff.).关于自由与许可之间的对等性，见Alexy, Theorieder Grundrechte (Fn. 2), S. 205以及前文一、3与脚注69。

[197] 有说服力的， 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 Rechtslehre (Fn. 119), AB 43; AABd. VI S. 236;关于康德对自由冲突的不可避免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建立国家的义务的洞见，见Pippin, in: Höffe(Hrsg.), Immanuel Kant, 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Rechtslehre (Fn. 154),S. 67.

[198] 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 Rechtslehre (Fn. 119), AB 43 f., A 157, B 156 f.; AABd. VI S. 237, 307.

[199] 从历史视角的文献，参见Gutmann, ZRG Germ. Abt. 122 (2005), 150(165 ff.)。

[200] 例如，Björne, Deutsche Rechtssysteme (Fn. 45), S. 118, 126 f.; Gutmann, ZRG Germ. Abt. 122 (2005), 150 (165 ff.);不同的是Rückert, Kant-Rezeption in juristischerund politischer Theorie (Naturrecht, Rechtsphilosophie, Staatslehre, Politik)des 19. Jahrhunderts, in: Thompson (Hrsg.), John Locke und/and Immanuel Kant, 1991,S. 144 (153, 161 ff., 180 ff., 203 ff.); ders., Idealismus, Jurisprudenz und Politik bei FriedrichCarl von Savigny, 1984, S. 287 ff., 364 ff.; Nörr, Eher Hegel als Kant. Zum Privatrechtsverständnisim 19. Jahrhundert, 1991, S. 18 ff.相反，强调康德对萨维尼的影响的是Ikadatsu, Paradigmawechsel (Fn. 10), S. 105 ff.; Schmidlin, in: Zimmermann(Hrsg.), Rechtsgeschichte und Privatrechtsdogmatik (Fn. 86), S. 199; Kiefner, Der Einfluß Kants auf Theorie und Praxis des Zivilrechts im 19. Jahrhundert, in: Blühdorn/Ritter (Hrsg.), Philosophie und Rechtswissenschaft, 1969, S. 3 ff.

[201] 对于这一体系问题的总结，Björne, Deutsche Rechtssysteme(Fn. 45), S. 106 ff.; 274 ff.

[202] 前文一、2，脚注45。

[203] 正确的是Björne, Deutsche Rechtssysteme (Fn. 45), S. 118, 126 f.; 详细阐述私法与公法的区别的，也见Rückert, Idealismus(Fn. 200), S. 358 ff.; HKK-Rückert, 2003, vor § 1 Rz. 72 ff.

[204] 就此见前文脚注96。

[205] 例如Gutmann, ZRG Germ. Abt. 122 (2005), 150 (192).

[206] 就此见Wieacker, Das Sozialmodell der klassischen Privatrechtsgesetzbücher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1953, S. 4 ff.;较近的文献，Zöllner, Privatrechtsgesellschaft (Fn. 51), S. 20 ff.; ders., Privatautonomie und Arbeitsverhältnis, AcP 176 (1976), 221 (222 f.);不同的是HKK-Rückert, vor § 1 Rz. 93 ff.; Canaris, AcP 200 (2000), 275 ff.; ders., Die Bedeutung der iustitia distributiva (Fn. 50), S. 44 ff.,75 ff.; ders., in: Festschrift Lerche (Fn. 51), S. 873 ff.; 进一步的证明见前文边码51。

[207] 关于自19世纪以来私法思想所依据的价值的他治性，参见Wieacker, Sozialmodell (Fn. 206), S. 14 ff.;较近的文献，例如HKK-Rückert, vor § 1 Rz. 78; Hofer, Freiheit ohne Grenzen?,2001, S. 2 ff., 47 f., 73, 154, 184 f., 275 ff.; Auer, Materialisierung (Fn. 144), S. 10 ff.

[208] 前文一、3，脚注62。

[209] 关于现代社会理论的这一基本问题，参见Habermas, 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 (Fn. 126), S. 26 ff.; Nassehi, Der soziolog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 2006, S. 30 ff.

[210] Habermas, 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 (Fn. 126), S. 30 f.（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明）。

[211] 就此见Blühdorn, in: Kant-Studien 64 (1973), S. 363, 367 ff.

[212] 而不是所有的Kennedy, 41 Md. L. Rev. 563, 620 ff. (1982); 就此也见 Auer, Materialisierung(Fn. 144), S. 22 ff.

[213] 就此见Blühdorn, in: Kant-Studien 64 (1973), S. 363, 367 ff. Kersting, Wohlgeordnete Freiheit (Fn. 120), S. 14.关于法律实证主义在自然法中的根源，参见Auer, Normativer Positivismus – Positivistisches Naturrecht, in: Heldrich u.a. (Hrsg.), Festschrift für Claus-Wilhelm Canaris, Bd. 2, 2007, S. 931 (955 ff.)。